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聊城运河的开凿、维护与社会影响

聊城市地处河漯平原区，为黄河巨大冲积扇的东北斜面，地形平坦，地势从西南向东北缓缓倾斜，境内河流多为西南—东北流向。聊城境内运河开凿和使用历史悠久，隋代开凿的永济渠流经今临清市。元代对运河进行了比较大的改造，特别是开凿了纵贯聊城腹地的会通河，奠定了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元代之后，明、清两代又多次疏浚、改造会通河，使之成为南粮北运以及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一）聊城运河的开凿

隋唐时期是聊城运河开凿与使用的重要历史阶段。隋炀帝大业四年（608），“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1]。其自汲郡至馆陶的河道基本利用了此前曹操开凿的白沟；自馆陶至沧州，则部分利用了汉代所开的屯氏河。这条运河经过的永济（今山东冠县北）、临清（今山东临清市西南）均与聊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

元代定都大都后，“百司庶务之繁，无不仰给于江南”[2]。当时，永济渠北段天津以南的卫河及天津至通州的白河仍可行漕，山东南部至淮北则利用泗水等天然河道。但山东卫河临清以南、济宁以北尚不能通航。为此，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沿山东丘陵西北边缘开凿运河，至二十年（1283）八月完工。这条运河以济州任城（今山东济宁）为中心，向南至鲁桥镇与泗水连通，向北至须城安山镇（今山东梁山县小安山）入济水（大清河），全长150余里，是为济州河。

济州河开通后，自安山至临清仍需由旱站陆运。这段陆路经过茌平一段地势低洼，夏秋霖潦，牛车跋涉其中，艰阻万状，运输十分艰难。为打通济州河以北的漕运路线，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开凿“起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今山东聊城），又西北至于临清”[3]的新运河，直接连通御河（卫河）。当年六月，开河工程正式完工，并引汶河水以济运河水源之不足。元世祖取“会通天下”之义，命名为“会通河”。自此，山东境内运河得以贯通，杨文郁称：“以六月辛亥决汶流以趋之，滔滔汩汩，倾注顺通，如复故道，舟楫连樯而下”[4]，记述了会通河通航后的漕运盛况。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政权后，于永乐四年（1406），“诏建北京宫殿，修城垣”[5]。次年，命工部尚书宋礼总管其事。为解决从江淮地区转运更多粮食及各类物资，以满足京城供应的问题，永乐九年（1411）二月，明成祖命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发山东、直隶、徐州、应天等地民工30万人，重新疏浚会通河。同年六月，会通河工程完工。会通河中段自袁口至寿张沙湾，弃用元代旧河，从袁口经靳口、王仲口、常仲口、安山镇、戴庙，与北段相接，长90里，较元代会通河故道东移50里。会通河北段自寿张，过沙湾、张秋镇，经东昌府（今山东聊城市），至临清入卫运河，沿用元代会通河故道，长200里。为保证运河水源，沿途修建节制闸10余座、进水闸9座、泄水闸10座。

在清代前期、中期，聊城境内运河基本维持明代原有河道。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流，在张秋穿运河，夺大清河河道，由利津入海，运河张秋至临清段水源补给困难。其中张秋至聊城段运河“河身淤狭，已为平地，实不及丈五之沟，渐车之水”[6]。同治十二年（1873），李鸿章遣员履勘黄河故道及运河河道，认为“铜瓦厢决口后，旧河身淤垫过高，岁久干堤无从修治，势难挽复淮徐故道，且于漕运无甚裨益。至借黄济运、筑堤束水工程均无把握，与导卫济运之法同一难行”[7]。黄河仍由山东入海，对运河的侵扰仍未改变。此后，清廷多次疏浚聊城段运河，成效均不明显。光绪二十七年（1901），漕粮改征折色，漕运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运河漕运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二）聊城运河的维护

流经聊城市的会通河是人工开凿的河道，河身狭窄，水源不足，闸坝林立，维护难度很大，是保障漕粮等物资北运的关键工程。“国家都燕，仰给东南，唯是一衣带水以供天府，而郡绾其会”[8]，维护聊城段运河顺利通航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一是实施治黄保运工程。聊城境内的会通河维护任务繁重，特别是在明永乐之后，黄河水患不断，经常侵扰运河。纵观聊城运河历史，明代正统至景泰治理黄河扰运，成为维护聊城段运河通航最为重要的事件。正统十三年（1448）秋，黄河在新乡八柳树决口，一股洪水西北入曹、濮，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运堤，将运河拦腰冲断，并挟南来的汶水由大清河入海，大清河以北至临清的运河因水源不足而受阻。张秋即今山东阳谷县东南的张秋镇，沙湾在张秋南十二里，为南北漕运的襟喉重地。自正统末年，至景泰中，沙湾运堤数次修筑，又多次溃决。景泰四年（1453），徐有贞开凿黄河分洪渠道，由张秋西接河沁交汇处的黄河，名为广济渠，意在利用人工渠道分黄济漕，减少黄河决口的风险。同时，徐有贞又疏浚了济宁至临清的运道，在东昌建八闸，以备泄洪。弘治中，白昂在会通河上加筑堤防，开凿减水河。此后，刘大夏在黄河北岸，从河南至山东境内修建太行堤，以防黄河北决，黄河对聊城境内张秋一带运河的威胁才得以减少。这一系列明代治黄保运的重大工程，即主要发生在今聊城市境内。

二是开展运河日常维护。流经聊城的运河又称为“闸河”。在聊城境内的运河河道上节节建闸，意在拦蓄水源，保持水位，确保漕船通行。《漕河图志》记述临清州境内有会通闸、临清闸、南板闸、新开上闸，聊城县境内则有通济桥闸、李海务闸、周家店闸，并有裴家口减水闸、米家口减水闸、官窑口减水闸、方家口减水闸、柳家口减水闸等。这些闸坝均需要定期修整，维护任务繁重。此外，聊城境内运河亦需时加疏浚，才能避免淤塞，保持畅通。清顺治十年（1653）规定“南旺、临清岁一小浚，间岁一大浚”[9]。乾隆四十九年（1784），对山东运河清淤挖浅，又规定一岁一小浚，五年一大浚。此外，清代还对挑河及船舶通行时间进行了规定。康熙二十九年（1690）明确，每年十一月十五日煞坝挑河，禁止船舶通行，正月十五日开坝放行。乾隆二年（1737）又明确每年十一月一日运河煞坝挑河，开坝则以南方漕船抵达台儿庄为准。

三是完善运河管理体制。运河管理体制呈现出不断细化的趋势。明成化中，在张秋设立都水分司，常驻北河郎中一员，负责北至天津、南至鱼台的运河河道事务。各闸酌设闸夫、溜夫、捞浅夫。东昌府设有管河通判、临清州设有卫河提举司，沿运的聊城县、堂邑县、茌平县、博平等县均设有管河主簿。清代设立河东河道总督，管辖河南、山东境内河务，东昌府设有上河通判、下河通判，聊城县、堂邑县等设有管河主簿。聊城市境内的通济桥闸、周家店闸、永通闸、梁乡闸均设有闸官，专司船闸启闭维护。为维护运河运输秩序，明代多次下旨，申明禁令。如隆庆四年（1570），“令兵部出榜禁约管船官索要船夫银两等项，不遵者重罪不饶”，成化六年（1470）“奏准马快船附载私货者，本船小甲并附船之人俱发口外充军，其空身附搭者以违制论”[10]。清代也就运河行船作了细致的规定。此外，临清地处汶、卫交汇处，为商船必经之处。自明代宣德四年（1429）起，在临清设立钞关，由户部主事负责征税事宜，并制定了完善的征税细则。

（三）聊城运河的社会影响

运河流经聊城，给聊城打下了鲜明的运河烙印，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不少运河文化元素成为聊城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繁荣了聊城经济。运河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南北经济动脉，聊城得运河之便，实现了数百年经济的繁荣。自元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聊城人口逐步聚集，物资集散流转，运河沿线城市快速发展起来。聊城运河商业的繁荣与城镇的发展，在曾来我国游历的鄂多立克、马可·波罗、崔溥等人的游记中都有记述。聊城得益于漕运兴盛，成为运河九大商埠之一，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11]。东昌府城东运河沿岸为商贾聚集之区，“东昌为山左名区，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12]。东昌府商业兴盛时有八大会馆，聊城山陕会馆华美壮丽，至今犹存。李正仪称：“东郡商贾云集，西商十居七八。”[13]记述了外地商人来聊城经商的盛况。临清中洲由汶、卫二河环抱而成，“东南纨绮，西北裘褐，皆萃于此”[14]，成为重要的粮食、绸缎、纸张、茶叶集散地。陈守愚称张秋镇“帆樯鳞集，车马肩相摩，商贾刀泉，贸易纷错，傍午醉歌者载道”[15]，各地来张秋经商的不下万户。商业的兴盛，带动了聊城的农业及手工业生产。东昌府“高唐、夏津、恩县、范县宜木棉，江淮贾客列肆赍收，居人以此致富”[16]。阳谷县七级镇“遍地宜枣，夏绿秋红，几无隙地，无村不然。出枣之多，甲于一邑”，而“南商北贾者皆聚贸于此”[17]，有力促进了聊城大宗土产的外销。

二是积淀了聊城文化。文化是聊城的血脉，塑造了聊城的品格，展现着聊城的形象，是聊城的闪亮名片。自明代运河漕运商贸逐步兴盛以来，运河文化元素逐步渗入聊城社会生活之中，为聊城文化增添了鲜明的运河色彩。如运河交通的便利推动了聊城刻书业的兴盛，明代堂邑县即刻印通俗读物，至清代涌现出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等“四大书庄”。聊城书庄不仅刻书，而且通过运河从南方购买印好的书页，装订成册后发卖，称为“南书”。运河名镇张秋的木版年画线条简洁明快，主题丰富多样，成为颇具特色的非遗产品。临清交通便利，是京剧戏班进出北京所经的重要城市，梅、程、荀、尚、余、马、言、谭各派均有传承，促进了临清京剧艺术的发展繁荣。临清济美酱园为清代江北四大酱园之一，生产的红腐乳深得乾隆皇帝喜爱，遂有“进京腐乳”之称。

三是塑造了聊城精神。聊城精神的形成与独特的区位优势密不可分。聊城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黄河、运河在这里交汇，齐鲁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与黄河文化、运河文化在这里深度交融，为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聊城精神的孕育与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里既有齐文化崇商重农的传统，又有鲁文化尚仁重义的风格；既有燕赵文化慷慨侠义的风骨，也融入了中原文化深沉厚重的气度。特别是以黄河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与以运河文化为代表的商业文明在这里碰撞融合，形成了守诺诚信、勇于探索、拼搏进取、注重商贸、仁厚宽容的精神特质，形塑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的聊城精神。临清“绾汶卫之交而城，齐赵间一都会也”。作为重要的运河商业城市，临清“五方商贾，鸣棹转毂，聚货物，坐列贩卖其中，号为冠带衣履天下”[18]。受运河商业的影响，临清百姓“仰机利而食，暇则置酒征歌，连日夜不休”[19]，其民风尚奢华、好饮宴，显示出较浓厚的运河商业特色。而聊城县作为府治所在地和会通河沿岸的商业城市，其“服室器用，竞崇鲜华”，且境内临河之“李海务、周家店居人陈椽其中，逐时营殖”[20]，亦受到运河商业的较大影响。这些记述都为了解聊城精神中运河商业元素的形成与延续，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