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共情

在今天的中国，人和人互相陌生化，不是因为觉得别人和自己太不一样，无法理解对方，而可能是相反的，觉得大家和自己太像了。既然大家都差不多，我们就失去了好奇心，没有兴趣去了解别人。大家都一样，也就意味着彼此的利益考量相似，随时可能会有竞争和冲突。因为大家太像了，如果要打开对方，可能会暴露出自己的伤疤。因为大家都一样，对方的挣扎不值得特别同情，对方的成功也不值得特别庆祝，对方对事业的热情也值得怀疑。一位建筑学院的博士生告诉我，她曾在美国交流，她特别用心地做了一个交通设计的作业项目，同学们见了都很兴奋，但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同学说的第一句则是：“你怎么这么卷啊？”

这是一种共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这种共情，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形成深度理解的共情很不一样。奈杰尔·拉波特（Nigel Rapport）强调“任何人”意识（任何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下次可能是我”）让人们超越自己所在的具体的生活世界，意识到人类的共通性。“这种不可还原的生命力量（force of life），通过超越任何将其还原或分类的尝试而体现出来……使我们能够超越政治范畴，承认我们的同一性。”[1]但是，“大家都一样”的想象也会导致陌生化。一个人感到孤独，可能是因为你找不到和你相似的人，但也可能是因为当你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和你相似的人。生命的意义和归宿都已经被定义好了，大家都是对彼此的复制。无可言说，不需要言说。所以我称之为“反向共情”。

为什么共情有可能从“正向”变成“反向”？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可能是它们的出发点。正向共情的预设更可能是“人人不一样”：生活是多面向的，人是复杂的，每个人的经验，特别是此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正向共情从“人人不一样”出发，带着尊重和兴趣，在交流过程中发现彼此之间具体经验的重叠和类似。反向共情的起点是“人人都一样”，它甚至把人人都一样作为看见的前提：只看见一样的，不一样就意味着不正常，不应该出现在我的透明世界里，是屏蔽的对象。反向共情从“人人都一样”出发，看见了不一样就觉得是干扰，是异常，或者是对方在假装。

“反向共情”是一个人为建构的结果。“功利化假设”是其建构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功利化假设并不意味着把彼此想象成竞争对手。它指人们应该按此预设去理解世界和处理人际关系。既然大家做事情都有各自的计算，所以最好不要多问，也不必多问。功利化假设也是在提醒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最能够带来真金白银的事情上，对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没必要去管。这和以己度人、由己及人不一样。以己度人和由己及人中的“己”是明确的，从确定的自我意识出发，假设别人和自己是一样的。而反向共情和功利化假设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自我意识作为出发点。它强调的是所有的人“应该”一样，要按照这个“应该”来设定自己怎么想和怎么做，不是以己推人，而是以人推己。功利化假设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它把生活里那些情感上的复杂、细微、不能功利化的内容尽量剔除，世界从而变得简单而透明，思考因此快速而丝滑，单一的逻辑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

建构反向共情的另一个机制是“去历史化”，即把自己生命中不体面的、不符合主流期待的、和眼前的利益追求没有关系的那些部分尽量切除。何袜皮在和我们的对话中提到一个案例，一名父亲为了新的婚姻的美满杀死了自己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这固然是一个极端得不能再极端的例外，但是也反映出具有普遍性的心态，即新的开始似乎必须以彻底埋葬过去为条件。和去历史化相联系的是去现实化。精心呵护的“人设”、对照片甚至网络会议镜头的自动美化、网络小说中对“双洁”或者“双处”（主人公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处女或处男）的推崇，都是在给现实化妆，把自己变得没有历史，变得和别人期望的一样。处女膜修复手术之所以残酷，不仅仅是因为它要掩盖过去，用生理手术把自己锁定在要对自己和对别人终生撒谎的死角，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意味着向低俗力量下跪、出卖生命经验和尊严，而且因为这种切断、这样的去历史化和去现实化，让人真心实意地痛恨自己，诅咒曾经爱过甚至现在依然爱着的人，希望他们不要存在。自我的清洗漂白，把自己交给了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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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igel Rapport,“Anthropology through Levinas: Knowing the Uniqueness of Ego and the Mystery of Otherness”，Current Anthropology 56，no.2（2015）:256-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