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以来，翻译被认为不仅仅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活动，更是异质文化间的交流活动。从文化角度研究影响翻译的要素十分重要，但是翻译不仅是文化事件，也是社会事件。目前从社会历史语境出发进行翻译研究还不多，更少有人从社会历史语境出发对一本多译现象进行历时研究。

《老子》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迄今已被译成了世界上28种语言，有各种版本一千多种。自1859年《老子》首次被完整英译以来，在约150年间，其英译本数量已经超过140种。《老子》英译的悠久历史和众多译本，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案例，特别是可以从众多译本中选取典型译本进行历时研究，描述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下产生的译本的特点，并将译者和译本放置在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发现其中的关联。

本书综合运用系统论、哲学诠释学、接受美学和受众理论等理论工具，对理雅各、韦利、刘殿爵、韩禄伯和米切尔五位译者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老子》英译，采取“社会历史语境＋译者/译作＋译文读者”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尝试解释社会历史语境与译者及译本之间的关联。

研究发现，翻译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大系统的特性规约着翻译的性质和功能，当社会大系统发生变化时，翻译就会随着发生变化。《老子》英译经历了约150年，其间人类社会的大系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每一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历史语境都会对《老子》英译产生不同的规约，使其符合当时社会大系统的总体属性和功能。所以《老子》英译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出现了“译随境变”的现象。

《老子》英译的早期正值西方列强在东方殖民时期，基督教传教士译者的翻译活动具有明显的殖民性质。以理雅各为例，他一方面试图将《老子》中的异质文化表现出来，加深传教士对中国的了解，方便他们在中国的殖民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注解和诠释在译本中加入自己的宗教思想，重构《老子》文本，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他的传教职责。《老子》英译的中期，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极大冲击，一方面使西方有识之士认识到当时社会的病态，另一方面也使很多殖民地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语境下，韦利翻译了包括《老子》在内的诸多中华典籍，想要用中华文明之光照亮当时黑暗的英国社会。他在《老子》英译中倡导了历史性和文字性的翻译方法，以期精确再现文本的历史本义。刘殿爵则着力于摆脱西方的文化殖民，维护民族文化的本真。他批评了先前西方译者在《老子》英译中表现出来的宗教狂热，以精确审慎的翻译展现了老子的哲学思想。近期《老子》英译，在多极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展开。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深和中国的快速发展，更多的西方人渴望准确地认识中国，韩禄伯的译文就是要为大众读者提供有关《老子》的最新知识。多极化的发展又是在与西方文化霸权和西方文化工业的博弈中进行的，这一事实也会影响到《老子》的翻译。米切尔的译本就通过对原作的种种操纵，构建了一个符合西方流行文化的译本。因此，五个译本生动展现了一百多年来《老子》英译和其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深刻关联，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

“译随境变”的现象是社会历史语境作用于译者而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对翻译的制约是一种间接的规约，而不是直接的规定。社会历史语境是通过影响译者视域来影响译本的。由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所形成的译者视域，既具有个体差异性，又具有社会统一性。译者的社会性使其视域具有某种社会性和历史性，其译本也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相应和。

将《老子》英译纳入社会大系统中，从社会历史语境视角出发，可以发现《老子》英译的历史与人类社会所走过的这段历史是息息相关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历史语境激发着译者，使其具有了某种动机和目的，进而形成某种具有特色的翻译思想和理念，并最终产生各具特色的译本。揭示社会历史语境和译者、译本之间的这种关联，有助于获得一种更宏大、更全面的视角，突破译本内部研究的局限，也有助于认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本书的写作与出版离不开许多人的关心、指导和支持。湖南师范大学的蒋洪新教授、郑燕虹教授、黄振定教授、邓颖玲教授和湖南大学的朱健平教授、王湘玲教授等诸位老师都曾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恩师蒋坚松教授虽已是古稀之年，为本书的修改呕心沥血，乃至字句琢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丁巍研究员慷慨地将自己收集的老学资料赠送给我。同事好友张玮博士送来她的专著，让我参考出版社的格式要求。本书责任编辑慈明亮先生及其同事的编辑和校对工作，很是认真负责。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安庆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要向他们以及其他为本书写作和出版默默付出的师友亲朋表示深深的感谢！

虽经多次修改、完善，但毕竟本书作者学力有限，学养尚浅，书中错讹之处在所难免，还请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吴冰

2019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