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既有理论框架及局限

是怎样的“魔力”使得第三世界国家难以改变其发展命运，对历史延续性的关注，意味着笔者与那些“直接原因”和“即时性研究”保持距离。这些研究或只能理解短时间内的增长变化，或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所言它们“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而只是增长本身”[30]。相反，本书关注的是那些“根本原因”（Fundamental Causes）。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强调，立足“根本原因”的因果解释是十分有必要的。一方面，任何只关注中间变量或直接变量而不了解深层驱动力的理论都是不完整的；另一方面，理解根本原因是探求改善经济绩效及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核心，从而为国富国穷提供一个更本质性的回答。[31]对根本原因的探索只有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寻找到答案。但又不同于那些聚焦于历史起源的研究——诚然，本书所秉持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必然要求对制度与行动者的起源进行详细考察——笔者更加关注变革本身为何在强大的历史延续性面前显得如此无能为力。

回顾既有研究，笔者认为至少存在四种“理论框架”（Theory Frames）为解释变革中的延续性提供了指引。“理论框架”并非具体假设，而是一套指导理论建构的概念与范畴，一种围绕特定问题的基本看法，其重要意义在于确定那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与议题，进而帮助研究者研究和分析现实世界。[32]本书所涉及的四种解释，分别立足于持久存在的地理与文化差异、历史上形成的中心—边缘不平等关系、殖民主义所形成的制度遗产以及特定类型的国家—社会关系。

一 地理与文化视角

围绕地理因素的政治社会分析至少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甚至更远，在当代，地理决定论的发展有赖于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等学者的巨著。时至今日，这些学者所提出的结论依旧耳熟能详，“高纬度地区的人们更加富有活力与创造性”“温带地区的自然环境更利于耕种人们也更为勤劳”“热带地区流行的疾病遏制了社会发展”“美洲因缺乏可供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而迟迟未能进入农耕社会”等。[33]与此同时，这些与直觉颇为相符的认知也得到了统计层面的支持。[34]面对地理因素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即便作为其论争对手的制度决定论者也不得不承认“地理因素同样可能影响到欧洲的制度演进”[35]。

与地理决定论类似，文化决定论也提供了近乎宿命式的解释。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引用韦伯的话这样评判文化的作用，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中学到什么东西，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完全不一样。[36]乍一看来，文化决定论似乎颇具说服力，例如近三百年来的世界霸权都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手中，而“东亚奇迹”的发生也确乎在儒家文化圈内。而且文化主义的论断同样弥漫于日常生活，以致我们对不同的民族存有刻板印象，诸如德国人严谨、法国人浪漫、美国人善于创造、日本人遵守纪律等。

以此观点为基准，任何试图变革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社会活动几乎难以改变自然因素与精神气质。但与此同时，地理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也是十分脆弱的。人们往往倾向于从事“马后炮”式的研究，这导致儒家文明时而成为经济奇迹的推手，时而成为封闭保守的根源。对于复杂的世界政治态势而言，许多处于相同地区、具有相似文化的国家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展水平，地理与文化因素大多只是起到了宏观约束的作用。[37]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意识形态偏见弥漫于该传统。当发展水平、政体偏好与特定的地区和文化相联系，事实上是人为地赋予了特定地区的民族及其形成的文化以优越性。欧洲思想家们建构起了“文明人”“野蛮人”和“未开化的人”等概念，文明程度一方面与特定的地理区域和人种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则与政体类型和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38]种族优越论为19世纪的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道德基础，甚至时至今日，仍有科学家宣称非洲人在人类进化道路上要远远落后于欧洲人。这些极富偏见的研究告诉我们，任何宣称“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是枉然的。尤其是在科学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更要明晰不同方法背后所赖以存在的基本假设与认知模式。

二 中心—边缘视角

面对阻碍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将其归咎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不平等交换体系。秉持该传统的研究者立足世界历史演进的广阔视角，认为落后地区之所以难以扭转欠发达的境遇，“不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结构所造成的内在现象，而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如果不结束依附状态，不使自己摆脱依附关系的结构，欠发达是无法克服的”[39]。一系列数据支持了他们的相关主张，1960—1977年的103个国家的数据表明，跨国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具有显著积极作用，但与第三世界的长期发展呈现负相关。[40]与此同时，这一富有批判性的理论观点还致力于为第三世界扭转命运提供实际解决方案。例如，激进的依附论者会认为暴力革命才是使落后地区摆脱结构性困境的唯一出路。

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通过一个能消灭垄断集团的政权、深化国有资本主义、建立活跃的人民政权并为走向新社会开辟途径的人民政府，把当代资本主义各个民众阶层（服务、技术和专业部门的城乡雇佣劳动者和被大资本消灭了的城乡小资产所有者）联合起来，组成劳动者阵线的道路，是唯一能够减少这些阶层间的紧张关系，独立大资本，引发受经济危机压抑的群众的革命激情，把他们潜在的反抗精神变成革命性社会改造因素的道路。[41]

依附论曾盛极一时，并让当时占据主流的现代化理论黯然退场。相较于现代化理论，依附论的核心优势并非基于更丰富的证据以及更广泛现实的考量，而在于所特有的方法论视角。但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各式各样的依附论也开始面临困境。批评者认为依附论过于强调国际体系对发展的影响，从而忽视了其他更具决定性的内容。[42]依附论被“过度消费”的现象引起了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的警觉，他认为这种潮流使研究者忽视了国内条件与国际局势的互动以及外围国家自身的演变。[43]依附论者很难回答，为何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依旧存在如此大的差别。为此，卡多佐反对将国家的命运统统归咎于国外统治抑或是历史上的偶然因素，相反，发展是国内国际两个重要因素交叉互动所共同塑造的。

事实上，依附国家或“欠发展国家”对国外的依附关系并非不可避免地使得本国历史完全成为国外霸权变革的产物，而国外的变革也并非不深刻影响着本国历史进程各阶段的国家自主权。在研究基于一国生产发展水平和物质基础之上的行为的可能性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可能性与国内政治和法律的关系以及与国外霸权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同时，也正是依附国家的各种集团、阶级、组织和社会运动，决定了是延续、改变还是中断这些结构性联系。因此，只有立足于依附国家自身的动力才能从政治科学的角度理解“事件的过程”。[44]

作为一项宏观研究传统，依附关系与经济增长、不平等以及抗争政治之间的联系很难准确衡量，因此同一假说最后可能得出针锋相对的结论。当然，对依附论而言最为不利的事实来自亚洲新兴经济体，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但它们依旧经历了二十年左右的高速发展期，而且经济增长也没有受到恶性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危机的损害。在依附论衰落之后，20世纪末至今的几十年间，第三世界国家纷纷采取了民主化、新自由主义等诸多尝试，这些尝试的成败也是依附论者未能充分考量的。然而，依附论所依托的“历史结构路径”（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却可以为我们分析第三世界的宏观变迁提供一种“元理论”（Metatheory）上的支撑。它告诉我们，从事发展研究的学者们如果想理解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或是想为它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那么必须关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个大背景，首先要做的就是考察导致这些地区欠发达的、最为根本的历史因素和结构因素。[45]

三 制度遗产视角

制度决定论的核心主张可以用诺思的一句话来总结：“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46]。基于这样的观点，诺斯阐述了“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重要命题，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47]沿着这一传统，之后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们围绕产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断加以补充，进一步区分了怎样的产权结构更有利于实现发展。[48]以阿西莫格鲁为代表的新一代发展经济学者凭借新的技术手段进一步论证了“制度很重要”这一基本命题，并进一步论证政治要素之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政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政治制度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分配，反过来经济制度的选择，最终决定经济结果。[49]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好的制度安排被定义为“能够确保广泛的社会阶层享有有效的财产权利的组织形式”[50]。

既然制度如此重要，第三世界何以展现出不同的制度形式呢？很多研究者将其追溯到了殖民统治时代，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历史遗产。虽然对“好”的殖民模式存在争议——如定居殖民模式[51]，帝国主义阶段的殖民统治[52]，英帝国的直接统治[53]，等等——但他们确乎相信，存在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殖民模式决定着殖民地在独立之后朝着更加现代化的路径前进；相反，那些“坏”的殖民模式则导致国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根据这种观点，落后国家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延续性自殖民时代业已奠定。而根据某些更为极端的看法，那些实现良好发展绩效的国家与地区只不过是因为吸收了来自“文明世界”的殖民者所给予的“馈赠”。

制度遗产的视角将长时段的历史分析与前沿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研究对历史的关注。[54]如今，“制度崇拜”依旧弥漫于学界与政界，许多人天真地认为只要遵循英美的制度设计便可以万事大吉了。那么，第三世界的发展境遇是因为没有采取“好制度”“好政策”吗？事实似乎恰恰相反，学习英国代议制的印度并没有成为英国，学习美国民主制的菲律宾也没有成为美国。即便见证了轰轰烈烈的制度与政策变革，以制度为核心的主流发展经济学依旧难以回答，为何当许多国家在建立起了自由民主体制以及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安排之后，它们相对发展水平依旧没能发生改变。甚至“好制度”与“好政策”带来的是经济衰退、政治失序以及暴力横行[55]，这也就难怪许多量化研究声称政治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并不存在直接、显著以及持续的正相关。[56]研究者日渐承认，新制度经济学其实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包括概念化和度量问题、理论严谨性不足、现代辉格式神话，以及对制度变迁与发展的非进化的理解等。[57]然而，坚持制度决定论的原教旨主义者们并不为所动，他们力图将那些与结果不符的要素全部剔除，继而声称第三世界的发展失败是因为他们没能真正习得“好制度”的精髓。面对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ezworski）抱怨“制度主义者往往只会在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繁文缛节里面自娱自乐”[58]。

四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

在冷战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理论与依附论，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家—社会研究框架的重要性日渐显著。宏观政治社会分析起点往往是“既有结构”，与之拮抗的则为“改造力量”，两者互动便自然而然地被理解为社会变革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59]对于这一庞杂的理论框架，本书依照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对其进行了简要划分。笔者将三类可能互相存在张力的理论形态都纳入国家—社会关系这一松散的框架，见表1-1。

针对少数国家的比较历史研究更成功地揭示了第三世界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国家中心主义的学者强调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在发展历程中的核心地位；社会中心主义倾向的学者则关注强调那些传统社会的等级结构与庇护关系是实现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折中主义的学者则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有赖于国家、市场、社会等多方行为体的有效互动，只有那些兼顾“高自主性”和“高嵌入性”的国家才能拥有既不被利益集团俘获，又能实现与企业维持紧密联系的官僚体制。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界也愈加关注国家的作用，他们通过新的技术与数据再次论证了这些观点，从而丰富了我们对发展议题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为国家能力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富裕的国家往往长期保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而贫穷的国家往往缺少国家建设的历史以及组织化的管理机构。[60]当理论实现了其在不同学科间的有效互通，无疑更加彰显其生命力。

在社会科学形成的19世纪，那个时代的人们断言现代世界的社会生活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领域：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61]这种看法影响至今，因此人们可以将发展的阻碍归咎于特定国家、市场与社会等结构性要素及形成的复杂网络。这对于我们揭开“发展的迷思”已经进了一大步。然而，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萦绕在研究者心头：即便我们知道了特定国家—社会关系作为“现状性结构”延续了下来，但是我们还需要知道它“何以延续”，即结果得以发生的“过程性结构”。在笔者看来，总有那么一种历史动力的承载者，他们穿越各种变革将结构性约束延续下来。

如果摈弃前述以上四种理论框架之间的内在冲突，我们会非常明显地发现，他们有关发展阻力以及历史延续性的丰富讨论从根本上看具有重要的相似性。在一幅总体性画面中，研究者们都假设变革难以奏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外部的结构性约束，这种约束可能来自历史遗产，也可能来自更为持久的自然或文化因素；而一旦克服了这种障碍，实现发展就水到渠成。然而，这类看法关注到了作为“许可性条件”（Permissive Condition）的“发展能力”，却忽视了作为“生成性条件”（Productive Condition）的“发展意愿”。[62]例如，在经济发展中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与城市资产阶级可能会挑战传统秩序，因此旧世界的权力精英甚至会不惜以阻碍工业化为代价来维持既有统治。[63]同理，那些拥有强国家能力、相对自主性或是“好制度”的国家，不一定会致力于拓展普通民众的福祉。

为此，本书需要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它足以弥合“变革”与“延续”二者之间的巨大张力，从而为“发展的迷思”提供历时性的动态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