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社会背景

自21世纪之初开始，我国正在经历一次非常重要的社会转型，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管理体制也亟待改革。此时，国家提出要把我国政府打造成服务型政府、民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打造必然离不开服务型社会的构建，而服务型社会的构建也需要所有服务型公共机构的共同努力与共同发展。另外，从2003年开始我国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该试点改革工作首先从文化产业的发展入手，但试点过程中发现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存在非常突出的社会矛盾及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再加上2003年“非典”的大爆发提示我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缺失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如此严重，或许可以给社会及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在此之前大家所讨论的医疗体制改革主要是集中在市场化方向上，对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基本持忽视的观点与态度。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及社会偶然事件的冲击，政府认识到公共服务与市场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体系，哪个也不能少，必须双管齐下，齐头并进。为此，政府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愿望变得理性而现实。

（1）社会转型的加剧。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呈现出了剧烈的转型特征，在这个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与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或社会变化。特别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转型，呈现为一种非常少见的“双转”交织过程，即“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既面临复杂的社会转型任务，同时又面临体制转轨使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使社会转型更加复杂”[1]。在这种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如何来破解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实践中所碰到的问题是值得思考的。自从1993年以来，我国就一直实行“局馆合一”的档案机构管理体制，档案事业严格按照计划经济的政治体制来规划与发展，作为档案信息资源管理机构的国家各级公共档案馆与作为档案事业行政管理机构的各级档案局，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办公机制与办事方式。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大多数局馆都采用局长兼馆长的任职方式，这种管理方式有一定的管理优势，减少了一些管理上的分歧，使管理效率在有些方面有所提高。但是这种“裁判兼运动员”的形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公共档案馆公共服务能力、公共服务意识的提升。在这种体制之下，作为档案管理机构的公共档案馆，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有意无意地存在一种以“管理者”自居的工作作风与思维惯性，而在无形之中忽视了其“服务”的本质属性。这与我国当前所倡导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理念是相左的，是不符合当前社会发展趋势的，这种工作的思维惯性也无助于做好公共档案馆的公共服务工作。或许正是看到了“局馆合一”档案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端，2018年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我国实行了将近30年的“局馆合一”的档案管理体制进行了深度改革，使之回归到“政社分设，局馆分离”的状态。这种“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管理体制，有助于提升公共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这些年来受“局馆合一”体制的影响，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和文化事业机构的职能区分、职责履行和责任追究，不符合政事分开的组织原则和管办分开的内在要求。从法律上看，将“局馆合一”的机构定性为事业单位，也容易造成档案局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和档案馆作为文化事业主体的民事责任不清。这进一步导致公共档案馆的文化事业机构属性定位不明确、不突出，缺乏文化氛围、服务精神，未能很好地履行公共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另外，随着我国经济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物资资源的不断丰富，社会文化等体现社会软实力的因素开始越来越被社会所重视，社会已经意识到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必须要有更高层次的社会文化与之相匹配，否则经济的发展就会陷入一种“瓶颈”状态之中，每上一个台阶都会显得非常困难。因此，从整个社会大环境来看，公共档案馆的发展处于一个非常有利于其公共文化属性发挥的良好氛围之中，对于公共档案馆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会。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这对于公共档案馆而言，可能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任何机会都是稍纵即逝的，在全社会都积极推动社会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的形势下，公共档案馆如果不能很好地贡献其应有的社会力量，尽量使其自身的社会存在价值与存在意义得到体现与发挥，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中获得一席之地，就可能面临着被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边缘化的危险与尴尬。因此，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公共档案馆必须认清其所面临的形势，制定符合其自身优势以及发展方向的战略规划，抓住社会大力倡导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大好机会，充分挖掘其历史文化资源，发挥其文化功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争取到更多的社会资源，进而不断地增强其社会服务能力并提升其社会影响力与社会地位。

（2）政府政策的推动。我国政府近10年来不断出台关于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文件，级别越来越高，文本表述越来越有战略性、全局性，向社会传递着政府大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强烈愿望与理念。总的来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是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构建指导思想的贯彻过程中，在政府职能转换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逐渐清晰起来的，党和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认识及深化经历了一个逐渐清晰、逐渐丰满的过程。其中重要时间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纲领性文件的出台及实施上，即2001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2002年九届人大最后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出现了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个概念；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规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属于战略规划范畴，并提出要“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06年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专门有一章是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论述，并且放在了文化产业内容的前面，其重要性、战略性地位被确定下来；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具体提出，“在全社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广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尤其要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07年6月16日，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从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为一项重要国策；2011年《公共服务蓝皮书》发布；2012年2月15日《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当年5月10日《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颁布；2015年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把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七大要点之一，并指出“要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骨干文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这些政策性文件强烈地传递了国家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愿望与决心。

尽管政策尚未明确将公共档案馆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范畴，但由于档案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明确了公共档案馆的文化事业机构性质，所以公共档案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已是大势所趋。另外，《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文化强国”的政府治理理念时期。因此，公共档案馆在制订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必须读懂当前这些国家政策所体现的精神与内涵，并以此作为基础来规划公共档案馆在未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发展方向。

1.1.2 实践背景

从实践领域来看，我国公共档案馆管理领域已开始认识到公共档案馆不仅仅作为档案信息资源管理者的角色存在，同时也担任着社会文化传播者以及文化传承者的社会角色。同时，社会其他相关主体也已认识到了公共档案馆作为历史文化资源库的社会存在价值，开始有意识地与公共档案馆进行一些文化型开发与传播工作。因此，公共档案馆的文化存在价值不仅开始在公共档案馆的内部达成共识，从外部对其的认知情况来看，也正在得到承认与认同，并且，其他社会主体也正在有意识地借助公共档案馆的历史文化资源提升其社会影响力。实践领域的相关活动已为公共档案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相应的实践基础与条件。特别是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明确规定：“建立健全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重视做好民生档案工作；建立健全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创新服务形式、强化服务功能、加大开发力度和促进资源共享。”[2]这是1994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第一个关于档案工作的文件，[3]如此高规格的制度安排对于档案工作而言绝对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足以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公共档案馆档案公共服务的关注和重视。由此引发的对什么是档案公共服务、如何创新档案公共服务理念、如何在实践领域拓展和实现档案公共服务功能等问题的探讨已成为公共档案馆实践领域的重要课题与研究方向。

（1）公共档案馆的文化传播意识正在增强。根据调研，某县级档案馆2013年对外开展查档1690人次，调阅档案12300余卷（件）；2014年查档1860人次，调阅档案15400余卷（件）；2015年查档3120人次，调阅档案30800余卷（件）。某市档案馆2013年查档650人次，调阅档案1722卷；2014年查档563人次，调阅档案2081卷；2015年查档1483人次，调阅档案3781卷。这是我们调研的两个样本，其他样本也差不多，呈现相同的发展趋势。从调研的数据来看，我国各级公共档案馆所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还不是非常理想，其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等都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是，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当前各级公共档案馆的文化传播意识正在不断增强，一方面，他们借助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出版各种历史档案编纂成果来传播历史文化，如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电影资料馆和一些省市档案馆合作拍摄的《伟大胜利——中国受降档案》纪录片，深刻回忆了抗日战争中的历史，深受公众喜爱，其他还有《清朝档案揭秘》《日本轰炸乐山纪实》《国难、国耻、国愤、国魂》《满洲实录》《奉天纪事》《解放南昌》等。通过这种传统的编纂出版模式，很多深藏于历史档案中的历史故事、历史文化能够被普通社会公众所了解。另一方面，当前也有一些公共档案馆借助信息技术、网络技术，通过制作一些网络视频进行档案文化的传播，如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拍摄的网络专题视频《档案天天看——毛泽东档案系列》《共和国脚步》《自从有了共产党》《新四军》等，为公共档案馆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传播找到了一种非常合适的方式，使“死的档案”变成了一种“活的文化”，使公共档案馆的文化存在形象深入社会。这些传播方式极大地宣传了档案文化，引起了社会公众对公共档案馆与档案的兴趣和热情。另外，公共档案馆也在借助一些特殊的节假日开展历史档案文化的宣传，如一年一度的“国际档案日”，借助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开展相关的宣传，如《南京大屠杀档案展览》以及《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成功》。公共档案馆当前所开展的这些档案文化服务行为，为公共档案馆全面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基础与经验，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公共档案馆文化使命的完成并促进其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2）社会主体正在推动档案文化社会化。在当前的实践领域，除了公共档案馆在开展档案文化服务的社会活动外，其他的相关社会主体也正在积极地推动着档案文化的社会化传播，这为公共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不仅提供了新的服务方式，也提供了新的服务平台与途径。

首先是电视类社会媒体的推广。如《国宝档案》栏目（CCTV-4亚洲）旨在为中华国宝文物建立档案，讲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历史事件和历史知识，使社会公众有了深入了解我国漫长历史的机会与可能，弘扬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增强了国人和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另外一个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电视节目就是北京卫视的《档案》栏目，该节目以揭秘性的讲述方式进行讲解，选题广泛而深刻，内涵丰富有深度，节目贴近百姓生活，紧跟时代脉搏，展现人生百态，透视社会万象。不仅涉及中外交往的历史事实，也涉及曾经引起国际关注的历史事件，通过解密档案中的历史秘密与历史故事，探寻解读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缘由脉络，使社会公众有机会了解到历史中一个又一个惊人的事件和传奇。这些电视节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档案文化的社会化传播，使沉睡于档案中的历史文化走向了普通社会公众，也给这些节目的制作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如《国宝档案》于2014年荣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广播电视节目奖”以及“2012-2013年度优秀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植项目优秀栏目”两个国家级奖项，并从2011年起，多次被评为中央电视台“品牌栏目”。《档案》栏目也收获了不少奖项，如荣获“2013两岸四地原创电视社教栏目四小龙”的称号；被评为传媒中国年度影响力电视栏目；同时，北京电视台副总编、卫视中心主任徐滔和《档案》栏目制片人吕军分别获得传媒中国年度贡献人物及传媒中国年度十大电视节目金牌制片人的称号；等等。[4]

其次是报刊类社会媒体对档案文化的推动。最近几年来，各种报刊类社会媒体开始积极地参与到公共档案馆文化身份的推广上来，也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如江苏省档案馆与《扬子晚报》合办的报刊专栏《档案穿越》、泉州市档案馆与《东南早报》合办的《泉州档案》专栏、南昌市档案馆与《江西晨报》联合创办的《档案解密》等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同时这些栏目也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同，如《档案穿越》栏目不仅引起了社会公众对公共档案馆与档案的兴趣和热情，还荣获了江苏省“2012年度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提名奖”。[5]

总之，当前的社会实践领域已开始形成一种良好的档案文化氛围，为公共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开展打下了坚定的舆论基础并培育了良好的受众，为公共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战略推进提供了前提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