深秋的风裹着路边烤红薯的香气掠过巷口，李海涛缩了缩脖子，手无意识地插进外套口袋，指尖先碰到一张硬邦邦的纸——那是市人民医院的缴费单，红色的“欠费通知”四个字像烧红的针，扎得他指腹发疼。接着是父亲的药盒，塑料壳上还留着清晨父亲摸过的温度，盒身印着“肾衰宁胶囊”的字样，每粒都像颗沉甸甸的砝码，压得他胸口发闷。最后，他的手指碰到了那张折了三折的离婚协议，妻子陈秀梅的字迹还是那么工整，像她从前给学生批作业时的样子，可上面的“自愿离婚”四个字，却像一把刀，把他们十年的婚姻割得鲜血淋漓。
他站在电线杆下，盯着那张被风吹得哗哗响的小广告。广告纸是粉红色的，印着黑体字：“快速借款，无抵押，当天到账，手续简单”，下面留着一串手机号，数字被记号笔描过，显得格外刺眼。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路过这里了，前两次他都加快了脚步，可今天，他停了下来。风掀起他的衣角，吹得广告纸拍在电线杆上，发出“啪”的一声，像在催他做决定。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医院的催款短信：“李建国先生的住院费已欠3200元，请于三日内缴纳，否则将停止透析治疗。”他盯着短信，喉咙里像塞了块干馒头，咽不下去。父亲患尿毒症已经三年了，每周三次透析，加上各种药费，每个月要花掉四千多。而他所在的红星机械厂上个月刚降了薪，现在每个月只能拿到三千五百块，除去房租一千二，水电费三百，剩下的两千块连父亲的药费都不够。妻子陈秀梅是小学老师，工资比他高些，但自从父亲生病后，家里的气氛就像浸了水的棉花，越来越沉。上周，她终于提出了离婚，说：“海涛，我不想再过这种看不到头的日子了，我累了。”她把离婚协议放在餐桌上，转身走进卧室，关门时的声音，像一根针，扎进他的心里。
他抬头看了看天，天上飘着几朵乌云，像要下雨的样子。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钱，只有三百块，是昨天刚发的工资，不够交房租，不够买父亲的药，更不够交医院的欠费。他想起昨天晚上父亲躺在病床上，抓住他的手说：“海涛，要是实在不行，就别治了，我不想拖累你。”父亲的手很凉，像块冰，他赶紧说：“爸，你别瞎说，我明天就去凑钱，一定让你继续透析。”可现在，他去哪里凑钱？亲戚朋友都借遍了，上次向表叔借钱时，表婶翻着白眼说：“你们家这无底洞，谁能填得起？”
风又吹过来，广告纸拍在他脸上，他赶紧抓住，指尖碰到广告纸上的手机号，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在工厂宿舍，同事老张说：“实在不行，你试试高利贷？我有个朋友以前借过，当天就拿到钱了。”他当时骂了老张一句：“你疯了？高利贷是能碰的？”可现在，他却盯着那串手机号，心跳得越来越快。
他掏出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时间：下午五点半。他犹豫了很久，手指在手机号上划来划去，终于咬咬牙，拨了出去。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对方的声音像砂纸擦过玻璃：“喂，要借钱？”他喉咙发干，说：“是，我要借十万。”对方停顿了一下，说：“地址是福兴里3栋201，过来吧，带身份证。”说完就挂了电话。
他站在原地，盯着手机屏幕，觉得手里的手机像块烧红的炭。福兴里是老城区的破巷子，他以前送快递的时候去过，里面都是些租给外来务工人员的老房子，环境很差。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又摸了摸父亲的药盒，终于迈开了脚步。
他坐了两趟公交，转了一次地铁，才到福兴里。巷子口的路灯坏了，只能靠远处的商店灯光照亮。他沿着巷子走，两边的房子都是破破烂烂的，墙面上画满了涂鸦，有的窗户没有玻璃，用塑料布蒙着，风一吹，塑料布发出“哗啦”的声音。走到3栋楼下，他抬头看了看，楼梯间的灯也坏了，黑洞洞的像个怪兽的嘴。他咽了咽口水，摸着墙往上走，楼梯上有很多杂物，绊了他一下，差点摔倒。
走到201门口，他敲了敲门。门里传来“吱呀”一声，接着是脚步声，然后门开了。一股浓烈的烟味扑面而来，呛得他咳嗽了一声。开门的是个光头男人，头上有个疤，穿件黑色T恤，露出胳膊上的蛇纹身。他盯着李海涛，眼睛里带着审视的意味，说：“进来。”
房间里很暗，只有一盏台灯亮着，灯光昏黄，照得墙上的影子歪歪扭扭的。沙发是旧的，皮都掉了，露出里面的海绵，光头男人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刀身有划痕，放在茶几上。茶几上还有个茶杯，里面的茶凉了，浮着一层茶渍。
“坐。”光头男人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声音像闷雷。李海涛坐下来，感觉椅子的弹簧在硌他的屁股。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递给光头男人。光头男人接过，看了看，说：“李海涛，35岁，红星机械厂工人？”李海涛点点头，说：“是。”光头男人笑了一声，说：“工厂效益不好吧？不然也不会来借高利贷。”李海涛没说话，手指绞着衣角。
光头男人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欠条，放在茶几上，说：“借十万，月息3%，借期六个月，到期不还，每日加收5%的违约金。”李海涛拿起欠条，纸是皱的，用圆珠笔写的，字迹很潦草，上面还有咖啡渍。他盯着“月息3%”几个字，心里算了算，每个月要还三千利息，六个月就是一万八，加上本金十万，总共要还十一万八。他的手在抖，说：“利息能不能少点？”光头男人拿起刀，在手里转了转，刀身反射着灯光，让李海涛的眼睛刺痛。他说：“嫌多？那你别借啊，有的是人等着借。”
李海涛想起父亲的透析费，想起医院的催款短信，想起妻子的离婚协议。他咬了咬牙，说：“我借。”光头男人笑了，把刀放下，说：“签个字吧。”李海涛接过笔，笔帽都没拧开，他赶紧拧开，手在抖，笔尖在欠条上戳了个洞。光头男人嗤笑一声，说：“怕什么？又不是让你卖肾。”李海涛深吸一口气，在欠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字迹歪歪扭扭的，像他现在的人生。
光头男人接过欠条，看了看，说：“钱在抽屉里，自己拿。”李海涛站起来，走到抽屉前，拉开，里面有一沓百元大钞，用橡皮筋扎着。他伸手去拿，手指碰到钱，感觉钱上有股汗味，应该是光头男人刚数过的。他把钱揣在怀里，贴在胸口，感觉心跳得很快，像怀里揣了一颗定时炸弹。
“记住，下个月今天，带利息来。”光头男人坐在沙发上，摸出一根烟，点燃，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睛像蛇一样盯着李海涛，“要是到期不还，后果自负。”李海涛点点头，转身走向门口。他推开门，阳光一下子刺进来，他眯起眼睛，用手挡住，眼泪都出来了。外面的天很蓝，可他觉得眼前灰蒙蒙的。
他沿着巷子往回走，怀里的钱哗哗响，他赶紧按住。风又吹过来，吹得他的衣角翻飞，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离婚协议，想起妻子昨天晚上说的话：“海涛，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我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他们的儿子浩浩今年七岁，在上小学二年级，妻子说要带浩浩去娘家那边上学，那边的学校好。他想起浩浩上次说：“爸爸，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有新书包？”他当时说：“等爸爸发了工资，就给你买。”可现在，他连浩浩的新书包都买不起。
走到巷口，他买了个烤红薯，是父亲爱吃的。烤红薯的香味飘过来，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工厂加班，晚上回来的时候，会买个烤红薯给他吃，说：“海涛，等爸爸赚了钱，给你买个大自行车。”可现在，父亲躺在病床上，连烤红薯都要他喂。
他提着烤红薯，往医院走。医院的走廊里飘着消毒水的味道，他走到父亲的病房门口，透过玻璃，看见父亲靠在床头，手里拿着他的照片。那是他去年生日的时候拍的，照片里他穿着工厂的制服，笑得很傻，父亲说：“海涛，你小时候比现在胖。”他推开门，父亲抬头看见他，笑着说：“回来了？”他把烤红薯递过去，说：“爸，吃点这个。”父亲接过，咬了一口，说：“甜，好吃。”他坐在床边，看着父亲的脸，皱纹越来越多，头发越来越白，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钱凑到了？”父亲突然问。他愣了一下，说：“嗯，工厂发了奖金。”父亲笑了，说：“那就好，我就知道你有办法。”他转过脸去，不让父亲看到他的眼泪。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父亲的脸上，父亲的眼睛里闪着光，像小时候一样。
晚上，他坐在医院的台阶上，抽烟。烟头的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他想起父亲以前说：“海涛，不要借高利贷，那是饮鸩止渴。”想起父亲以前教他骑自行车，说：“做人要踏实，不要贪快，慢慢来，总会到的。”可现在，他却走了这条路。风又吹过来，他裹紧外套，看着天上的月亮，觉得未来一片黑暗。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妻子的短信：“海涛，我明天带浩浩去娘家，你要是想通了，就签了离婚协议。”他盯着短信，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终于回复：“好。”
他站起来，往病房走。病房里的灯已经关了，父亲睡着了，手里还拿着他的照片。他坐在床边，看着父亲的脸，眼泪掉下来，打在父亲的手上。父亲的手很凉，他赶紧用自己的手捂住，说：“爸，别怕，有我在。”
窗外的月亮很圆，可他觉得心里像缺了一块。他摸了摸怀里的钱，想起光头男人的话，想起医院的催款短信，想起妻子的离婚协议，这些东西像潮水一样涌过来，让他喘不过气。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看星星，说：“海涛，星星再小，也会发光。”可现在，他觉得自己像颗被乌云遮住的星星，再也发不出光了。
凌晨一点，他走出医院。街上很静，只有路灯照着他的影子。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欠条，想起光头男人的冷笑，想起父亲的话，想起妻子的离婚协议，他突然觉得很累，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再也走不动了。他坐在路边的台阶上，看着天上的星星，眼泪掉下来，打在欠条上，把“李海涛”三个字晕开了。
风又吹过来，他裹紧外套，想起明天要做的事：给医院缴费，给父亲买药用，给房东交房租，给浩浩买新书包。他摸了摸怀里的钱，想起光头男人的话：“按时还钱。”他笑了，笑得很苦涩，说：“爸，我没办法。”
天上的星星闪了闪，像在回应他。他站起来，往家走。路上的灯光昏黄，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个巨大的问号，问他：“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不知道，可他知道，他必须走下去，因为他是父亲的儿子，是丈夫，是父亲，他有责任撑起这个家。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他也得走下去。
风里飘来烤红薯的香味，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钱，想起父亲的话：“海涛，慢慢来，总会到的。”他笑了，擦了擦眼泪，往家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