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展的迷思

对于国家发展的整体评价存乎人们的内心准则，人们围绕美好世界的理想蓝图至今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有人则认为民主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发展最为重要的指标。然而笔者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9]。在此基础上，本书提供的衡量标准至少应该符合两方面要求：第一，它能够揭示长时段的宏观状况；第二，它应该以普通民众的切身生活为导向。为此，笔者将“发展”（Development）及国家间的发展差异作为衡量世界整体态势的重要指标，这一指标构成了本书所力图解释的“重大结果”。鉴于社会世界的建构性，对“发展”一词的概念界定就变得十分重要。

一 何谓发展

“发展”如此重要，但界定“发展”并非易事。在传统经济学视野下，“发展”几乎等同于实现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实现财富的积累是发展的第一要义，“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增长速率被视作重要衡量指标。直到最近，很多学者依旧认为“发展”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从而常将“发展”与“经济增长”混为一谈。但批评的声音强调，各类经济指数的发明开创了市场至上的新时代，当经济增长掩盖了工业生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任何形式的增长（尤其是重污染工业）都成为进步的象征或副产品，社会从此只关心金钱。[10]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往往给社会中的部分群体带来了比其他群体更多的收益，而这种差异在特定的阶段（自由放任年代）或结构（存在特权以及贫富悬殊的社会）中尤其明显。有钱人投身资本的再生产之中，贫富差距与不平等就会进一步扩大。尤其对于边缘国家而言，“增长不等于发展，因为增长起到了‘解体’的作用，建立在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外围增长，发展了‘欠发达’现象”[11]。虽然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二者的混淆会使贫困、歧视、就业和收入分配等问题都处于次要位置。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非西方世界的发展研究者开始超越单纯的经济视角。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指出，发展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增加，也不单单是局部社会的改善，它意味着整个社会福利有了无可置疑的增加。[12]对“社会福利”的关注表明，许多情况下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增加普通民众福祉。例如直到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前，南非的人均GDP增速都十分可观，但占南非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群体的实际工资却下降了。与此类似，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推动工业体系建设、农田水利设施以及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方面卓有成效，但这些成就很难通过现代经济增长者所习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加以衡量。[13]为此，丹尼斯·古莱特（Denis Goulet）勾勒出了发展所必需的基本要素及核心价值，包括生存、自尊和自由等维度，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向其人民提供住房、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基本保障时，那么这个国家就不是完全发展的。[14]

由此不难看出，对“发展”的定义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其背后还体现了学者们所秉持的“身份意识”。实现经济增长是一回事，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惠及广大民众又是另一回事。繁荣与贫困相互交织的现象并不少见，历史上的殖民地经济可能是比较极端的一种情况：许多殖民地凭借自然资源或商业贸易实现了经济数据的突飞猛进，但殖民地的普通民众却被视作会劳动的商品而遭受残酷的剥削，更毋宁说实现其他经济社会权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是以“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为代价的。[15]中心世界的工业先声以及日后的社会富足，是通过对广大底层群众与殖民地人民的掠夺与压榨实现的。

既有研究还表明，虽然人类预期寿命等社会发展指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但这一关系的实现主要是由“穷人的收入”以及“公共支出特别是医疗支出的比例”所决定的。[16]因此，仅仅局限于高经济增长率的发展观并不能改善普通民众的真实境遇，而后者更加强调保障人类生存的基本商品和服务的权利、工人权利、少数人权利、妇女权利等。基于此，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界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将“发展”从聚焦收入与财富转到对生活质量的关注。在森看来，传统发展观的根本局限并非来源于其对发展手段的选择，而是来自认识上的偏差，即经济增长不过是实现其他目标的一种手段而已。[17]为此他强调，发展应该被视作一个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过程，“选择生活的自由能极大地促进人类的福利，且撇开福祉不谈，这种自由本身也是十分重要的”[18]。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的自由。[19]阿玛蒂亚·森放弃了当代经济学的主流传统，从聚焦收入与财富转到对生活质量和实质性自由的关注。其实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出发点，因为相较于社会整体财富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甚至相较于政治学家们最为关心的政体问题，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反而对自己的切身生活状况——如社会秩序是否稳定，是否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与悬殊的贫富差距，个人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是否得到基本保障——更为关心。

生命中的活动可以看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生活内容”（functioning），即“一个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和能够做什么”（being and doing）的集合。个体福利方面的成就可以视为他的生活内容向量。这些“生活内容”的具体内涵极为丰富，既包括那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例如，获得良好的营养供给、身体健康、避免死于非命或夭折，等等；也包括更为复杂的成就，例如，感觉快乐、获得自尊、参加社会活动，等等。这些生活内容是个体生存状态的一个构成要素，对个体福利的评估也就成为对这些构成要素（即“生活内容”）的评估。[20]

“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表明“我们的衡量系统该把重点从衡量经济生产转向衡量人们的幸福，而且应该是在可持续性的背景下衡量幸福”[21]。它还意味着经济繁荣并不必然使普通民众增加收入，许多国家的饥荒反而出现了经济上升时期。[22]因此，这种发展观更加关注普通民众的命运。鉴于这些优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HDI）以衡量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HDI更直观地展现出收入与人类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巨大鸿沟，例如塞内加尔与卢旺达在HDI方面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但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后者的近两倍。在森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对“发展”的观念进一步扩充。例如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等人提出“森—奥斯特罗姆模型”（Sen-Ostrom Model），他们主张发展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即明确的发展目标以及社会参与者共同协作。[23]目前来看，关于发展的争论好像最终都可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发展中国家决不能把它们的精力仅仅集中在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净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的增长率上，而应该努力实现“人类的发展”或“全面的发展”。[24]基于前人的知识积累，本书同样采取“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基本观点，尤其是将个人权利的扩展与社会保障的实现视作衡量发展最为重要的标准。这种观点部分地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类发展的最终归宿。

二 相对发展水平

在锚定“发展”的价值基础之后，我们得以进一步对“这个世界真的变好了吗”这一命题进行事实性判断。如果仅立足于财富积累，那么几乎所有的国家在长时段视野下都实现了“发展”。然而，比较视野下的发展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的“相对发展水平”（Relative Level of Development）而非“绝对发展水平”，即关注的是国际或国家内部不同群体间的发展差距，而非特定国家的发展速度。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不同于相对发展水平根植于结构性、历史性因素，短期发展的“奇迹”或是“灾难”更多源于世界大势、政策因素以及偶然事件。例如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小规模的国家会因政策的调整或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而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会因政策失误、经济危机或是突发的自然灾害而导致短期经济停滞乃至倒退，因此前者更能揭示推动或阻碍发展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诸如“富裕”与“贫穷”,“先进”与“落后”等范畴本身就是在“比较”之中才得出的判断。例如当我们关注“东亚奇迹”时，不仅仅是关注那几个国家和地区为何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还暗含着为什么是东亚的这些国家与地区而非其他国家与地区实现了如此快速的增长。不少最为优秀且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研究，诸如“西方世界的兴起”、东西方的“大分流”、第三世界的落后之源以及不同地区间发展差异等，都是在关注国际的相对发展水平。

立足相对发展水平，我们可以发现两点主要趋势。首先，边缘国家相较于中心国家而言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不同国家间生产力以及生活水平的相对差异是现代经济史的主要特征”[25]。世界体系的研究者曾评估过20世纪以来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财富差距，他们发现，二者的鸿沟在50多年的时间里无疑进一步扩大了：拉丁美洲增加了1.8倍，东南亚增加了2.6倍，南非与中非增加了4.1倍，而南亚增加了4.6倍。[26]这其实揭露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所谓“经济奇迹”，对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最终只是“发展幻影”。外围国家不是一部大体上有规律的增长史——数理逻辑式或指数式的增长，而是一部“瞬间即逝的奇迹史”，紧接着则是反映外围资本主义发展特有矛盾的“停滞”。[27]回顾第三世界发展历程，我们不乏见证了各种经济奇迹，如“巴西奇迹”“墨西哥奇迹”“东亚奇迹”等。从短时间来看这些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即便如此，同时期的中心国家也没有放慢他们的脚步。时至今日，世界上似乎只有韩国等极少数特例真正实现由弱变强、由穷变富的转变。

为此，依附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给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解释，它们的观点将在下文得到更为充分的论述。笔者基本认可他们的判断，并在第二章中进一步说明对利益和权力的追求以及“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共同构成了殖民—帝国扩张的基础。然而，本书的核心关切并不在于体系层面，笔者更感兴趣的是第三世界内部所展现出的历史延续性。如图1-1和图1-2所示，历史延续性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等方面均有体现，继而与第三世界所经历的复杂变迁形成了鲜明对比：自摆脱殖民压迫以来，第三世界国家采取了各类谋求发展的尝试，这些尝试既包括进口替代也包括出口导向，既包括建立军政府、增强领袖权威也包括实现民主转型、推动分权改革，既包括推动国家引导的发展也包括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等等。变革如此纷繁复杂，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阶段可能采取完全相反的战略。我们很难笼统地说这些尝试的成与败——有些实现了经济奇迹，有些收效甚微，有些却带来了灾难——但几乎没有哪种变革，包括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新国家的建立，能够真正地改变这些国家的发展命运。

围绕这一现象的探索，好的理论不仅能够对其进行“分析”，同样可以对其加以“理解”。刻意区分“经验”与“理论”,“事实”与“价值”可能是徒劳的，或如阿尔弗雷德·许茨（Alfred Schutz）认为的那样，所有的活动与事件都处于某种意义的网络之中，研究者应当“把经验世界（Erfahrungswelt）的构造过程当作某种总体性的、由对这些意义脉络进行的不同的安排构成的结构来加以分析的”[28]。本书虽无意陷入纷繁复杂的意义网络，但同样认为研究者不能“将政治学简单地归结为关于利益、权力或是规范信仰的实证研究”[29]。探讨形成巨大延续性的历史机理是本书的关切，但同时笔者还会进一步追问，这种延续性对于第三世界尤其是身处其中的普通民众的切身境况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