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来华耶稣会士及其对手

——两种释《孟》立场的奠立

从历史上看，文化间的交流未必都是双向的，而往往表现出某种“势差”，即水平较高的文化会流向并影响水平较低的文化，而不是相反的。古罗马文化之征服欧洲大陆，基督教之征服非洲，大抵如此。中西文化在明末清初时的碰撞，尽管肇端于负有传教使命的来华传教士，但其效果却是中西方的相互注视与了解。依着“后见之明”的看法，这要归功于耶稣会士们的“适应（accommodation）政策”[2]，即耶稣会士们在中国没有采取“左手执剑，右手持十字架”的武力传教模式，而是穿儒服、读儒书、授西技、重会通，走和平传教的路子。然而从根本上看，“适应政策”的形成，绝非夙心早发、有意为之，其实是环境使然，是在克服困难中的产物，而其背后则是当时中西文化水平的势均力敌[3]。传教士们选择了“入乎其内”之后著书立说的做法，而想“入乎其内”，则必须熟读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史子集，尤其是儒家的经书，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儒家“亚圣”孟轲成为传教士关注的对象。

最初，西人对《孟子》的译介仅停留于来华传教士的小圈子里，因此还不能说《孟子》已经漂洋过海，远赴泰西。虽然西班牙多明我会（Dominican）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46—1592）在以西班牙文翻译并于1589年出版于菲律宾的中国童蒙读物《明心宝鉴》[4]（明·范立本编）中已经20多次提到孟子的言论，但由于发行规模小，且跟彼时在中国的传教士们殊少关联，所以影响不大。1591—1593年间，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1543—1607）、利玛窦（1552—1610）曾合作编译了《拉丁文版孔子语录汇编》，以之作为新来传教士学习高雅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辅助材料。此书其实是对《四书》的节译，并不限定于“孔子语录”，其中第五部分就是《孟子》文本的拉丁文节译[5]。这部译作并未正式出版，但一直被新来华传教士用作学习中文的教材。由于罗明坚和利玛窦二人的先驱者身份，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理解遂成为西人解读中国思想的开创性范式，事实上，这一范式也融化、积淀到之后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的中国经典翻译与诠释之中。

《天主实义》[6]一书是利玛窦假托“西士”身份对“中士”进行教理启蒙的中文著作，其中对《孟子》部分言论的释评就具有创立轨范的意义。《天主实义》引《孟子》“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之语，佐证“天主生彼鸟兽，以随我使耳，则杀而使之，以养人命，何伤乎”之旨[7]；称孟子倡“仁义”，以“王天下”为“利”劝行仁政，说明圣人亦言利害，进而说明天主教之重视“来世之利”方为“至大”“至实”之利[8]；引述孟子“人性与牛犬性不同”之语，说明“人性”之善恶问题，本无关乎作为“依赖之品”的、恒善的“（天）理”，“性”与“理”不可混同，又引《孟子》“孺子将入于井”之例，说明性善作为“良善”与德善（“习善”）的区别[9]。以上利玛窦之引述《孟子》观点，尽管其意图与《孟子》原文的论述出发点歧出，但尚不能说其为南辕北辙。然而，当论及《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语时，利玛窦则认定，“吾谓以无后为不孝，断非中国先进之旨”，并引《孟子》“求在我”“求在外”之区分，申论孝之与否，跟得子与否无关[10]。利玛窦并不反对儒家的孝道，其容不得的是将“无后”列为最不孝，因为这势必将冲击敬奉上帝的优先性。以上种种，可证利玛窦于儒学有取亦有舍，而取舍之标准，则全视儒学观点是否可与基督教义接榫合铆。

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中国上古史》（1658）[11]取材于中国正史，而辅之以西历纪年，欲借以沟通中、西因相互独立发展而长期隔绝的“历史”。这部断代史虽也有将中国历史纳入旧约《圣经》编年史的用心，但卫匡国延续了利玛窦的适应路线，相对注意著述的科学性，由此对中国“上古”文明颇含同情，在论调上多有赞美，近于中国正史。此书记述了孟子的简单生平与思想，以及当时与孟子辩论的部分哲学家（第155—161、170—171页），认为孟子是一位“非常高尚和极有雄辩能力的哲学家”，并将《孟子》一书开头孟子与梁惠王讨论义利问题的对话简译为拉丁文。

而西班牙多明我会会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1618—1686）虽跟卫匡国同时来华传教，但代表了迥异的传教路线。在《中国历史、政治和宗教论集》（1676）[12]一书中，他激烈反对耶稣会的适应、同化路线，主张包括孟子思想在内的中国思想无法兼容于基督教信仰。卫匡国和《西文四书直解》[13]的作者基于他们对《春秋》部分记载的理解，断定孔子已经预言了基督本人之降生以及基督教之传入中国，而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在《中国近事报道》（1696）[14]一书中，也认同《西文四书直解》的看法，认为公元67年前后汉明帝“感梦求法”，其所梦之金人、白马本来即是孔子所预言的东来之基督教，只是由于明帝所遣使者的某个过失，结果阴差阳错，误把佛教而非基督教迎入中土[15]。闵明我从根本上不赞成这种在中国古代经典中索隐、附会基督踪迹的做法，坚称孔子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且孔子只字未提基督的启示。闵明我也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力图证明孟子对于真主一无所知（第138—141页）。

作为耶稣会和多明我会在华传教士的代表，卫匡国、闵明我二人的著作开始在西方具有一些影响。荷兰作家Olfert Dapper（约1635—1689年）一生虽未到过亚洲，甚至没有出过荷兰，但他依照卫匡国《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1655）、《鞑靼战记》（1654）诸书的资料，想象性地创作并出版了《第二、三次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出使大清帝国记》[16]一书，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书中也提到了孟子（第101—104页），其记述与论调一如卫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