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需要什么

不管怎样，吴起还是被曾申赶出了儒门。

当初，吴起怀抱着对母亲发下的誓言，背井离乡，在异国独自奋斗，但尚未有所成就，却听到了母亲突然离世的噩耗，随后又因“母丧不归”而被逐出师门。此时吴起内心的悲痛和挫折感可谓无以名状，若是换作别人，恐怕就要从此一蹶不振了，但吴起就是吴起，他不允许自己就此颓废，他不仅要继续奋斗，而且还要愈挫愈勇，比之前更加奋发进取。

回过头来，吴起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于曾子一派其实也没有那么留恋。是的，他在学习过程中其实已经发现了本门存在的问题，但如果不是被赶出师门，作为弟子，恐怕也没有足够勇气与之决裂。

曾子一派究竟有什么问题？

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谈到，孔子死后，他的“鲁国弟子”只注重传播一些丧葬小节，而不能全面深入地传播孔子学说的真正要义。这里的“鲁国弟子”主要就是指曾参、曾申及他们创立的洙泗学派。胡适从《礼记·擅弓篇》中摘出所记曾参的事例，指出其中“哪一桩不是争一个极小的礼节”。又说：“再看一部《仪礼》那种繁琐的礼仪，真可令人骇怪。”

过于注重礼乐而无补于现实，本就是孔子学说中的不足之处，尤其在礼崩乐坏、恃力称雄的时代，更显得与现实政治格格不入。这一点在孔子在世时即已显现。他当时就发现，鲁国虽持守礼乐，可鲁国的发展却步履维艰，国君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怠于政事，鲁国政权早已旁落到以季氏为首的卿大夫世家（即所谓的“三桓”）手中。孔子哀叹道：“鲁国卿大夫世家（三桓）取代鲁公室（鲁君），拥有国家政权竟然已经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之手竟然已经四代了！”

面对这样可悲的现状，孔子深感无奈和失望，所以他才离开鲁国，开始通过游历来传播自己的思想。

整个春秋时期，鲁国一共有十二个君主，其中三个都死于“臣弑君”。这不啻于对礼制文化的最大讽刺。进入战国时期后，鲁国政治生态更是每况愈下。显然，一味地重礼尚文已成抱残守缺之举，洙泗学派虽在鲁国风靡一时，却因其多含保守、固化的因子而无益于现实，更不能挽救日益颓废的鲁国政权。

被逐出师门的遭遇，让吴起终于能够以一个平和的心态正视洙泗学派乃至整个儒学的缺陷和不足，同时也进一步认清了鲁国礼制文化和政治的弊病所在。当他需要再次选择人生道路时，他开始思考：鲁国需要什么，他又能够向鲁国提供什么。

同为春秋时期的东方大国，且地理相邻，鲁国因此常与齐国合称齐鲁。实际上，这是两个在各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齐国有着广阔的海岸线，属沿海国家，而鲁国是典型的内陆国家，两国连向周天子所贡之物都完全不同：齐国多为鱼、盐等海产品，鲁国多为漆、丝等农产品。

一般说来，沿海国家趋于外向，思想比较开放；内陆国家趋于内向，思想比较保守，此其一。其二，鲁国和卫国同为姬姓华夏国，齐国则是开国元勋姜尚姜子牙的封国，属异姓诸侯国。周代奉行“厚同姓，薄异姓”，在立国之初，鲁国的政治地位就较齐国等更高，在政治上享有很多特权，如周天子对其赐有宝器、典籍，祭祖时，还可以奏天子礼乐。

除了政治上有特权外，鲁国一带曾为殷商遗民的大本营，这又决定了鲁国和卫国一样，负有替周王室镇抚殷民的责任。由是之故，从鲁国首代国君伯禽起，鲁国就一丝不苟地用周礼教化臣民，以繁琐的规章制度去约束治内百姓。长此以往，鲁国就形成了谨守周礼、因循守常的风气，其文化也表现出单一性、守常性的特点，变革在鲁国很少被谈及或重视。

反观齐国，没有鲁国这样的待遇，一开始各方面都落后于鲁国，但反而不拘一格，励精图治，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努力开拓、奋发进取的风气。当年两国在发展上尚未完全拉开差距时，周公已预见到了最后的结果，他无可奈何地感叹道：“唉，鲁国后代恐怕要北面称臣侍奉齐国了！”

周公的这一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一进入春秋时期，齐国就跃升为首屈一指的大国，齐桓公被尊为春秋五霸中的首霸。实际上，不要说春秋早期，就是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都是比较强的诸侯国，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齐国均榜上有名。与此同时，以保持周礼最为完整自居的鲁国，却逐渐被迫退出大国行列，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虽受到尊重，但论实力却一直都只能算是二流诸侯国。

如何挽救鲁国？孔子当年开出的药方是进行政治改革，把礼教水平再往前提高一步，达到先王之道的境界。

孔子倡导变革，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正是鲁人过于重视礼教而忽略了应时而变，过于提倡文化而不注重军事国防，才造成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也就是说，孔老夫子所主张的变革方向存在偏差，而方向一旦错误，变革就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