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削藩之战
李适即位后，一直试图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成德镇（驻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病死。按照以往藩镇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的规矩，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父位。李适早想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朝命的弊端，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与李惟岳密谋，准备以武力抗拒朝廷。李适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并在最初阶段取得了巨大成果：淄青李正己病死后，其子李纳被击败，李惟岳被其部将王武俊杀死，只有田悦负隅顽抗。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被任命为成德节度使。但是，李适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导致了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幽州节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满。建中三年（782年）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同时，淮西（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战火一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东都告急。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适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师之变”。李适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乱军拥立朱滔的兄长、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太尉朱泚，称秦（后改为汉）帝，年号应天。朱泚进围奉天，前线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军从河北撤军勤王，李适的削藩之战被迫终止。兴元元年（784年）正月，李适痛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表示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李适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予以宽大，许其投诚效顺。从此，开始调整了对藩镇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大赦令，取消了王号，上表谢罪。二月，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李适又不得不再次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一直到七月，李适才因为李晟在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李适才得以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贞元元年（785年）秋，马燧收复河中，李怀光兵败自杀。次年四月，淮西将陈仙奇杀李希烈投降，李适就任命陈仙奇为节度使。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李适又任命吴少诚为节度使留后。安定西陲大历十四年（779年）十月，吐蕃、南诏组成了号称二十万的联军进犯蜀地。李适派右神策都将李晟率四千神策军、金吾大将军曲环率领由邠宁、陇右、范阳各镇组成的五千士兵前往蜀地，与山南东、西道的唐军联合，一同击败蕃诏联军。范阳军追击至七盘，再次击破蕃诏联军，并攻克新城、维州、茂州；李晟率军追击到大度河外，再次大破蕃诏联军。联军饥寒交迫、陨死于崖谷的达到八、九万人。南诏国王异牟寻大为恐惧，迁都苴咩城（今云南大理）以避唐军。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大相尚结赞率军入侵。李晟派部将王佖伏兵于汧城，大败吐蕃，几乎生擒尚结赞。十月，李晟派猛将野诗良辅、王佖率领步骑五千出击，击败吐蕃军两万，攻克摧砂堡，斩其将领扈屈律悉蒙。河东节度使马燧率军降服河曲六胡州。贞元四年（788年），吐蕃军二万入侵清溪关，一万攻东蛮。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命韦晋镇要冲城，督诸军防御。巂州经略使刘朝彩等出关连战，大破吐蕃。贞元五年（789年）夏，吐蕃军三万犯宁州（今甘肃宁县），金吾将军高崇文率甲士三千解救，于佛堂原大破吐蕃，吐蕃军阵亡过半。十月，韦皋派部将王有道率军大破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使，吐蕃军投崖及溺死者不可胜数，骁将乞藏遮遮被杀。数年后，韦皋收复巂州。贞元八年（792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于芳州击败吐蕃，又攻取黑水堡。[36]贞元九年（793年），李适令邠宁庆副元帅浑瑊与灵盐节度使杜希全等重修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城，经两年时间完工。史称“由是灵武、银夏、河西稍安，虏不敢深入”。贞元十一年（795年）九月，唐朝为了安定西南，设立云南安抚使，由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兼任，并在南诏境内屯戍军队。[165]贞元十三年（797年），邠宁节度使杨朝晟于边境要地修筑方渠、合道、木波三城，又在马岭（今甘肃环县）筑城，辟地三百里。贞元十六年（800年），吐蕃进攻灵州，兵败乌兰桥。韦皋攻占吐蕃末恭、颙二城。贞元十七年（801年）八月至贞元十八年（802年）正月，唐军经维州之战、渡泸之役，大破吐蕃军十万，生擒吐蕃大相论莽热，并降服部分黑衣大食及康国军队。
经济行
两税法
为了革除税收的弊病，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解决对藩镇的军事费用，李适于建中元年（780年）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开始实行“两税法”“两税法”使唐的税收有了明确的规定，将之前杂乱的税赋改为夏、秋两收。两税法的推行，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苛捐杂税李适在位时新增了许多苛捐杂税，主要有：榷酒：建中元年（780），两税法刚实行不久，朝廷便开始榷酒（朝廷专利卖酒），规定京都长安以外，全国只许官酿，不许私人酿酒。官酿因各地粮价不同，每斛收钱二千或三千。贞元二年（786）规定，在京城和畿县禁止私自酿酒，其他地方允许设店卖酒，但每卖一斗酒要交纳一百五十文钱，当时一斗酒酒价三百文，即征收百分之五十的销售税。制酒需要酒曲，唐朝廷在贞元二年榷酒的同时，在淮南、忠武、宣武、河东实行榷曲。唐末到五代，榷曲之风盛行。茶税：唐朝初期，茶同盐、酒一样，不征税。榷茶（朝廷专利买卖茶）或税茶是唐中期出现的。两税法实行后不久，建中四年（783），唐德宗根据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对茶、漆、竹、木十分税一。贞元九年（793），根据盐铁使张滂的建议，在产茶州县的山场和商运要路，设官抽税，十税其一，当年得税钱四十万缗，等于刘晏初出时的盐税。此后，唐代的茶税征收再没中断过。矿税：隋至唐初，朝廷对矿冶业并不重视，矿藏的开采、冶炼和铸造都不征税。开元十五年（722），朝廷初税伊阳（河南汝阳）五重山银、锡，这是唐代征收矿税的开始。唐德宗时（780—805），户部侍郎韩洄提议，应将铜铁等山泽之利收归国家所有，由盐铁使管理，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间架税和除陌钱：间架税和除陌钱都属唐代所创之杂税。建中四年（783），由于朝廷用兵，常赋不能供给，户部侍郎赵赞建议推行间架税与除陌钱法。间架税是以房屋为征课对象的房产税。凡屋两架为一间，按屋的质量好坏分为三等，上屋税二千钱，中屋税一千钱，下屋税五百钱，收税官吏常闯入民户家中计算其数。房产多的人动辄出钱数十万。若隐匿一间不报者，杖六十，赏给告发者五十贯钱。这种非常严苛的税收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德宗被迫废除。除陌钱属于交易税性质。凡交易所得和支付钱物，都要向官府纳税。唐玄宗天宝九年（750），规定“除陌钱每贯二十文”，这是百分之二的税率。建中四年（783），赵赞建议再次征收，每千钱官收五十钱税钱，税率为百分之五。如果以物易物，就要将物品折合成钱，再依税率抽取相当的货物作为税收。唐代的市场交易，除买卖双方直接交易外，还经常通过牙商（即市场经纪人）来进行，牙商持有官府发给的印纸，遇有买卖便进行登记，由牙商负责核算交税。不通过牙商自行贸易者，要备有商业成交的帐簿，即私簿，没有私簿，偷税漏税钱达百文的，杖六十，罚钱两千，赏给告发者十贯钱，由犯者承担。除陌钱税率苛重，牙商得专其柄，多有隐资，“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百姓“怨怼之声，嚣然满于天下”。兴元二年与间架税同时废除。[135]聚敛政策自从因朱泚事变出逃奉天以后，李适意识到钱财的重要性，开始改变了态度。从这时起，他不仅开始喜欢钱财，而且还主动地要求地方向他进贡。此外，李适还经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门以及地方公开索取，称为“宣索”。为了满足李适的贪欲，节度使以进奉为名，巧立各种名目，对百姓进行额外的剥削。节度使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每年进奉的钱财约为五十万缗，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旧制，宫廷里需要的日用品，由官府承办，向民间采购。德宗贞元末年，改为由宦官直接办理，经常派几百人遍布各热闹街坊，叫作“白望”。他们不携带任何文书和凭证，看到所需的东西，称为“宫市”，随意付给很少的代价，还要货主送到宫内，并向他们勒索“门户钱”和“脚价钱”。曾有一名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官以“宫市”的名义取走，才给了几尺绢，又索要“门户钱”，把他的驴一起送到宫中。农夫涕泣，宁肯将所绢付之，农夫不肯受，宦官说：“须汝驴送柴至内。”农夫说：“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于是殴打殴宦官。李适得报后，罢黜这名宦官，并赐农夫绢十匹，但“宫市”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