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2世纪文艺复兴与浪漫传奇之产生

浪漫传奇在12世纪出现，随即迅速发展并取得突出成就，这绝非偶然，而是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根源。自罗马帝国灭亡后，经600余年的动乱和发展，欧洲又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正经历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时也进入了从政治到经济，从宗教到科学，从思想到艺术，从文学到建筑的全面发展和繁荣。这场深刻改变欧洲历史的变革和繁荣被现代学者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正是12世纪文艺复兴为浪漫传奇的出现和繁荣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社会语境、思想基础和文化文学动因。

长期以来，当人们谈到中世纪，首先想到的是“黑暗”和“落后”，而谈到欧洲历史上的深刻变革和发展，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在13、14世纪之交发轫于意大利并在随后几个世纪里波及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并将其与“光明”和“进步”联系在一起。其实，“中世纪”这个在文艺复兴时期创造的术语[6]本身就表现出文艺复兴人和现代人的高傲以及对中世纪的轻蔑：那“只不过是古代的辉煌和现代的辉煌之间的过渡而已”[7]。然而这种观点在现当代越来越受到人们质疑。早在一个世纪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顾问、被尊为美国第一位中世纪学者的哈斯金斯教授（Charles Homer Haskins，1870—1937）在其长期研究中世纪历史与文化，特别是中世纪政治史、科学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上，于1928年出版了专著《12世纪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首次提出“12世纪文艺复兴”的观点。[8]他指出：“现代研究表明，中世纪并非像曾经认为的那样黑暗、那样僵化，而文艺复兴[指发轫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并非那样光明、那样突然发生。”[9]他认为，历史是连续不断发展的，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欧洲已经有多次复兴运动，而其中最重要的出现在12世纪，那是一个“充满生气与活力的时代”。那个时代出现了

十字军东征运动、城市的兴起和西方最早的官僚国家（bureaucratic states），它见证了罗马艺术的鼎盛和哥特艺术的开端，各民族语言文学的产生，拉丁典籍、拉丁诗歌和罗马法的复兴，希腊科学（加上阿拉伯人对它的发展）和许多希腊哲学的发现，以及最早的欧洲大学之诞生。

他说，12世纪文艺复兴领域如此之广，对其研究“非一本书所能容纳，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10]。

现当代学者的研究证明了哈斯金斯的开拓性观点。“12世纪文艺复兴”或许在规模上不及后来那场文艺复兴运动那样波澜壮阔，但就其变革之深刻和对欧洲历史、社会、文化发展之意义而言，在许多学者看来，它并不亚于后来的文艺复兴。霍华德甚至认为，12世纪文艺复兴带来的变革是“如此之伟大”，以至于14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运动“似乎只是”它的“余震”而已。[11]著名学者克拉克（Kenneth Clark）对12世纪文艺复兴也给予了极高评价。他在其著作《文明》（Civilization，1964）一书中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三次“在通常渐进发展状况下难以想象的飞跃”，这三次飞跃分别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12世纪，[12]它们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12世纪欧洲经历历史性变革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出现无数封建王国和贵族领地，造成了欧洲数世纪的动荡、冲突和战争；甚至连查理大帝[13]的卡洛琳王朝之强盛也主要是靠不断征战来维持。到了12世纪，欧洲逐渐稳定，社会和经济得到比较大的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出现了许多城市，而城市的发展又进一步带动手工业、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城市的发展对欧洲的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它最终将取代封建贵族城堡成为社会和文化中心。如果说王室和封建贵族的城堡相对而言比较封闭的话，城市则在两个特别重要的意义上是一个开放型社会。第一，在内部，城市社会不如贵族城堡里那样等级森严，不同等级之间有更多流动性；第二，城市对外更为开放，联系更为容易和广泛。同时，新的城市经济不仅改变着社会结构，而且带来新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所以，城市的出现开始解构封建等级制。

中世纪欧洲社会在本质上是由宗教主导的社会，所以教会和教会内部的变革都必然会对其产生重大影响。11世纪后期，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推行宗教改革，加强教皇和罗马教廷的权威，打击各级神职人员的腐败，完善修道院的管理，宣扬基督教精神，被后世称为“格列高利改革”。虽然这场改革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世纪教会严重的腐败问题，而且还加剧了同神圣罗马帝国等世俗政权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但它起到了加强人们的宗教意识、弘扬基督教精神、发展宗教文化的作用，为随后兴起的十字军东征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同时也推动了12世纪文艺复兴运动。随即在12世纪，许多规模宏大的哥特式教堂在欧洲和英国兴建，宗教绘画和雕塑大量涌现，经院哲学兴起，各地大学（当时的大学都为宗教性质）出现，这些都是这场文艺复兴运动的体现和重要组成。

在中世纪盛期（大约11—14世纪）的300多年里，也许没有比十字军东征对欧洲更为重要和产生了更为重大影响的事件。11世纪末开始的十字军东征对12世纪欧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一个直接而重要的根源。阿拉伯人最初对基督徒比较友好，对于香客们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也没有什么限制。但11世纪土耳其人的兴起危及并最终切断了基督徒的朝圣旅途。衰弱的拜占廷帝国和东正教教会无能为力，于是请求罗马教皇像以往那样在西欧招募雇佣军，以对抗土耳其人，但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却乘机下谕令东征。1095年，来自欧洲各地的骑士，佩戴十字标志，由各地王公贵族率领，在教皇代理人的指挥下，带着夺回耶稣圣墓所在地或抢劫东方难以置信的财富等各种目的，涌向中东，开始了断断续续长达几百年的东征运动。[14]

罗马帝国覆没以来，欧洲内部一直争斗不休，十字军东征为欧洲各国和各种势力找到或制造了共同的敌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欧洲内部的团结。虽然东征运动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欧洲内部的争端，但由于许多桀骜不驯的封建贵族被引向东方，西欧大量剩余的精力有了地方和机会在上帝的旗帜下肆意宣泄，欧洲进入相对平静和稳定的时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十字军在东征中抢夺的巨额财富都有利于欧洲发展。十字军运动造成的宗教狂热还使教皇地位空前提高，得以凌驾于各国国王之上，有几任教皇对敢于反抗他的国王甚至发动过十字军征讨。这自然也有利于在欧洲建立比较统一的秩序。

在十字军东征中，盎格鲁-诺曼王朝表现特别积极。作为维京人后代的诺曼人本来就有尚武传统，现在又得到教皇鼓励，能在上帝的旗帜下肆意掠夺和杀戮，英国的统治者们自然对东征十分热心。比如狮心王理查德，他刚一登上王位就急不可待地准备东征。为了筹集款项，他甚至大量出卖土地、庄园和官位。他曾开玩笑说，如果能找到买主，他会把伦敦卖掉。虽然东征耗费巨大而且十分残酷，但欧洲人也从中东掠夺回大量财富，促进了欧洲经济发展。

更重要的是，虽然十字军东征在欧洲基督教和中东伊斯兰两大文明之间造成了长期流血冲突和许多至今仍未消除的后遗症，但也为两大文明之间直接、深入的接触和交流提供了契机。阿拉伯文明是当时欧洲、中亚和北非地区发展程度最高的文明。阿拉伯国家不仅商业繁荣、航运发达，而且在天文、数学、几何、医学、物理、化学、生物等领域都遥遥领先于当时的欧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相当程度上欧洲人还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发现”了古希腊文明。他们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不少古代典籍，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等先贤的许多在欧洲已经失传的著作，这对欧洲的思想进步，特别是对经院哲学和人文主义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正是在12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在欧洲获得重大发展。值得指出的是，也正是由于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由于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的经院哲学的重大影响以及由于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分析，特别是对他关于因果关系之思想的研究，12世纪和随后的时代是西方历史上作者意识发展的重要时期。[15]比如，在12世纪的英格兰，蒙莫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1095？—1155？）在其极有影响的著作《不列颠君王史》（De gestis Britonumor 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1135？）、瓦斯（Wace，1110？—1174？）在其盎格鲁-诺曼语《布鲁特传奇》（Roman de Brute，1155？）和拉亚蒙（Layamon，12世纪后期—13世纪前期）在中古英语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布鲁特》（Brute，1190？—1210？）等关于亚瑟王传说的关键文献里，都在作品的开篇以及后面多次将有关自己的信息以及他们收集资料撰写著作的情况写入书中，表现出他们的作者意识。作者意识的发展是这时期西方人个人意识的觉醒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发展正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成果和人文主义发展的突出表现，同时也是普罗旺斯新诗运动和浪漫传奇的出现与繁荣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对于不论是12世纪还是自14世纪开始的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一术语，就其原意而言，是不太符合历史事实的，它反映出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把中世纪称为“黑暗世纪”的思想家和学者们刻意贬低中世纪的偏见。[16]“文艺复兴”的本意是“再生”（rebirth），[17]这意味着在中世纪，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化、古典传统消失了。其实，不论是柏拉图的古希腊哲学，还是维吉尔和奥维德的古典诗歌，西塞罗和塞内加的拉丁散文或剧作，以及其他一些古代学派和文化成果，在中世纪都备受推崇。更重要的是，对于欧洲社会变革真正起决定意义的是社会本身的发展，古典文化主要是起到历史需要它发挥的作用。如果欧洲社会还没有发生历史性变革，没有对新的意识形态产生强烈需求，古典文化也不可能起到改天换地的作用，这也正是古典文化在那之前没能发挥“文艺复兴”式作用之根本原因。实际上文艺复兴人并非真的回到古典，他们所尊崇的古典文化本身已在新时代的语境中被重新解读，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所以，不论是12世纪、14世纪或是任何一次大规模社会文化繁荣都绝不真的是对过去的“再生”或“复兴”，而是历史的新发展，在本质上它是向前而非向后。下面将谈及，12世纪文艺复兴的这种植根现实、面向未来的精神正是中世纪浪漫传奇那突出的理想主义的本质。

所以，文艺复兴运动是开辟历史新时代的伟大运动，古典文化也因历史的需要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古典文化在中世纪并没有消失，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这两个时代，古典文化起着不同的作用。在中世纪，古典文化往往同基督教思想结合在一起，被用来为中世纪神学服务，比如源自柏拉图的新柏拉图主义经改造而成为基督教神学的哲学基础，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基督教结合发展成为经院哲学，而在文艺复兴时代，古典文化却主要被用来作为反封建、反天主教会的思想武器，成为当时推动社会进步和宗教改革的动力。

从12世纪中期开始，由于大量古代典籍在阿拉伯世界被发现并带回欧洲，翻译（主要是从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成为一项主要的文化活动。翻译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史上，特别是在重大变革时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大约一个世纪后，“到1250年，全部希腊科学实际上已经为西方世界敞开了大门，试图掌握它的学者们被压得不堪重负”[18]。另一个在12世纪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中国发明的造纸术，也是在这期间由阿拉伯世界传入，极大地促进了欧洲思想文化的发展。同时，许多当时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生产技术也相继引进，中世纪欧洲出现了第一次科学文化的繁荣和技术上的重大进步。正是在这种有利形势中，由于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加之思想的活跃、知识的丰富和学术研究的需求的共同促进，欧洲在12世纪诞生了包括巴黎、牛津和剑桥（13世纪初）在内的第一批大学，它们很快成为思想文化的中心，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文化大氛围中，气势雄伟的哥特式建筑出现在欧洲。在随后的四个多世纪里，哥特艺术支配着以教堂和贵族城堡为主的欧洲建筑以及绘画和雕塑。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哥特建筑和哥特艺术是欧洲中世纪盛期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以及高度发展的工程建筑技术和经济进步的体现。

十字军东征对欧洲社会和文化产生的另一个巨大影响是使教会“驯化”封建骑士的意图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实现。中世纪骑士，特别是早期的封建骑士，大都源自尚武的条顿贵族，是无法无天的武夫。他们那些有关勇敢、征战、荣誉和慷慨的行为准则实际上同野蛮、残忍、傲慢与挥霍没有本质区别，因此与基督教的精神和道德观念直接冲突，并威胁到教会试图在欧洲建立基督教秩序的努力。罗马教廷采取了许多措施，多次发布谕令，限制和禁止他们的暴力行为，但没能奏效，于是着手用基督教精神来驯化那些桀骜不驯的封建骑士，试图把他们改造为为基督而战的基督教骑士。十字军东征既增强了教会的权威，同时又将骑士们的尚武精神转移到为基督而战的旗帜下。在随后几个世纪里，理想化的骑士精神在欧洲被大力宣扬，骑士文化逐渐成为中世纪盛期宫廷和上层社会的文化之重要组成。

然而，运用基督教精神驯化或者说塑造骑士只是一个方面。与基督教会一道，正在兴起的世俗宫廷文化在“驯化”封建骑士上同样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1世纪开始，特别是在12世纪，欧洲王室和贵族大量修建城堡，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宫廷”（courts）。王公贵族们为满足自己的需要，在宫廷里收养了各种文人、学者和艺术家，经常举办各种高雅的文化活动，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宫廷文化和新的价值体系。在宫廷交往中，翩翩风度、优美举止、高雅谈吐，且知道如何向名媛淑女献殷勤乃至谈情说爱，成为新时尚，那自然使行为粗野、言辞低俗、动辄诉诸武力的武夫自惭形秽。特别有意义的是，从宫廷文化中演化出的宫廷爱情，很快成为中世纪极为突出的文化现象，如果不是生活现实的话。实际上，骑士精神和宫廷爱情是同一宫廷文化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成为塑造理想的骑士形象的基本因素，自然也是评判骑士的价值标准。骑士精神和宫廷爱情不仅成为浪漫传奇文学的核心内容，而且可以说它们催生出浪漫传奇这一中世纪中后期最重要的叙事文学。关于骑士精神和宫廷爱情以及它们在浪漫传奇中的特殊意义，本章后面将比较深入地探讨。

与宫廷文化密切相关的是中世纪特殊的庇护制（patronage）。庇护制对中世纪文化、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发挥了重大影响。由于在中世纪，文化艺术本身往往不能养家糊口，文化人和艺术家除了少数本身就是富裕的贵族，比如阿奎坦公爵威廉九世，或者是教会上层外，大都依附于王室和贵族，王公贵族成为文化人的庇护人。在12世纪，亨利二世和王后艾琳诺（Eleanor，即威廉九世的孙女，阿奎坦女公爵），以及她与前夫法国国王的女儿玛丽，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庇护者，在他们宫中都有一批当时欧洲最杰出的诗人和其他文化人。王室宫廷和贵族城堡经常举行诗人或行吟诗人的演唱会和其他文化活动。另外，当时一些政府人员和神职人员也往往依靠王室和贵族的赞助从事文化艺术活动，比如亚瑟王浪漫传奇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克雷蒂安就是玛丽的宫庭教士。即使到了14世纪，英诗之父乔叟虽然身为政府官员，但也一直接受王室和贵族的庇护，为王室创作和朗诵诗作；因此获得的赏赐也是他重要的生活来源。

正是在王公贵族的庇护和支持下，法国南部的游吟诗人、宫廷诗人，以及阿奎坦公爵这样的贵族诗人，共同造就了普罗旺斯新诗运动。[19]普罗旺斯新诗运动是欧洲现代文学之开端，不仅是在思想和内容上，还体现在语言和风格上。在拉丁语掌控着政治、宗教、法律、学术、文学等一切上层建筑的话语权的中世纪欧洲那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用俗语（vernacular），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所谓“粗俗语言”（vulgar language），也就是用各民族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具有特殊意义。用古奥克西唐语（Occitan，古法语一种）创作的普罗旺斯新文学因此开创了现代欧洲民族语言文学的先河。[20]另外，如果说以教会语言拉丁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宗教文学的话，那么文学家们从拉丁文转而使用人们日常生活或者说世俗生活中的语言，标志着中世纪欧洲文学关注的中心开始从天堂转向尘世、从宗教转向世俗生活、从上帝转向现实生活中的人。这是法国南部这种新型的俗语文学在中世纪文学史上第一次如此突出、如此大范围地表现人文主义关怀。

俗语文学的创作还表明，在12世纪开始盛行，后来在文艺复兴时代逐渐占主导地位的人文主义思想真正的、最重要的根源并非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是现实生活，是逐渐发展的现实关怀，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崇尚人之价值的古典文化因能满足这种现实需要而与之产生共鸣，进而能大行其道。所以，在文艺复兴人眼里，拥有崇高权威的古典文化认同，能推动人们的现实关怀、证明人们关注现实生活和满足自身需求天经地义，因而古典文化为人们所信奉并成为改造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对人的自身价值和对现实生活的肯定反过来也推动了古典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复兴、发展与繁荣，以进一步满足时代的需要。一些宗教改革活动家甚至认为，对人的现实需求和现实生活的肯定归根结底也是对上帝和对上帝创世的颂扬，这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乃至随后时代里普遍信奉和发展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根源。

实际上在12世纪，俗语文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已经在宗教领域得到回应：造成人类堕落的夏娃逐渐被充满慈爱的圣母玛利亚代替，几乎被人们部分忽略了上千年的玛利亚正是在12世纪成为突出的崇拜对象，其地位超越了所有其他圣徒。人文主义思想影响所及，甚至十字架上原先耶稣那令人敬畏的神的形象也演化成为现代人“所熟悉的人格化了的赤裸的受难者形象”[21]。不过，很难证明是世俗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了宗教领域，还是宗教领域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了世俗文化。比如，对圣母的崇拜和普罗旺斯新诗对女性的颂扬在11世纪后期几乎同时出现。而这似乎恰恰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因为它们也许是欧洲文化和思想史上同一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因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欧洲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变革。索森认为，中世纪的人文主义诞生于11世纪后期的修道院。当修士们在自己的内心发现上帝的存在之时，在他们认为通向上帝之路开始于自身之爱（self-love）之时，也就是说，当人们开始关注自己，开始重视自己的价值时，人文主义就诞生了。[22]这种说法意味着，起码在那之前几百年的中世纪没有人文主义。如果我们不是把人文主义看作一种哲学体系，而是像索森认为的那样，是人对自身价值的“重视”，那么任何时代的人类社会都程度不同地有一定的人文主义思想。其实，就在11世纪之前已经繁荣了400多年的古英语文学中，特别是那些与日耳曼文化传统联系更为紧密的诗作里，就已经表现出比较突出的人文主义思想。[23]但索森的观点对人文主义在11世纪之后的发展（如果不是诞生的话）自有其深刻之处，那就是，他指出了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之发展与人的内心体验、人的自我审视相关。

中世纪人文主义以及欧洲思想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1215年召开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它对西欧文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这次会议在13世纪初召开，但却是11和12世纪以来罗马教会之权威的提高、经院哲学的发展以及人对自身价值认识的加强的结果与体现。这次会议的一项规定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每年至少做一次忏悔。这次会议之后，指导人们如何做忏悔的文章和小册子大量出现。它们不仅直接涉及人们的宗教生活，而且深刻影响了欧洲文学。这些作品中不少具有一定文学价值，受其影响，许多文学家把这种忏悔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中世纪最杰出的英语文学家如兰格伦（William Langland，1330？—1400？）在《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和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里的一些故事和引子中就是如此。

不过，这次会议对于欧洲人的思想进步和文学发展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它的人文主义意义。因为对忏悔的重视在本质上也是对人的自身努力在灵魂救赎中的作用的重视。然而具有悖论意义的是，本来教会是为了加强对教徒心灵的控制所做的规定，反而促进了欧洲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因为教会迫使人们把关注、剖析和内省的目光向内投射到自己的心灵，使人在忏悔中认识自己，在内省中界定自我。福柯在《性经验史》里对拉特兰会议关于忏悔的决定对欧洲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从此，西方社会成为一个特殊的坦白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坦白’就是一个人确认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因此“坦白真相已经内在于权力塑造个体的程序之中”。[24]

忏悔以上帝的名义迫使人内省，分析自己的内心世界，考察自己的灵魂，结果却成为“塑造个体”的因素，促进了个体意识的发展，这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学的发展。在这之前的中世纪文学里，很少有真正的内心活动。文学因受忏悔影响而发生的重大变革就是对人内心的关注、对人无限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探索和对灵魂中难以捉摸的矛盾与冲突的揭示。福柯注意到忏悔给文学带来的这种深刻“变化”。他说：“人们从以英雄叙事或‘考验’勇敢和健康的奇迹为中心的叙述和倾听的快感转向了一种以从自我的表白出发无止境地揭示坦白无法达到的真相为任务的文学。”[25]也就是说，以英雄史诗、骑士传奇和宗教奇迹故事为核心的中世纪文学在那之后逐渐转向以人、以无止境地探索人的内心世界为中心的现代文学。这种“内向化”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文学最具革命性的变革。需要强调的是，忏悔对文学最深刻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人物“坦陈”心扉这一层面上，而更在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内心的剖析，以及复杂性格的塑造。如果说在12世纪，这还只是有欧洲文学未来发展的潜在可能性的话，那么到了14世纪乔叟时代，它已经在乔叟塑造的卖赎罪卷教士、克瑞茜达等一批文学形象那里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

当然在12 世纪的欧洲，与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对人之价值的肯定直接相关的突出表现是前面提到的世俗性质的宫廷文化之发展与繁荣，而随着宫廷文化的发展，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行为规范也逐渐形成，风度翩翩、举止优雅、知道如何向贵妇人献殷勤的技巧成为一个贵族或骑士在宫廷活动中所必须。正是在欧洲宫廷文化的大环境中，以骑士精神和宫廷爱情的结合为核心产生了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叙事文学：浪漫传奇（romance）。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宫廷爱情和骑士精神的结合，就不可能有我们现在看到的中世纪中、后期那种最重要的叙事文学体裁。但如果我们考察最早出现的那些古法语浪漫传奇，我们就会发现除了上面提到的各种历史、社会、经济、宗教和文化因素外，对于浪漫传奇体裁的出现，另外还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因素在发挥着更为直接的作用，那就是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当然，这些内部因素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自然也密切相关，因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出现往往根源于旧的体裁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难以胜任表达新的时代精神的任务。

但一种新体裁并非突然凭空产生，而往往是来自对已有体裁的改写，或者如托多罗夫在《体裁之来源》一文中所说，是对已有体裁的“转化”：“一种新的体裁总是以颠覆、以取代、以结合的方式对已有一种或多种体裁的转化。”[26]但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和以何种方式对已有的什么体裁进行转化或改写。学者们一般都认为，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浪漫传奇最早是用古法语（包括盎格鲁-诺曼语，即在英格兰使用的诺曼底法语）创作，大约在12世纪中期出现在法国北部和英格兰，如《布鲁特传奇》（Roman de Brute，1150—1155？）、《底比斯传奇》（Roman de Thebes，1150—1155？）、《埃涅阿斯传奇》（Roman d'Eneas，1156？）、《特洛伊传奇》（Roman de Troie，1160—1165？）等。它们是克雷蒂安在七八十年代创作出亚瑟王浪漫传奇之前最有影响、流传最广的早期浪漫传奇作品。这些作品的一些重要共同点反映出浪漫传奇在那时期出现的一些深层社会和文化文学根源。首先，除瓦斯的《布鲁特传奇》是以杰弗里的编年史《不列颠君王史》为源本翻译加改写而成的不列颠“历史”之外，其他都是对古典史诗的翻译和改写，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特洛伊题材作品。

最早的浪漫传奇从改写特洛伊题材的史诗开始绝非偶然。其实，瓦斯的《布鲁特传奇》，或者说杰弗里的《不列颠君王史》，也是将不列颠的“历史”嫁接到特洛伊这株在中世纪特别具有生命力的“砧木”之上，认为不列颠创建者布鲁图（Brutus）是古罗马的创建人、特洛伊战争的幸存者埃涅阿斯的曾孙。其实早在杰弗里之前，法国人（或者说法兰克人）和诺曼人已经认特洛伊人为自己的祖先。7世纪的一本拉丁语编年史在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到法兰克人的祖先法兰库斯（Francus）是特洛伊人，后来8世纪卡洛琳王朝时期的一部“史书”《法兰克史》（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727）则更进一步，把法兰库斯说成特洛伊最伟大的英雄赫克托的儿子阿斯蒂阿纳克斯（Astyanax）的后裔，特洛伊英雄自然也就成了查理大帝的先祖。此后的各种法国年鉴纷纷效仿，把法国王室和贵族的宗谱追溯到特洛伊。博恩（Colette Beaune）在其研究法兰西民族形成的专著中指出：“1080年之后，[法国的]贵族和王室家族大多宣称来自特洛伊。”[27]13世纪法国诗人莫斯克斯（Philippe Mouskes，1220？—1282）主教在其长达31150行的《诗体年鉴》（Chronique rimée）中骄傲地说：“我们全都是特洛伊人。”[28]

同样，诺曼人也将自己视为特洛伊人后裔。大约在公元966年，诺曼底公爵理查德一世的私人教士，一位名叫都多（Dudo）的法兰克人，在公爵授意下，撰写了一本拉丁文《诺曼史》（Historia Normannorum）。该书实际上是理查德的祖父、诺曼底的创建者卢（Rou，盎格鲁-诺曼语，即Rollo，846？—930？）的奋斗史。书中说，卢是丹麦人（根据学者研究，卢应该是挪威人），而丹麦人也被认为是特洛伊另外一位幸存者、国王的谋士安忒诺耳（Antenor）的后裔，所以诺曼人也成了特洛伊人后裔。[29]在12世纪，受亨利二世委托，瓦斯和贝诺瓦（Benoît de Sainte-Maure，？—1173）都分别在其《卢之传奇》（Roman de Rou，1160—1174）和《诺曼底公国年鉴》（Chronique des ducs de Normandie）里渲染诺曼人的特洛伊“祖先”。其实，不仅是不列颠人、法兰西人、诺曼人、丹麦人，而且中世纪欧洲许多其他地区的人都争先恐后认特洛伊人为先祖。15世纪初，亨利王子（即未来的英王亨利五世）授意英国诗人莱德盖特（John Lydgate，1370？—1451？）用“我们的语言”（即英语）撰写特洛伊故事，莱德盖特因此创作出3万多行的英语诗作《特洛伊书》（Troy Book）。他在诗作里说，不列颠人、法国人、威尼斯人、西西里人、那不勒斯人、卡拉布利亚人等都尊特洛伊人为先祖。其他中世纪诗人还提及，另外一些地区的人们也是如此。[30]颇具讽刺意味也很值得研究的是，中世纪人不是把战胜了特洛伊的希腊人而是把被希腊毁家灭国的特洛伊人尊为祖先。

在那一时期，这么多西欧民族争相把自己看作特洛伊人后裔，自然是有原因的。据学者研究，在11世纪，西欧的封建贵族统治正在出现深刻变革，即从传统的比较注重以宗族（clan）为基础的“横向”（horizontal）模式[31]逐渐向以直系男性继承人（即长子继承）为基础的纵向（vertical）的宗谱（genealogical）或者说父系（patrilineal）模式转换。[32]这种转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它有助于减少中世纪纷繁复杂的权力争斗和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同时，那些失去了爵位和主要财产（土地）继承权的次子们往往外出另谋生计。他们到各处游历，为君主和上等贵族效力，成为中世纪骑士的重要组成。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繁荣于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之社会基础。尽管浪漫传奇所表现的骑士历险并不主要是其社会意义或者说骑士与社会的关系，而更多是他的欲望、诉求和品质，是他自身价值的实现，但这些重要的社会历史信息也隐含在浪漫传奇作品中。

欧洲社会这种强调宗谱模式的转型在12世纪特别明显，而且在历史文献中得到突出反映。比如在亨利二世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用拉丁语、盎格鲁—诺曼语和大陆法语撰写的关于诺曼人的“历史”和武功的编年史，它们中许多是直接受亨利鼓励、授意或委托之作。[33]盎格鲁—诺曼人艾尔雷德（Aelred of Rievaulx，1110—1167）将自己撰写的7部拉丁文历史著作中的3部直接献给亨利，而且在《英格兰国王宗谱》（Genealogia regum Anglorum，1153—1154）和《国王和忏悔者：圣徒爱德华生平》（Vita S. Eduardi，regis et confessoris，1161—1163）中宣称诺曼人是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合法继承人。在瓦斯以杰弗里的《不列颠君王史》为源本创作的盎格鲁-诺曼语诗体《布鲁特传奇》大获成功之后，亨利委托他撰写具有明显政治意义的诺曼人历史。瓦斯按《布鲁特传奇》的模式用盎格鲁-诺曼语撰写《卢之传奇》，追述诺曼人先祖卢及其后代的“历史”，直到诺曼征服（1066）之后于1106年发生在诺曼底的亭彻伯雷（Tinchebray）之战。《布鲁特传奇》将重点放在亚瑟王传说，而《卢之传奇》则把重点放在征服者威廉以及诺曼征服以表明盎格鲁-诺曼王朝是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合法继承者。后来，瓦斯因得知亨利把撰写诺曼人历史的“政治任务”又交给他人而未能最终完成该书，这部现存长达16930诗行的作品可谓诺曼人的民族史诗。亨利关于撰写诺曼人“历史”的旨意最终由贝诺瓦完成，即那部长达44544行的诗体《诺曼底公国年鉴》。他的另外一部更为著名、影响更大的诗作是约40000行的浪漫传奇作品《特洛伊传奇》（Le Roman de Troie，1155—1160？）。另外一位盎格鲁-诺曼人乔丹·凡托斯米（Jordan Fantosme，？—1185）用盎格鲁-诺曼语撰写了一部关于亨利国王平定儿子小亨利的叛乱以及打败苏格兰的战争的诗体当代《编年史》，歌颂亨利的功绩。这些还只是亨利二世时代的“历史”著作中的一部分。

如亨利二世的旨意所表明的，以上那些编年史主要都是为了维护和强化王室和贵族们的权力和地位的合法性，它们全都强调纵向的宗族谱系。为此目的，那时期的王室和贵族们在自己的“家族史”中也都竞相将自己的谱系追溯到远古的显赫家族，特别是特洛伊王室和贵族。在这方面，维吉尔的那部关于劫后余生的埃涅阿斯率领残存的特洛伊人历尽艰辛，渡过地中海，远航到意大利创建罗马的伟大史诗因为在中世纪一直有广泛影响，所以《埃涅阿斯记》（Aeneid）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范例。更重要的是，如此多的贵族家族和王室试图“通向”特洛伊，也因为他们都想同伟大的罗马帝国沾亲以便在复杂而激烈的争斗中维护自身的地位和增强其合法性。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世纪欧洲人愿认特洛伊人而非后来沦落得不像样子的希腊人为祖先。希腊被罗马征服沦为其属地，“特洛伊人”也总算报了一箭之仇。

在更深层次上，强调甚至虚构家族史并将其同古老的特洛伊和辉煌的罗马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也反映出那时期因为人文主义发展和对现实世界的重视，中世纪人的历史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教父们特别是奥古斯丁的系统阐释，基督教神学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失去伊甸园后，在天命（Providence）指引下向上帝或者说天堂回归的历史，而对贵族或王族家族史的强调并将其同特洛伊或罗马联系，实际上是中世纪人历史观的世俗化，是人文主义的重大发展，不仅在历史研究领域，更在欧洲思想史上极具意义。著名学者、现当代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彻努（Marie-Dominique Chenu，1895—1990）认为，“在人们心中唤醒对人类之历史的积极意识是12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辉煌成就（splendid achievement）”，因此那是西方发展史上一个关键时期。[34]英格杜（Francis Ingledew）进一步指出：“在与维吉尔的特洛伊之书联系在一起时，这种历史记忆成为……一种对奥古斯丁式历史建构的深刻挑战”，而“如此多条大路通向特洛伊只能表明那是对修道院文本模式的一种观念性的替代，而那种模式将人类的境况解释为使上天之城——或者说故土[35]——成为每一个人理所当然的目的地的朝圣之旅和流放”。他认为，“家族谱系的发展代表了世俗历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刻”。[36]其实也正是在12世纪欧洲世俗历史观发展史上这一“重要时刻”，欧洲贵族家族开始使用家族纹章（the coat of arms）来标识其家族，纹章强调家族本身的地位和价值，随即成为一个贵族家族的历史和荣誉的至高无上的神圣象征。家族纹章的出现在欧洲世俗性家族观念发展史以及在欧洲文化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当然在中世纪，史学观和历史学的世俗化并不等于说对历史的阐释和对历史事件的解读不受基督教影响，毕竟中世纪的史学家或者说编年史撰写人几乎全都是宗教界人士，许多人甚至是神学家。比如下一章将重点涉及的杰弗里的《不列颠君王史》，它是12世纪史学世俗化的第一部影响特别大的编年史，其作者就是宗教界上层人士，里面的基督教影响自然也十分突出。史学观的世俗化主要是指对历史的叙述和阐释聚焦于一个家族、部族、民族或王国自身的演化或历程（至于其叙述是否真实并不重要），而非强行运用基督教教义将历史言说成上帝天命的寓言（allegory[37]）。换句话说，中世纪的世俗历史观将关注重点放在尘世中历史发展本身而非基于宗教去“建构”乃至虚构历史以阐释和体现基督教教义。

正是在中世纪欧洲历史观趋于世俗化、王室和贵族热衷于追溯或者说虚构家族“历史”以提升其地位或使其统治合法化的同时，由历史题材的史诗改写而成的浪漫传奇开始出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仅那些世俗化的“历史”与特洛伊传说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连接，而且新出现的最早的浪漫传奇作品也大多以特洛伊传说为题材，有的甚至是直接改写自《埃涅阿斯记》。在一定程度上，古典题材史诗的浪漫传奇化正是历史观世俗化的文学体现，并反映出中世纪特殊的语境中新价值观[38]的出现和人文主义在文学领域的重大发展，而这种发展突出表现在几个相互之间内在关联密切的方面。

首先，在所有史诗里，主角都是史诗英雄，而史诗英雄尽管有一定个性特征，但都主要是民族或部族精神、利益和价值观念的体现者，也就是说他更是一个民族或部族英雄。与之不同，浪漫传奇里的英雄同时还具有更突出的个人意图和欲望，更加追求自身的价值和利益，其冒险经历或者说英雄行为带有更明显的个人色彩。其次，古典史诗人物被中世纪化，史诗英雄被塑造成中世纪骑士，其言行举止、思想追求深受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宫廷文化和骑士精神影响。最后，与此密切相关而且对于浪漫传奇特别重要的是第三点，即在对古典史诗进行改写中增加或者更为突出当时正在流行的（宫廷）爱情主题和情节。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宫廷爱情把史诗浪漫传奇化了。

所有那些早期浪漫传奇对古典史诗的改写都突出地加入了宫廷爱情内容，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以爱情取代战争成为主题；不仅如此，爱情还为作品中的战争和越来越多的各种历险情节赋予新的意义。在最早的浪漫传奇作品之一的《埃涅阿斯传奇》（Roman d'Eneas，1160？）[39]里，佚名作者按古罗马爱情诗人奥维德的情调和正在兴起的宫廷爱情内容改写维吉尔，大幅度删减史诗《埃涅阿斯记》里的战争描写，却浓墨重彩地表现埃涅阿斯先后同迦太基女王狄多和意大利公主、他未来的王后拉维尼娅之间的爱情纠葛，把一部英雄史诗改写成中世纪浪漫传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最重要的还不仅仅是增加对爱情的描写，而是引入了宫廷爱情这种特别的范式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宫廷叙事。正如巴隆在谈到这部作品以及这时期同类型诗作的特殊贡献时所指出，它们“把史诗行为（epic action）和奥维德式情调（Ovidian sentiment）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型宫廷叙事”。[40]换句话说，新型的浪漫传奇所表现的并不仅仅是文学中自古就有的那种爱情主题，而是新的“宫廷爱情”。[41]同样，《底比斯传奇》（Le Roman de Thèbes）里的宫廷爱情描写也将古罗马诗人斯塔提乌斯（Statius，45？—96）的史诗《底比斯战记》（Thebaid）转化为新的体裁。值得一提的是，该作里的爱情题材后经薄伽丘增色而影响了乔叟，最终成就了中古英语文学中最杰出的骑士传奇作品之一的《骑士的故事》。在盎格鲁-诺曼诗人肯特的托马斯（Thomas de Kent，生卒年不详）的《亚历山大传奇或骑士传奇》（Roman d'Alexandre ou Roman de Toute Chevalerie，12世纪后期）里，被中世纪化或者说被骑士化了的亚历山大大帝与埃塞俄比亚女王坎达丝（Candace）之间的爱情以及他从遥远地方赶去与她幽会的情景，被一些学者认为与安茹王朝的亨利二世对艾琳诺女公爵的求爱不无相似之处。实际上，12世纪几乎所有最早的浪漫传奇都产生于安茹王朝或与其相关地区。前面提到的贝诺瓦那部长达3万多行的《特洛伊传奇》是一部特别有影响的诗作，据说作者将它献给了王后艾琳诺。贝诺瓦不仅将宫廷爱情引入作品并极力发挥，而且还虚构了特洛伊王子特洛伊罗斯与一个名叫白丽西达（Briseida，在诗作中她是叛逃到希腊军中的特洛伊祭司卡尔克斯的女儿）之间的爱情，以及她在被交换到希腊一方后投入希腊将领狄奥墨德斯怀抱的故事。这个故事经13世纪意大利诗人圭多（Guido delle Colonne）以及后来的薄伽丘进一步演绎，并在乔叟手上创作成中世纪最著名的英语宫廷爱情诗和英语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爱情叙事诗作《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茜达》，后来莎士比亚和桂冠诗人德莱顿都在乔叟作品基础上创作出同名剧作。

很明显，对宫廷爱情的描写在将史诗改写成浪漫传奇中发挥了最直接的作用，因此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宫廷爱情将史诗改写成浪漫传奇的。广义上的奥维德爱情诗传统（包括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新抒情诗、阿拉伯和波斯爱情诗[42]以及浪漫传奇里的宫廷爱情内容等）之影响在12世纪西欧文学中如此之广泛，以致“12世纪被描述为‘奥维德时代’（the age of Ovid）”。[43]哈斯金斯在《12世纪文艺复兴》里特别集中地研究了拉丁文化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重大影响。拉丁诗歌或者说古罗马诗歌中存在并流传下来了分别以维吉尔和奥维德为代表的史诗传统和爱情诗传统。阿舍在其探讨英格兰民族性之形成的著作《虚构与历史：1066—1200年之英格兰》中涉及浪漫传奇的出现。她认为“史诗的意义在于它的历史性（historicity）”，而“抒情诗是一种极度的非历史性体裁（profoundly ahistorical genre）”，它们本是“两种独调而且相互竞争的话语”，浪漫传奇“是抒情诗与史诗的结合”[44]。她说：《埃涅阿斯传奇》是对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记》“十分奇特”的“翻译”，它“也许是最早具有[浪漫传奇]体裁之典型形式”[45]的作品。虽然阿舍没有把这两大传统的结合以及浪漫传奇的产生放到12世纪文艺复兴以及当时特定的文化和文学大语境中分析，而且她关于英格兰民族在那时已经形成的观点也并不十分令人信服，[46]但她关于维吉尔代表的史诗传统和奥维德代表的爱情诗传统的结合产生浪漫传奇的观点很有见地，只不过视野应拓宽一些。比如，虽然那两大传统的并存与碰撞自罗马时代起就一直存在，但为什么浪漫传奇只是在12世纪那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产生呢？这其实表明，浪漫传奇的产生还有其他原因。

首先，12世纪的古法语诗人特别重视史诗传统，那是因为自11世纪以来直到13世纪，具有史诗性质的古法语武功歌（chanson de geste）一直很流行，取得了很高成就，其中最有名的是《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据说，在征服者威廉公爵的率领下，在黑斯廷斯战场击溃英格兰军队从而结束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诺曼底军队就是唱着《罗兰之歌》挺进英格兰的。另外，近期学者们的研究发现，武功歌并非像以前人们认为的那样在浪漫传奇兴起之后很快衰落消亡，而是在相当长时期内与浪漫传奇共同发展，相互影响。比如，流传下来的许多手抄稿集子里就同时收集有武功歌和浪漫传奇。[47]法语武功歌的创作与流行有利于人们熟悉、理解、掌握古典史诗，因而也就间接地有利于诗人们用古法语改写古典史诗和创作与史诗接近的浪漫传奇。

当然更重要的是，史诗和爱情诗这两种“相互竞争的话语”能在此时结合而产生出浪漫传奇这种新体裁，与上面提及的普罗旺斯新型抒情诗的繁荣密切相关，而普罗旺斯新诗在本质上是宫廷爱情和宫廷文化的诗歌表现，它的出现与繁荣其实是奥维德传统的爱情诗在12世纪宫廷文化中的新发展，同时也受到由十字军东征带来的波斯和阿拉伯抒情诗影响。关于这一点，下面将具体谈到。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浪漫传奇是拉丁精神与中世纪盛期西欧的社会现实以及正在形成中的西欧现代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在文学领域的体现，是欧洲古典史诗传统、爱情诗传统、古法语武功歌、普罗旺斯新诗以及伊斯兰世界的爱情诗在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历史语境中相互作用共同造就的新的世俗叙事文学体裁。

欧洲12世纪文艺复兴带来的变革和发展虽然只是欧洲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的开端，更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还在后面，但它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英国显然也是12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地区。在12世纪，特别是在亨利二世时代，安茹王国地域辽阔，政治经济强盛，而且也是西欧一个重要的文化、文学和艺术中心。除了上面提到的哥特建筑和哥特艺术的发展以及牛津、剑桥大学的创建等重要成就外，英国文学也十分繁荣，开始了新的时代。

在英国文坛，拉丁语文学、盎格鲁-诺曼语文学、来自法国的法语文学都颇为繁荣，甚至连失去了官方语言地位的英语也创作出一些流传至今的作品，其中还包括《猫头鹰和夜莺》《布鲁特》这样的杰作。拉丁语是当时的“国际语言”，在诺曼征服后，它成为英国政府的官方语言和几乎所有领域的书面语。因此，拉丁语是所有受教育的人必须掌握的语言，这时期的许多英国文学作品是用拉丁语创作。它们中影响最大的也许是杰弗里的《不列颠君王史》。这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编年史，而是一部充满传说的演义性作品。它主要是关于不列顿人（Britons），或者说凯尔特人的历史和传说，特别是关于不列顿人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战争，一直写到689年不列顿国王卡德瓦伦（Cadwallon）去世。该书与中世纪其他畅销书一样，一面世就大受欢迎，里格说它“像野火一样从英格兰燎原到诺曼底”，早在1139年（即面世三四年后）远在诺曼底的城市贝克（Bec）就已发现其踪迹。[48]书中最引人注意而且对整个西欧文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关于亚瑟王的部分。关于这部著作在亚瑟王文学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意义将在下一章讨论。

12世纪英国文坛取得最大成就的是盎格鲁-诺曼语文学，其发展得到王室和贵族的提倡和鼓励，特别是得到亨利二世及其王后——当时欧洲最著名的新诗庇护人艾琳诺的支持和赞助。在12世纪，盎格鲁-诺曼语已经成为主要文学语言。艾琳诺是阿奎坦公爵威廉九世的孙女和继承人，她和女儿香槟伯爵夫人玛丽的宫中都集聚了大批新诗人。12世纪许多最杰出的浪漫传奇都是在她们宫中创作的。艾琳诺带着巨大的阿奎坦公国在1152年嫁给亨利二世，她宫中的许多新诗人也随之对英国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除了产生了大量盎格鲁-诺曼语文学作品外，英国这时还出现了英语的音步体诗歌，其中包括名著《猫头鹰与夜莺》（The Owl and the Nightingale，12世纪末），这在英诗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

当然，这时期在英国文坛占统治地位的是盎格鲁—诺曼语文学，而它特别重要的成就是在12世纪中后期开始涌现的大量骑士浪漫传奇。浪漫传奇被艾琳诺的4个女儿带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日耳曼等地区，对当地的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是嫁到法国香槟的玛利，她宫中创作出包括克雷蒂安那5部奠定亚瑟王浪漫传奇文学传统的诗作在内的一些中世纪最杰出的浪漫传奇作品。在英国文坛，盎格鲁-诺曼诗人托玛斯的《特利斯坦》（Tristan，约1160年）也是这类文学的代表作，它对后来的浪漫传奇产生了很大影响，被广为模仿。里格认为：“对于随后的文学，其影响无以伦比。”[49]另外还值得指出的是，托玛斯在作品里赞美伦敦和英格兰，表现出一定的英格兰意识。遗憾的是，这部作品现在只剩残篇。

12世纪英语文学最杰出的作品是用早期中古英语（early Middle English）写成的《猫头鹰与夜莺》。它在英国文学史上之所以那么重要，除了它本身的艺术成就外，还因为它是一部早期中古英语杰作。12世纪是英语语言发展史上最艰难的时期。操法语的诺曼人于1066年征服英格兰后，古英语除了在一些修道院里还继续使用了一段时间外，作为官方书面语，它在11世纪70年代被拉丁文取代，古英语时代正式结束。于是英国出现了英格兰民间讲各种英语方言、威尔士和康沃尔等地区讲当地凯尔特语方言、王室和贵族讲诺曼底法语[50]、书面语为拉丁文的复杂局面。在12世纪，一些修道院也用英语撰写编年史或创作诗歌，但这时的英语已经不是诺曼征服之前的古英语，而是以地方方言或者说当地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为基础的早期中古英语。

很显然，这时的中古英语，特别是它的书面语还没有得到发展，它既没有很统一的规则，也缺乏丰富的表达方式。作为一种文学语言，中古英语才刚刚起步。对当时的英语更为不利的是，11世纪末新型宫廷爱情诗开始在普罗旺斯出现，以此为开端，法语文学大为繁荣，法语也逐渐成为可以同拉丁文匹敌的“国际”通用的文学和书面语言。从12世纪后期开始，法国（严格说应该是包括法国的法语区域）作为文化强国在西欧崛起，在欧洲政治和文化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法语地区的政治军事力量和风靡欧洲的法语骑士传奇使法国成为骑士文化中心。所有这些都加强了法语的地位。13世纪中期以后，法语（盎格鲁-诺曼语）和拉丁文一样成为英国正式书面语，其主要分别是，法语更多地用于政府和法律文件，而拉丁语则主要是宗教和学术语言，刚开始发展的中古英语因而受到进一步排挤。

然而从长期来看，这种状况也为英语和英语文学的发展，特别是为14世纪乔叟时代英语的成熟和英语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因为英语能很顺利地从法语、拉丁语以及其他一些在英格兰使用的语言中大量吸收词语、修辞手法和诗歌艺术以丰富其语言和艺术表现力。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状况无疑阻碍了英语和英语文学的发展。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12世纪的诗人能创作出《猫头鹰与夜莺》这样的音步体杰作，的确难能可贵。不过，这时期最重要的英语文学成就是亚瑟王文学史上一部长篇诗作：拉亚蒙的《布鲁特》。关于这部著作，后面将有专章具体分析。

安茹帝国的辉煌随着亨利二世和理查德一世的去世而逐渐成为过去。约翰王（1199—1216在位）和亨利三世（1216—1272在位）在国内和欧洲大陆都遇到了巨大挑战，安茹王朝已经衰落。1204年，诺曼底落入法国之手是英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安茹帝国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表明法国日益强盛。在随后几个世纪中，英法之间的冲突与战争成为两国历史的主旋律，既促进了两个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欧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