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到了我们这边的山脚下后，同大多数夜晚一样，我左转朝与城镇相反的方向跑去，而莉莉则右转朝雷尔顿的方向去了，因为她觉得那条路风景更好，也更平坦。奔赴城镇就是莉莉的风格，而她也会说逃避城镇恰恰就是我的作风。我的逻辑很简单。斥巨资在乡下建房，然后又跑回你不久前才逃离的那个城镇，这没有道理。如果往反方向跑就是逃避，那就这样吧。
莉莉的逻辑一定比这复杂得多，可话说回来，她毕竟不是很信奉奥卡姆剃刀定律。公立学校的中学体系四面楚歌，作为其中的一名教师，她比我更有理由逃离城镇，可作为一名费城警察的女儿，她也会更倾向于原地掉头、奋争到底。莉莉并没有仗着自己拥有资历、终身教职和显而易见的教书天赋就去教那些优等生，借此提高自己在学校里的地位，也没有像我身边许多同事的配偶那样，蒙混过关进入大学里面，给自己搞一些比较轻松的教学任务。相反，她全身心地投入了社区教育的最底层，教着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被其他教师称作“顽石”的孩子。不，对莉莉而言，我们在阿勒格尼泉建这栋通风透亮的房子并不是在逃离城镇；对她来说，这栋房子不过就是个临时避难所，她可以撤退到这里，给自己好好充个电，以迎接第二天的战斗。虽然她跑步的速度比我慢，但她跑的距离却比我远。在她跑上最后一座山的山顶、动身返回阿勒格尼泉之前，雷尔顿会出现在她身下的山谷之中。那个地方被烟熏得黑黢黢的，杂乱无章但却有种自鸣得意之感；与此同时，她也多多少少会看到摆在自己面前的艰巨任务。实际上，我并不知道这些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她会跑多远。这些都是我自己臆想出来的。
我猜，我往反方向跑这个行为承认了一个更为可悲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当初就该彻底离开雷尔顿，而不该像懦夫一样，刚向城外进军了寥寥六公里就停下了脚步。风向合适时，一缕缕沾满灰尘的黑色膜状物会如惨遭污染的雪花一样，乘着风从城里一路飘到乡下。这时，我会往青山绿林的更深处跑，因为我隐约感觉这些路或多或少都会绵延不绝地直通加拿大。啤酒广告告诉我们，加拿大的一切都是干净纯粹的。
柏油路往北不到两公里的地方有个小村庄，那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阿勒格尼泉。这个社区只有二十来栋房子，规模与两个阿勒格尼小区加起来差不多。这里的房子相对较小，大多是双层的两居牧场房，它们全都聚集在这座村庄唯一的交汇处——一座尖顶的长老会教堂。当我迈着吃力的步伐慢悠悠地跑进村里时，教堂的钟塔华灯初上。若教堂里没有礼拜仪式正在进行，那么它的大门就会一直上着锁，也许是在防备我这种跑步跑得饥寒交迫、上气不接下气的人临时起意改变信仰吧。我在考虑要不要绕着这栋建筑跑上一圈，庆祝一下再往回返，毕竟我来回这一趟有三公里远，而我重拾跑步不过就是几周前的事。我的鼻子突突地疼，呼出的气体也化为让人心安的白色气团，以肉眼可见的形态逃离着我的身体。可不知怎的，这些反而让我觉得士气大涨，于是我决定在交叉路口右转，跑过不到一公里长的上坡路，去我女儿朱莉和她爱人拉塞尔今年秋天刚建好的那栋房子里看看。我妻子可能觉得我总在逃避不愉快的事，但在我看来，罗盘所指的各个方向都挺不愉快的，包括眼前这一个。
朱莉的这栋房子是个禁忌话题。每当我提起它时，莉莉都会向我投来警告的目光，让我别忘了我们说好不去插手孩子的生活的。总的来讲，我同意她的说法。我不喜欢蹚他们的浑水，就算明摆着应该有人蹚一蹚。即便有人向我女儿朱莉挑明她和拉塞尔是负担不起建这栋房子所需费用的，也不会有太多回旋的余地。
这个简单的事实太显而易见了，就算朱莉素来对钱一无所知也不可能忽视它——钱是怎么来的，大概能用多久，钱去哪儿了，多久以后更多的钱才能进来，在那之前你需要做些什么。比她这种幼稚行为更让人头疼的是她并不觉得自己幼稚。如果你不自量力地去问她为什么要干这么愚蠢的一件事，那么她会给你解释得头头是道。那栋房子，她告诉我，不仅是她的家，也是一个避税利器。“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问这话时我寻找着各种蛛丝马迹，想证明她可能是在开玩笑，却反而找到了她被我激怒的证明。“避税利器是给那些挣钱太多的人预备的。”我解释道，“不是给挣钱太少的人准备的。不想交个税不意味着你要动用手腕避税啊。”这种理财智慧对我女儿产生的影响太好猜了，就连我都猜得出来。她的想法素来都不是建一栋房子那么简单，而是不论如何都要把它建起来——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是公然蔑视事实与常理，因为这些东西在朱莉看来不过就是需要克服的磨难罢了。朱莉喜欢看电影，我觉得她可能看了太多主人公在历经磨难后信仰得到回报的片子。由于我想要给她讲道理，所以我也成了她发誓要克服的那些已然成山的磨难的一部分。我女儿也喜欢看电视，我怀疑她的思维方式可能已经被广告腐蚀了。同许多美国人一样，她再也理解不了那些简单的话语意味着什么了。当“你今天理应休息一下”这种论断被无差别地用于整个社会时，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荒唐的。她觉得自己配得上做头发时额外花的那些钱。她的几个朋友住着大房子，难道她不该也住进大房子里吗？难道她不配享受她朋友拥有的那些东西吗？
不过话说回来，当莉莉说我们不该去插手孩子的生活时，她的意思是面对他们的种种作为，我们有义务尽量摆出好脸色，哪怕在自己家这个私密空间里也一样。如果照我妻子的意思来的话，那么我们对孩子们偶发的疯狂举止就该永远只字不提，仿佛哪怕只是承认他们做了错误的决定都会为他们本就注定失败的计划蒙上新的阴影。说实话，莉莉就喜欢出谋划策。给他们一个栽跟头的机会吧。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让我百爪挠心的是此举连带的那种假惺惺的做派。他们犯傻的时候，我们必须假装他们很聪明。这种虚情假意，我曾试图让莉莉明白，是对奥卡姆剃刀定律的公然背叛。奥卡姆剃刀定律要求实体的增长不得超过必需值，而谎言与虚情假意呢，我解释道，总会需要用更多的谎言与虚情假意去圆。“发誓你会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这是莉莉最喜欢装的样子之一，据说这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因此每当有人做了某件本该让我意外却完全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情时，她都会要求我装出这副样子。在莉莉看来，装蠢从来不是件有失尊严的事，但在我看来却是，原因之一是今后总会有人拿这件事来揶揄你。（我们以为四十岁生日那天你看见外面停了那么多车会起疑呢。作家的观察力不都应该很敏锐吗？）莉莉也有她自己的理由，且这些理由往往与不伤害别人的感情有关。因此，当我们的某位共同好友在匆匆办完婚礼短短几周后便宣布自己怀孕的消息时，莉莉要求我表现得惊讶一点。“可装得这么蠢会伤害我的感情啊。”我对妻子说，“难道你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吗？”可她只是笑了笑。“他们不会发现的。”她总是这样打圆场，“这会与你真心迟钝的那些时候混在一起。”
关于朱莉与拉塞尔的那栋新房子，我接到的要求是假装最终的成果不会是场灾难。为了巩固他们的幻觉，让他们以为我们对他们的决定备感信心，我们还借了钱给他们。我对这件事是有保留意见的，这让莉莉非常恼火，有时也会让我自己感到些许悔意。如果这栋房子把他们搞破产了，那么错便错在我没有给他们心理上的支持。
这房子有五成概率会把他们搞破产。拉塞尔不久前辞去了一份好工作，因为他以为自己找到了更好的，可最后却发现启动自己牵头的那个项目所需的几笔大额政府贷款并没有如愿获批。如今他已经认清了形势，知道贷款可能要过好几个月才能批下来。没准要过一年。与此同时，我不知道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们不可能是靠朱莉在雷尔顿购物中心的百货大楼里当客服经理挣的那点工资过活的。拉塞尔是个电脑软件专家，他也会做一点自由撰稿的工作。
那栋房子本身也见证了他们远大抱负的轰然倒塌。从前面看过去，它简直就是我家那栋房子的翻版，而且这并不是什么巧合，毕竟他们用了我家的施工方，还有我家的图纸。莉莉说得没错，有时候我的脑子真是迟钝得要命。眼见他们的房子拔地而起，我总觉得有些不踏实，但好几周之后我才顿悟了个中原因——我家女儿建的不就是我们的房子吗？直到我看见那两个露台之后——一个前露台，一个后露台——我悟出的东西才变得清晰起来。“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拿到咱家图纸的。”我对莉莉说。
“当然是从我这里拿到的。”我妻子的语气仿佛是在说这样的人生谜题就连我这种人也应该能够独立解开才对。
“你把咱家的图纸给他们了？”我的语气中，人生不可或缺的神秘感丝毫未减。
“这帮他们省了一大笔钱。”
据我女儿所言，好处还不止这一个。“卡尔，”解释好处时她提到了我家的工头，“说这次他会把所有事都处理好。他说他记得给你们盖房子时自己胡逼搞的所有小细节。我家的房子会是完美无缺的。”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真是一件接一件。这个工头使唤我的时候就像在使唤自己手底下的工人一样，赚我钱的时候也从没跟我套过一丁点近乎，可我女儿怎么就跟他熟到能直呼其名了呢？还有，我这个小女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着我的面说“胡逼搞”这种话的？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朱莉想要复制她父母的房子呢（复制得再完美又能怎样）？
“这是不是意味着万一哪天我在自己那栋被胡逼搞坏的房子里住腻了，我就可以过来跟你住？”我问道。听到这话，我女儿将手插在了纤细的腰上。说实话，她这姿势跟她母亲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之后她说道：“天呐爸，你用不着这么叽叽歪歪的。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叽叽歪歪？
“再说了。”她咧嘴一笑，“咱们两家的房子不会是一模一样的。我家的房子有游泳池和按摩浴缸。”
可她家的房子里并没有这些东西。至少目前还没有。他们暂时搁置了这些东西的施工工作。这还是莉莉告诉我的，她似乎是想说服我，让我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让我觉得虽然拉塞尔和朱莉搞了那栋房子，但他们还是比我想象得理智一些。
可当我呼哧带喘地跑到他家的邮筒前，仔细观察起他家的房子时，落魄的迹象却已经从刚挖了一半的大坑和坑边那个瘪下去的土丘里呼之欲出了。他们已经身无分文，银行对他们的信任也已轰然倒塌的证据比比皆是：弯弯曲曲的车道还没有铺砖，整块地毫无错落有致的感觉，窗户也都没有装百叶窗。一块亮蓝色的防水布像旗子一样，在烟囱洞口上方飘扬着。他家的这栋房子让我毛骨悚然，又因为这房子跟我和莉莉住的那栋很像，所以这种恐惧感就更容易被我放在心上。两个念头飞速从我脑海中掠过，第一个念头我还没来得及打消，第二个念头就接踵而至。第一个念头是：老天爷啊，他们完了。第二个念头是，从更深的层次来讲，我看到的不是他们的房子，而是我自己的，这也使我想起了我在厨房窗边看到泰迪向我妻子发问的那个场景。她觉得我会不会有事，泰迪想要知道。至少我觉得他是这样问的。
我知道在漫长的上山途中，有辆车一直跟在我身后。到了山顶后，它终于追了上来。我小跑着躲到了女儿家的车道上，想给那辆车让路。虽不知开车的是谁，但那个人还是减了速，要说这是出于对我人身安全的考虑，那也太搞笑了。那个人停了下来，打着灯，这时我意识到那是朱莉。她按着喇叭把我赶到了一旁，然后招手示意我跟着她沿车道往里走。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去她和拉塞尔家做客，但我现在进退两难，所以只好照她说的做。实际上，我跑出的距离已经超出了计划，所以在回程之前好好休息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
“看你的样子，我以为你翻不过那座山呢。”我小跑着追上来后，女儿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她从后备厢里拿出一小袋从超市买的东西递给了我，然后砰地关上了后备厢的门。
“今年夏天我可就五十岁了。”我气喘吁吁地提醒着她，“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横在了路边。”
我这变态的幽默感往往会遭到朱莉的斥责，可这次她却看见了我的鼻子。“我的天呐，爸！”
我了解这个姑娘，所以当她抬起精心修剪并涂了亮色指甲油的纤细食指，想要碰碰我那个肿得发紫的鼻孔时，我非常及时地抓住了她的纤瘦手腕。跑完步后，这个鼻孔在我眼皮底下所占的空间似乎更大了。血液的快速流动导致鼻子随着我的脉搏突突跳了起来，在这个节骨眼上，就算力度再轻的触碰也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别。”我向她发出了警告。
她保证不去碰，但她却忍不住凑到我面前让我转个身，这样她就能借着门廊的灯光更加仔细地看看我的伤口了。“噫”是她在这个话题上发表的最终意见，但我看得出她多想用长长的小拇指指甲戳一戳我的伤口。“为什么这些恶心的东西总让人情不自禁想去碰一碰呢？”她自言自语道。
是啊，为什么呢？威廉·奥卡姆会怎么说？他肯定能用简单的方法解释清。
“拉塞尔呢？”问这话是因为我迫切地想要换个话题。我希望他不在家，虽然我还是挺喜欢拉塞尔的。
朱莉从我手中接过那个袋子，将它放在了餐桌上。“他就窝在某个角落里。”她大声喊出了他的名字，之后我们听到了微弱的应答声。
“在楼上。”朱莉说。
“在外面。”我说，“后院露台上。”他家这栋房子传声的方式与我家房子一样，虽然我家的房子是胡逼搞的。我听得出拉塞尔人在屋外的后院里。我猜不透的是为什么他会在那里。这会儿坐在露台上也太冷了。
“快出来。”拉塞尔的声音隐约传到了我们耳畔。
可我真正要做的，说来就来、急不可耐的，是尿尿，我估计这差不多是我今天尿的第十泡尿。一想到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我就浑身冒冷汗。不，我对自己说，想都别想。
我们走出房子，来到了后院的露台上。屋檐下放着一把活梯，拉塞尔正站在梯子最下方的踏板上，离我们有一两米的距离。他单手握着手电，向上照着一个附着在飞檐下的颇为壮观的马蜂窝。这周有那么几天的时间十分暖和，而这明显已经够用了。拉塞尔的另一只手里攥着一大罐雷达杀虫剂。看样子他已经保持这个姿势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
“你觉得它们是在睡觉吗？”他问道。
我觉得这家伙就不该当房主。而我女儿呢，她看见马蜂窝后就退到了露台的推拉门附近，明显是想钻进门缝里逃走。
“我不确定马蜂会不会睡觉，拉塞尔。”我对他说。
手电的光照到了我脸上。显然，在我开口以前，拉塞尔根本没注意到他妻子不是一个人来的。“汉克。”看见我以后他高兴坏了，好像我来了他就有伴了一样。
“嗨，拉塞尔。”
“天呐。你的鼻子怎么了？”
“被马蜂蜇了。”我对他说。
“你逗我了吧？”
“我会逗你吗，拉塞尔？”这个反问句的答案显然是“会”，可拉塞尔已经在马蜂窝下面站了太久，而且其间他一直在给自己鼓劲，想要用雷达灭了那东西。对他来讲，此时已经没有比被马蜂蜇伤更真实的事情了，而我这鼻子遭遇的不测又恰好可以用马蜂解释得通。“它们总在我家同样的位置做窝。”我对他说，“所以我想过来给你们提个醒。我觉得咱们两家的马蜂可能是同一个品种的。”
在他终于放低了手电筒后，我看出他已经上了钩。“我肯定是不想跟你有同款鼻子的。”他说，“你那鼻子是我见过的最丑的鼻子。”
手电光又照回了我的脸上，他还想再看一眼。这次我举起了手；射进我眼里的光，还有拉塞尔的好奇心，都让我觉得有些不耐烦了。“我敢打赌，那个手电筒如果在我手上的话，我也能在你身上找到点丑得没法看的东西。”我对他说。
“小朱。过来拿着手电，我要喷雷达。”他提议道。
“做梦去吧。”朱莉对他说。
我走了过去，接过了手电，照着那个马蜂窝。
“准备好了吗？”拉塞尔问这话的语气既严肃又坚定，还充满了恐惧。
“你从没打过仗，是不是？”我说。
“你也没打过。”他说得没错，“你在越南当的是打字员。”
这话不完全正确。我在越战期间当的是打字员。“可我每年都教《红色英勇勋章》这本书。”我对他说，“赶紧喷了这群祸害，喷完咱们进屋去。”
拉塞尔对着那个灰不溜秋像纸一样的圆锥体一通猛喷，直到它泛起了光并开始往下滴水为止。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开始怀疑我们浇的是去年的马蜂窝。“这就是我理想中的死法。”拉塞尔说。完工后他立马就扬扬得意了起来。
“你想被杀虫剂闷死？”我问道。
“不是。”他回答，“我想在睡梦中死去。”
“就冲你这能睡劲。”朱莉说，“你很可能会美梦成真。”
进屋后我们来到了厨房，这是他家唯一一个已经装修完了的房间。我和拉塞尔都坐了下来。万幸的是，我女儿和女婿并没有打算照搬我家的内饰。也许是因为我家那些东西是胡逼搞的吧。也许在桌椅和沙发的问题上，朱莉的想象力是能正常工作的。在我家厨房中岛的位置，他们放了一张造价并不高的餐桌。这张餐桌一半是木头，一半是玻璃，两者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几何图案，令你很难看出洒在桌子上的麦片你到底有没有用抹布擦掉。
拉塞尔坐在了餐桌旁，朱莉煮上了一壶咖啡，而我则造访了他家的洗手间。我站在他们的马桶前，虔诚得像个中世纪的信徒。几分钟前我的感觉，那种憋得不行、膀胱快要炸裂的感觉，如今看来只是个假象，因为我这至多只能算是缓慢滴水的水龙头。我担心这个情况是结石导致的。我父亲成年后一直没能摆脱它们的困扰，虽然他起步也比较早，三十几岁时就开始了。他的父亲也没少受结石的折磨，而我曾祖父干脆就是被败血症害死的，因为一块芒果大小的膀胱结石堵住了他的尿道，把尿液一路推进了他的眼球里。我一直在推迟进行该做的检查，希望可以不必走到那一步。如今，我不得不去趟医院，照个X光片，确诊一下结石，听医生劝我做手术。
跟挨刀比起来，我更怕这个病滑稽的一面。同事们会觉得生一场会被当作笑柄的病完全就是我的风格。“这也会过去的。”他们会这样安慰我。一想到今天被毁了容，我就更加坚定了决心，要把得结石这件事保密好，先想方设法混过这学期再说。然后，趁大家都不在的时候，我再把它处理掉。说不定我可以去纽黑文做手术，正好我家女儿凯伦住在那里。在大城市的医院里，也许我根本就用不着做手术。据说在结石治疗领域，人们已经用到了全新的技术，包括用高密度的超声波将它们击碎。
在我那毫无尊严可言的滴滴答答终于停止了之后，一部分压力似乎得到了释放。我甩了最后一下，之后便回到了厨房，返回了我女儿和她丈夫的上流社会。
刚在桌边坐定，我就感觉到了空气里的火药味。朱莉和拉塞尔说过悄悄话了。我女儿眼角的那道疤像是着了火一样。那道疤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她在骑第一辆自行车的时候从车把那里摔了出去，栽到了地面上。每当看到那道疤的时候，我都会既难过又自责，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家长。那道疤并不大，只是眼角处的一点褶皱而已，而那小小的疤痕也提醒着我们，生活能做出比这糟得多的事情。我女儿开心的时候，那道疤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怒意、沮丧与疲惫却会拉扯她的眼角，让她偶尔看上去几乎可以用阴险来形容，比如此刻。如果莉莉在场——我的确很希望这会她能在场——那么她会想办法轻抚那道疤痕。这是多年来她一直在给朱莉传递的信号，提醒她笑一笑、让自己变美一些，提醒她这些都取决于她的意志。
如果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有人说了难听的话，那么恶语相向的一定是朱莉，而不是拉塞尔。我只要看到他那副模样就知道实情定是如此。既然我逮住了机会，那么我就好好地看了看拉塞尔，结果发现他似乎胖了一点。他一直很苗条，看上去像个运动员一样，虽然他从没参与过什么体育运动。但失业后的这一两个月，他好像胖了十磅左右。而且他还有点不修边幅。以前，他的头发又短又时髦，他还会打摩丝，让它们竖起来。如果你恰好在他和朱莉正准备出门的时候碰见了他，那么他永远都会是一副湿哒哒的样子。到了晚上，他的头发就会变得更像人的头发，还会有点汤姆·索亚的感觉。而此刻，他的头发又长又塌，这时我才想起来虽然我们住得很近，但我已经一个月没有见过拉塞尔或朱莉了。他们生活里发生的事，我都是从莉莉那里听来的，我也以类似的方式了解着我家另外一个女儿凯伦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凯伦比较讲求实际，她住在纽黑文某栋公寓的二楼，而且这栋公寓跟她父母的房子一点都不像。“说吧，”我对拉塞尔说，“最近有什么长进？好久没听到你的消息了。”
“这个吗，汉克，”拉塞尔坦言道，“我们欠你太多钱了，没法像没事人一样和你闲聊天。”
我不太确定这句话要怎么回，部分原因是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借了多少钱给他们。此刻也许我应该说“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我又不想让他们拿我的话当真，万一莉莉大方得超乎了我的认知呢。
“有长进的是房贷，”朱莉说，“没长进的是个人收入和存款。”
“还有某些自以为是的女青年的脾气。”说这话时拉塞尔的目光从我身上掠过，落到了正在收拾杯碟的朱莉身上。之后他加了一句，“抱歉，汉克。这话听着就好像我在指责你教女无方似的，是不是？”
“才不是呢。”我给他宽了宽心，“她是莉莉带大的。那会儿我正忙着教《红色英勇勋章》呢。”
“而我妈正忙着养家糊口。”朱莉说。她盛咖啡用的高级杯子我连见都没见过，“月经才是真正的红色英勇勋章。”
我和拉塞尔交换了个眼神。在德弗罗家的三位女权主义者中，朱莉向来是最不顾及他人感受又最敢说的那个。“我想我那会应该多关心你一下的。”我承认。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沙文主义者，但我可以假装是。
朱莉同我们一起坐在了桌旁，然后往自己的咖啡里加了三勺糖。“现在说这话已经晚了，爸。”说着她拍了拍我的手。我希望她也能拍拍拉塞尔的手，就和拍我的手一样，告诉他“我是开玩笑的”。看到她的这一举动后，拉塞尔将目光投向了别处。
有那么一分钟的工夫，我们默不作声地喝着咖啡。我跑步时出的汗已经落了下去，鼻子里的咚咚声也没有那么响了。尽管周围的火药味比较浓，但我在他家的厨房里还是觉得很舒服，也许是因为这里与我家的厨房，我和莉莉的那个厨房，很像的缘故吧。我突然意识到，这会我们就缺一个莉莉。如果她在场的话，那么拉塞尔和朱莉因财务问题而煽起的火药味就能消散掉了。莉莉是个天生的加湿器，她总能想方设法告诉大家事情不会变得太糟，至少她在场的时候不会。哪怕在凯伦和朱莉还小的时候，她们也从未在她面前争吵过，好像她们觉得母亲情绪稳定对大家都好一样。听说，莉莉对她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那些“顽石”，有同样的影响力。那群人中的大多数不是什么好鸟，而且相当一部分会把自己搞进监狱里去。进了监狱以后，他们会写信给莉莉道歉，说：“我拿刀捅斯坦利的时候绝没想对你不敬，也绝不是拿你教导我们要做个好人的话当耳旁风。我知道你失望是因为我也一样。”莉莉是那种会因为别人的话有歧义而睡不着觉的人，比如最后一句话中的歧义。她教的那些孩子似乎都明白这一点。对有些人来说，即便巴哈马群岛免费游的奖励就摆在眼前，他们也不知道该去字典的什么位置找“歧义”这个词，可就连这些人也明白这一点。
“说吧，你这个鼻子到底是怎么弄的？”拉塞尔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
我知道真相听上去很可能比我刚刚撒的那个关于马蜂的谎还要荒唐，于是便对他说：“是一个诗人弄的。”一想到我承认了格蕾茜是个诗人，我就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
“够狠的。”拉塞尔说。
“其实也就一般般吧。”我说，“他们会变得越来越狠。”
“小说家就不一样了。”这次，朱莉的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毕竟，我唯一的一部小说就是在她出生那年出版的，而且虽然我们从未跟她提起过，但很可能我们就是在庆祝出版社接受了那本书时有的她。我女儿到底是在牵强附会，就像刚刚我勉强承认了格蕾茜的诗人身份一样，还是说尽管我封了二十年的笔，但她依然真心认为我是个作家呢？也许对她来说，我为报纸写的那些特稿也算数。也许她看不出写那些文章跟创作小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说实话，我现在很少会把自己当作家看待，虽然我也算笔耕不辍——比如为《雷尔顿镜报》炮制一些影评和书评，顺便写点“大学之魂”主题的小文章。但在那本小说问世后的漫漫岁月里，我连一个短篇故事都没有出版过，甚至连写都还没有写出来。那本小说问世后在《纽约时报》上收获了一个很蠢的好评（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好评是我父亲安排的，因为他认识报社的编辑），然后便径直跌入了书籍的无名坟冢，埋在这里的书都没有在文学的池塘里激起什么重要的涟漪。很明显，我并不是唯一一个不再拿自己当作家的人。去年圣诞节，我并没有收到经纪人温迪寄来的节日贺卡，《在路丧》出版后这还是第一次发生，虽然我失宠这件事可能是前年我给她寄的那张卡片造成的。她通知了自己的所有客户，说由于在纽约做生意的成本有所增加，所以她不得不将自己的佣金抽成从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十五。我不无讽刺地拒绝从自己本就没有的收入里再多抽百分之五的佣金给她，可她似乎并没有看出我这句话里的幽默。认识我的人不拿我的话当回事，而近乎陌路的人却对我那些讽刺的俏皮话感到怒不可遏、义愤填膺——我不免好奇，这些都是我自找的吗？
不论如何，我女儿依然拿我当小说家看，这件事令我备受鼓舞，尽管这进一步证明了她有多么不谙世事。
“我发现网球场快要干了。”朱莉说。整个夏季，我们两个都会花很大力气在网球场上较劲，只要天气允许，入秋后我们也会尽量多打。她占了年龄和天赋的优势，并且打得出精彩且杀伤力十足的双手反击球。只要她能集中注意力，她就能把我打得屁滚尿流。可我就是她集中不了注意力的症结所在。我打比赛的部分要义——朱莉眼中我唯一擅长的部分——就是耍花招。她不喜欢比赛时有人跟她说话，于是我就找各种话题跟她聊。我会没完没了地说下去，直到她大喊“闭嘴，烦死了”为止，因为这标志着她的注意力已经被彻底捣毁，而我则可以单纯地打球了。我们打的这些比赛总是让拉塞尔摸不着头脑。总的来说，他这个人太和善了，理解不了体育或竞技的意义，而且他的身体太不协调了，就算给他讲规则也没用。他和朱莉刚开始正式交往的时候，他想给我留下个好印象，于是便提议我们打一场一对一篮球赛。莉莉和朱莉在一旁观战，可那场比赛太一边倒了，导致事后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对我大发雷霆。“你没必要羞辱他吧。”莉莉说。
“我从没想羞辱他。”我向她保证，“我真的尽力不让他出局了。”
“你可以让他一个球的。”朱莉皱了皱眉头，“就一个球。让他一下你会少块肉吗？”
“他没完没了地把球往篮板上面扔。”我提醒她，“有四次我都得爬到房顶上去够球。”
“你就差把球扣在他的脑袋上了。”莉莉说。
“那也不是因为我没有机会。”
此时拉塞尔加入了我们的对话，而且还站在了我这一边。“汉克说得没错。”他沮丧地附和着我，“我打得确实烂。烂透了。贼烂。我就不该开口让你跟我打球。”
“咱们找个双方更势均力敌的比赛打一打吧。”我提议道。
“再说吧。”他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笑，“篮球一直都是我最擅长的运动。”
不打了，这是我们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比赛。
“今年小心着点你家老爷子。”我提醒着我女儿，“我的大腿肌腱已经好了，而且我已经开始每天跑三公里了。”
“为什么你从来不和我妈一起跑步？”我女儿问这话的语气特别严肃，搞得我突然有点莫名其妙。我听到她说的话了，可我女儿的语气却暗示着另一类完全不同的问题，与“为什么你要和我妈分房睡”差不多。不知道什么天杀的东西在我女儿这个神婆的雷达显示屏上亮了一下。不同于她姐姐的地方是，朱莉的逻辑思维能力向来不强，可她打小就能凭直觉突然跳到别的话题上，让人脊背发凉。
也可能她只是纳闷为什么我从不和莉莉一起跑步。下面这个理由会让奥卡姆的威廉感到满意，应该也会让我满意。
“她不喜欢我的速度。”我边解释边喝完了咖啡，然后将瓷杯和咖啡碟推到了桌子中央。
拉塞尔又咧嘴坏笑了起来。“嫌你太快还是太磨叽？”
“她不告诉我。”我也冲他笑了笑。
“但你应该知道的。”朱莉说，“你应该多上点心。”
可能我猜得不对，但我感觉这句话更像是说给拉塞尔而不是我听的，从他的表情我也能看出他同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又是一阵漫长的沉默。当铃声起、朱莉起身去接电话时，我松了口气，直到我听见她说：“对，他在这呢。你想跟他说话吗？”一秒钟过去了。她显然不想。朱莉认真听着，脸色非常难看。“我跟他说一下。”语毕她挂掉了电话。拉塞尔一脸同情地冲我挑了挑眉毛。他还年轻，但他结婚已经有年头了，嗅得出不悦的味道。
“你得回家了。”朱莉说，“我妈说奎格利先生一直在找你。她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不幸的是，我确实知道，但如果比利·奎格利想找我的话，那我就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待在原地不动。
“我妈说他不信你不在家。”
我站起身来，将椅子推回了桌边。“比利在家的时候，他就觉得别人也得在家。”我大略揣摩着我那位喝高了的同事的逻辑。比利的问题在于他足够聪明，知道我不想跟他说话，可他喝得实在太多了，不记得我总是会跟他说话的，不论我想还是不想。
“我开车送你回去。”拉塞尔主动请缨。
“没门。”说着朱莉举起了挂在她小拇指上的钥匙，“你这一天够辛苦的了。歇着吧。”
拉塞尔像个真汉子一样，毫不畏缩地挨了这句尖酸刻薄的道别。我都替他觉得害怕。“汉克，”说这话时他并未起身，“保重。”危机四伏，他似乎是这个意思。
我们上了朱莉那辆福特福睿斯。
我刚要打破自己信奉的几个简简单单的规则之一，问问朱莉她和拉塞尔之间是不是一切都好，她就开口了。“所以我妈那个费城面试是怎么回事？”
“她并没有在认真考虑那个职位。”我解释道，“不过，雷尔顿高中的校长明年再干一年就要退休了。如果学校理事会动力够足的话，那他们可能会明确一下继任的顺序。”
“如果他们不明确呢？她会接下另外那份工作吗？”
“你是不是问错人了？”
我们停在了长老会教堂所在的那个交叉路口。这个教堂的尖顶是个信号灯，周遭的树木也都光秃秃的，只要再来点雪，这里就会变成从柯里尔与艾夫斯[1]作品里径直走出来的景致。朱莉盯着眼前的景色，但却并没有真正将它们看在眼里。我们挂着空挡在这个实打实的十字路口横冲直撞，好像我们两个人都没了方向感一样。随便哪个从后面追上来的人大概都会以为我们拐错了弯、走错了路，认为我们要么在闷头看地图，要么在抬头望星星。整片夜空都在我们头顶上方闪闪发亮，预示着无数个可能的方向，而实际上我们眼前的路只有三条，其中两条都是错的，而且我们知道哪两条是错的。
“那你怎么办？辞掉大学里的工作吗？”见我没有立刻回答，她继续追问道，“这个问题是该问你吗？”
“不，还是得问你妈。”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吃了一惊。我女儿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将她的小手握成了拳头，然后从座位上转过身来，用尽力气照着我左胳膊上的肱二头肌捶了上去。不，事实证明，她并没有用尽力气，因为第二下打得我更疼了，疼到足以令我在她打出第三拳之前抓住她的手腕。
“你们两个浑蛋。”她哭喊着，“你们真的要离婚了。”
“你说什么呢，朱莉？”
她怒视着我，好像她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明白我这个人并不可信一样。我放开了她的手腕，以表示我对她的信任，可她又捶了我一下，只是这次她没使那么大劲。“我想让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我坦白道，“你最近有跟你姐姐联系吗？”这话刚问出口，我就明白自己已经猜出了真相。凯伦在其他各个方面都是个通情达理的姑娘，可她就是一直深信我和她母亲距离婚只有一步之遥了。上高中时，她最要好的几个朋友的父母都怀着对彼此的积怨离了婚，这不仅给她的那些朋友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也令凯伦自己颇感不安，意识到同样的事情也有可能会发生在自己父母身上。她总在寻找蛛丝马迹，并将自己目睹到的大多数事情，从日常拌嘴到她并不理解或半途才加入的友善对话，都视作了父母的婚姻即将瓦解的不祥征兆。当然，由于她比朱莉年长，所以她自然也成功地劝动了自己的妹妹，让她同自己一样焦虑。
“有些事妈总会跟她讲而不会跟我讲。”朱莉说，“我真的很生气。”
“她跟凯伦说什么了？”我是真心想要知道。
“凯伦不告诉我。这也让我很生气。好像她们两个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可我却加入不进去一样。”
“你多虑了。你姐姐也是。我和你妈之间什么问题都没有。”
朱莉给了我一眼。“你怎么会知道呢？你从来都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不开心。”
“她什么时候不开心过？”
“我说什么来着？”
一辆车从后面追了上来，等着我们做些什么。
“我就是……如果你们现在离婚，我觉得我可能承受不了，行了吗？”朱莉说。
我说不好。我有点失望，因为我的孩子说出的话竟没有半点讽刺之意。我这么想有错吗？要么坐在我旁边的这个人是被调包过的，要么我的基因正在亚分子层面瓦解。小威廉·亨利·德弗罗的女儿说出的话，怎么会直白到这个地步呢？如果莉莉在场的话，她会说我们的女儿对父母的婚姻竟这么上心，竟这么想挽救这段关系，真是让人感动啊，但我并不确定她会不会真的这样说。
当我们身后的那辆车冲我们按起了喇叭时，朱莉摇下了她那边的车窗，将她那颗漂亮的小脑袋伸出了窗外，大喊了一声“滚！”令我惊讶的是，那辆车来了个三点调头，沿着来时的路又回去了。
“话说，”我说出了自己的心意，“如果你和拉塞尔需要用钱的话……”
我女儿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有人提钱的事吗？”她想要知道。
“我不知道咱们究竟在谈什么。”我坦言道，“你妈妈要去费城面试。到了那边以后她会去看看你姥爷，看看他过得怎么样。下周一她就回来了，知道了吗？就这点事。都告诉你了。”
她仔细端详着我。我们还在交叉路口的地方坐着没动。最后，她终于给车挂上了挡。“我存疑。”说着她不情不愿地冲她家老爷子苦笑了一下，“你只是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了而已。”
[1]Currier and Ives，美国著名石印版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