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影响力投资兴起的背景与动因

一、影响力投资兴起的背景

从上述影响力投资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其产生和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本节着重从影响力投资所诞生的西方资本主义土壤和体系中，以及公益慈善商业化演进趋势来阐释影响力投资的必要性。

（一）资本主义演进与自我修复

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学建立在私有财产合法化，以及不平等的合理性之上。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工业革命带来的迅速发展使经济的不平等赤裸裸地、青面獠牙地在社会中肆虐。其中一个后果是，1929年的金融危机、社会动荡，以及资本主义频频受到被颠覆的挑战（如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众多精明的资本家认识到他们需要服务社会这个整体而不仅仅是自己等少数人的利益，否则会受到贫苦大众的反对和抵抗。基于这种醒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商业领袖普遍认为他们对社区发展有很大责任，而不仅仅是为股东服务，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概念开始形成并广泛传播。企业的经理们起初称之为“公共服务”“受托人精神”（stewardship/trusteeship），最后这一概念被定格在“企业社会责任”[14]。CSR的概念不断在这个时期得到广泛实践，最后被当作一种理论来研究。这个时期的企业家主要着重提高工人工资，使其能体面生活[15]。因为企业主懂得如果工人收入增加了，则工人更健康，更能高产高效，从而带来经济的增长。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又逐渐开始抛锚，企业家又重新回到这样的话语体系中：“商业就是商业，仅此而已。”这主要是由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企业管理思想的影响。弗里德曼主张企业管理者的天职是为自己的股东提供最大化利润。很多企业家认为企业创造就业是最大的社会贡献，反感自己被“社会责任”一词“绑架”。这种把商业和广大的社会责任抽离的后果是什么呢？血汗工厂、人口贩卖、性别收入差距、同性恋群体、高污染能源，以及一系列其他政策和文化问题。而后，SRI运动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全世界范围经济发展、全球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但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几乎失衡的全球经济体系。商业伦理和诚信不断锐减，市场经济既不公平又不包容。一些商业高管和企业家在投资和管理方式方面铤而走险，造成了当今的“残局”。很多人开始对这种发展模式市场经济很担心。前高盛主管David Blood说：“有人认为经济不平等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不同意。我们正在创造一种只有精英中的精英才能成功的系统，这种系统岌岌可危。如果商业不向善，不惠及普通民众，它将终究失去存在的合法性。”[16]全球范围内，各种活动此起彼伏，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黑人平权运动、同性LGBTQ运动、妇女权益游行等。大众要求经济发展用合乎伦理的方式运作，使社会对女性、有色人种和同性人群更包容，使中产阶级更强大，使环境更可持续发展，从而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体系。2020年，美国爆发的乔治·弗洛伊德黑人司法平权运动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如果我们不在现在的社会、司法、经济轨道上悬崖勒马，社会终究诉诸极端的方式来寻求改变。幸运的是，由一群企业家、高管、投资商掀起的商业向善运动正在兴起，比如共益企业（B Corporation）、影响力投资联盟。在尚未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困境的全球背景下，投资者、消费者开始觉醒，并呼唤伦理的商业和企业。在上述的社会环境与经济底线相结合的产品和服务备受青睐，可持续商业、影响力投资便是其中之一。

真正可持续的商业是什么呢？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和马克·克莱美（Mark Cramer）认为，商业真正的可持续是要“创造共享价值”（Create Shared Value）[17]，要为更多的人创造价值，要考虑其对社区、环境的贡献。

可持续商业不一定能提供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良药”，但是它会逐渐认识到这个大体系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愿意让政府引导和激励商业做正确的事情，比如提高工资待遇、ESG治理公开化。这种开放的心态同样适用于作为影响力投资重要的参与者——政府。

在全球化的今天，很多问题的解决既不容易又不能在短期内显示效果，尚待我们去探索，抱着开放包容的心态，抱着合作的态度，抱着整体观来寻求共赢和发展。

（二）公益慈善组织和行为的商业化、市场化演进

广义的公益慈善既包括组织化的慈善如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又包括个体的慈善捐助。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政府财政缩减、追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效率和效果，并逐渐将商业化和市场化引入非营利领域，世界范围内非营利组织都倍感压力，因而去寻求多元融资途径、改善效率，以及赢得客户和捐赠人信任。政府购买服务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如火如荼。大量的原本由社会组织提供或者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尤其是针对老人、儿童、残疾人、孤儿等特殊群体的服务，通常都是由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社会上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既包括非营利组织，也包括营利性公司。这项举措虽然对政府、纳税人和消费者都有好处，但是会给非营利组织带来很大的竞争挑战，因为非营利组织受融资限制，常常在人才薪资、设施、服务流程的投入上很难与商业机构竞争。在此背景下，一些非营利机构转型成为纯商业机构，一些非营利机构不断加大对服务和产品的投入，还有一些追求社会和经济效益双重底线的社会企业不断产生，并成长壮大。比如，美国非营利机构的主要收入来自市场化的商品营收（Earned Income），约占48%[18]，而捐赠只占13%，且大多流向宗教组织。中国语境下的非营利组织在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宏观政策中也不断催生了一批活跃的社会企业。这些应公益慈善组织商业化浪潮而生的社会企业型组织也为影响力投资提供了基础。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捐赠者来自商界精英，并不断把商业创新和高效的思维模式带入公益慈善的捐赠和管理中。他们把捐赠作为投资，并用风险投资战略和工具去管理其慈善“捐赠”，以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为首的商业领袖在慈善界掀起了一股“慈善资本主义”新潮。在该潮流中，成功的企业家们把自己视为社会财富的“管家”，意识到财富和责任成正比，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能够为棘手的社会问题带来巨大改变，并且认为自己有能力和义务这样做。2010年，比尔·盖茨夫妇和沃伦·巴菲特引领了“慈善誓约”运动，倡议数千名美国富豪做出誓约，承诺捐出他们至少50%的财富给慈善机构。作为该倡议的发起人，巴菲特誓言要把他超过99%的财产在有生之年或是在临危之际捐给慈善机构。他说：“即使我们多花百分之一的钱在自己身上，我们的快乐和幸福并不会因此而增添一分。但是，这剩余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可以给其他人的身心和幸福带来巨大的影响。”[19]巴菲特没有把他的财富均分，散发给所需要的人，他看重的依然是资源的最大化地利用，效益的最大化实现，并且这样做的原因是感激和责任，而不是因为对获取财富方式的愧疚而通过捐赠来“赎罪”或者美化自己公司的形象。加入这股慈善商业化浪潮的还有商业向善运动，如企业慈善。很多大企业不局限于捐款带来的良好公共效果，还积极追求把社会效益植入产品和服务以及运营中。在2020年开始的全球新冠病毒抗击中，世界电商巨头亚马逊成立小微企业抗疫基金，用贷款的方式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公益慈善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趋势的另一个驱动力来自对公益项目高效的渴求，以及受效益驱动。虽然有时候受赠者表面上需要的是钱，但其实更多的是需要公平就业的机会，因此直接给钱并不能为受赠者的生活带来实质的改变，反而有可能带来恶劣的后果，如懒惰、依赖、酗酒、浪费等恶习。即使受赠者真正需要的是钱，如果赠予的方式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发给灾民的虽然也是钱，但是是通过小额信贷的方式，让灾民既拿到了临时急钱，又维护了他们的尊严，激发了其努力工作的热情。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加速，社会需求变得更加多元、细微、常态和繁多。抗击地震、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只是一种巨型的紧急需求，其他大至国家的“三农”、扶贫、医疗等问题，小至社区的老、弱、病、残的需求，远及他人生存与发展的就业、教育和医疗，近及自身环保与社区发展问题，都无不召唤着公民用各种各样创新的、高效的力所能及的方式，在政策无法惠及的情况下，及时补位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

二、影响力投资兴起的动因

我们认为，影响力投资出现是由于社会和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和深化，以及传统观念和方法遭遇瓶颈，无法充分解决这些问题。影响力经济咨询公司（Impact Economy）的创始人马克西米利安·马丁博士[20]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四大问题是激发影响力投资发展的动因，并从侧面印证影响力投资的巨大潜力。

第一，金字塔底端贫困人口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幅增长。

“金字塔底端”的说法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现在一般指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日收入低于两美元的贫困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起，世界银行、发达国家及国际慈善组织已经累计投入超过4万亿美元来解决全球贫困人口的健康、教育、住房等问题，然而效果有限，目前全球仍有40亿人处在金字塔底端。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教授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指出，其实这部分群体蕴含着巨大的财富，不应该被忽略或轻视。他在2004年出版的《金字塔底端的财富》（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一书中号召企业家消除传统偏见，运用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来服务金字塔底端市场，在获利的同时，也能提高穷人的生活质量或生产能力，以此达到减缓甚至消除贫困的目的。这个市场之巨大，超乎想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旗下财经网站（CNN Money）估计，这个市场潜在的商机高达5万亿美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投资机构开始关注新兴市场。

在《金字塔底端的财富》中，普拉哈拉德认为，穷人同时也是具有价值意识的消费者。穷人、非营利组织、政府和大企业之间的合作，能够开创世界上最大的、增长最快的市场。简单说，这是一个双赢的游戏：利用商业力量来消除贫困，同时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获得财富。如果公司能够找到效能、价格、销售和产量之间的最佳结合点，贫困地区发展机会的50%～100%都是可以把握的。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GSM手机最初在印度上市时的售价为1000美元。随着手机价格跌至300美元，用户也逐渐增多。印度手机服务商Reliance公司推出季风洪格马（Monsoon Hungama）促销计划，即用户可用10美元购得一部多媒体手机，每月支付9.25美元，并可获得100分钟免费通话时间。这家公司在10天之内就获得100万份订单。

第二，世界各国普遍面临资源紧缺的问题，绿色增长成为潮流。

联合国2015年发布报告，预计全球人口在2050年将达到97亿，这无疑会对各种资源造成巨大压力。普华永道2011年撰文指出，如果想把全球年均碳排量降低5%，则至少需要每年5000亿美元的资金，而2010年有关清洁能源的投资不足2500亿美元。从长远看，对于节能产品和技术的开发，可以有效节省成本和增加就业，比如欧洲各国如果能将目前的能源消耗水平降低20%，则可以节约600亿欧元，创造上百万个工作岗位。我国由于制造业企业众多且技术相对落后，制造等量国内生产总值（GDP）往往要比发达国家消耗更多能源，产生更多污染。虽然我国学者20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了绿色GDP概念，但政府直到2004年才予以采纳，却又在2007年放弃。“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04年至2010年环境污染损失占GDP的比例约3%；以2010年为例，全国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成本合计15513.8亿元，约占当年GDP的3.5%。[21]期间，一些省份在计入资源破坏与环境保护成本之后，绿色GDP变成了负增长。[22]”这种情况也常见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为应对资源和环境问题，2007—2022年最大的亮点之一是绿色债券（Green Bonds）的出现。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统计，截至2015年，全球全年绿色债券发行量已达420亿美元。绿色债券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工具，由欧洲投资银行于2007年创新发行，并向27个欧盟国家发售。根据国家发改委对绿色债券的定义，绿色债券是指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绿色城镇化、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开发利用、循环经济发展、水资源节约和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污染防治、生态农林业、节能环保产业、低碳产业、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实验、低碳试点示范等绿色循环低碳发展项目的企业债券。绿色债券在中国发展迅速。中国人民银行于2015年12月发布了绿色金融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正式开启了中国绿色债券市场。2016年1月，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争相发行了第一期绿色金融债，标志着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正式形成。

第三，各国福利政策改革及公共服务供给需要社会参与。

21世纪初的金融危机及其更广泛时期内的经济发展放缓，让很多国家不得不紧缩政府预算，即使不减少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也往往无法达到社会的实际需求水平。而且，不少社会问题预计将在未来几十年更加严峻。以老龄化为例，自1950年以来，全球人均寿命增加了21年。美国最大的智库之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认为，2007年，八国集团（Group 8，G8）成员国平均每年向老年人提供的福利约占GDP的12.5%；预计到2040年，各国比例至少要增加30%。政府因其自身特点，政策制定往往需要较长的过程，即使某些试验取得局部效果，在全国范围推广也仍需要时间。为弥补资金和政策不足，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引入更为活跃的资本和机构到社会福利领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等方式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市场手段、社会力量的发展，为各国福利政策改革和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提供了可行性。

第四，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关注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健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指积极追求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同时也指销售这类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部门。健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对于生活方式、产品、服务的选择往往基于其对家庭、环境、社会正义的价值观，乐于购买环保产品、有机食品、公平贸易产品，使用环保的通勤方式等。虽然健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体现的是个人价值观，但整合在一起则形成强大的购买力。2006年，美国的健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市场就已经达到3000亿美元水平，约占美国消费品市场总额的30%。目前，在美国、西欧，以及亚洲的新加坡和日本等国都有大量的健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消费群体。在过去十几年，新兴市场国家居民财富增加4倍以上，正逐步显示出对健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产品的关注。2010年左右，埃森哲（Accenture）在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调研，发现84%的消费者表示愿意为环保产品支付额外费用，这一比例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只有50%。健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非常适合作为影响力投资的对象，大量影响力资本都投向了这个领域，产品从食品到服装，十分丰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全食连锁超市（Whole Foods Market）。

上述分析说明，影响力投资有解决多种多样问题的潜力。世界经济发展论坛（2014）和瑞银集团（2016）等一般认为，影响力投资能解决的问题/领域包括农业、教育、能源、环境、金融服务、健康、住房、饮用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2015）将影响力投资受益人依据年龄、收入等定义为高危人群（People at Risk）。虽然影响力确实着力解决低收入人群和地区涉及基本生活和发展的领域，但其覆盖的领域不止这些，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健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产品，受众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中等水平以上的人群。

---

[1] Hummels，H.，de Leede，M.（2014）.The emergence of impact investments：The case of microfinance，in Céline Louche，Tessa Hebb （ed.）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in the 21st Century：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for Society？［J］（Critical Studies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Volume 7），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pp.91-115.

[2] Deutch Bank.（2012）.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EB/OL］.https://www.db.com/files/documents/csr/reports/deutsche-bank-cr-report-2012.pdf.

[3] Townsend B.（2017）.From SRI to ESG：The Origins of Society Responsible and Sustainable Investing［EB/OL］.https://www.bailard.com/wp-content/uploads/2017/06/Socially-Responsible-Investing-History-Bailard-White-Paper-FNL.pdf？pdf=SRI-Investing-History-White-Paper.

[4] New York Times.（1973）.Point of View［EB/OL］.https://www.nytimes.com/1973/02/11/archives/why-good-guy-funds-have-flopped.html.

[5] 刘长喜.（2009）.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契约的视角［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 Hummels，H.，de Leede，M.（2014）.The emergence of impact investments：The case of microfinance，in Céline Louche，Tessa Hebb （ed.）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in the 21st Century：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for Society？［J］.（Critical Studies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Volume 7），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pp.91-115；Deutch Bank.（2012）.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EB/OL］.https://www.db.com/files/documents/csr/reports/deutsche-bank-cr-report-2012.pdf

[7] 这里“治理”特指“公司治理”。

[8] Townsend B.（2017）.From SRI to ESG：The Origins of Society Responsible and Sustainable Investing［EB/OL］.https://www.bailard.com/wp-content/uploads/2017/06/Socially-Responsible-Investing-History-Bailard-White-Paper-FNL.pdf？pdf=SRI-Investing-History-White-Paper.

[9] 刘长喜.（2009）.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契约的视角［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0] RIAA.（2019）.Responsible Investment Benchmark Report 2019 Australia［EB/OL］.https://responsibleinvestment.org/wp-content/uploads/2019/07/FACT-SHEET-RIAA-RI-Benchmark-Report-Australia-2019-01.pdf.

[11]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2019）.Sustainable Investment in China.

[12] Deutch Bank.（2012）.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EB/OL］.https://www.db.com/files/documents/csr/reports/deutsche-bank-cr-report-2012.pdf.

[13] Hummels，H.，de Leede，M.（2014）.The emergence of impact investments：The case of microfinance，in Céline Louche，Tessa Hebb （ed.）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in the 21st Century：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for Society？［J］.（Critical Studies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Volume 7），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pp.91-115.

[14] Okapara J.，Idowi S（ed.）.（2013）.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hallenges，Opportunities，and Strategies for 21st Century Leaders［M］.New York and London：Springer.

[15] DiMaggio A.（2019）.Political Power in America：Class Conflict and the Subversion of Democrac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6] Freeland C.（2013）.Is Capitalism in Trouble？The Atlantic（December）［EB/OL］.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3/12/is-capitalism-in-trouble/354683/.

[17] Porter M.，Cramer M.（2011）.“Creating Shared Value”，Harvard Business Review［EB/OL］.https://hbr.org/2011/01/the-big-idea-creating-shared-value.

[18] Nonprofit Quarterly.（2020）.The 2020 Map of Nonprofit Economy［EB/OL］.https://nonprofitquarterly.org/infographics/npqs-illustrated-nonprofit-economy/.

[19] The Giving Pledge［EB/OL］.https://givingpledge.org/Pledger.aspx？id=177.

[20] Martin，M.（2013）.CSR's New Deal：A Blueprint for Your First Hundred Days in the World of Impact Economy （April 1，2013）.Impact Economy Working Paper，Vol.3［EB/OL］.http://dx.doi.org/10.2139/ssrn.2259632.

[21]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50429/014522067749.shtml.

[22]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110228/1440944440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