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理解金融文化

一、金融、文化和金融文化：概念界说

准确界定研究对象的内涵与外延，是开展理论研究的必备前提。若要撰写一本讨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专著，作者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应当是立足中国实际，把握一般规律，从学理上厘清金融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而探讨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含义，由此明确全书的研究对象。

不过，学理性的概念界说从来都不是易事。经济学家温特在为著名的权威工具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词条时曾经感叹道：“重要的理论概念往往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定义，但与它们有关的理论又需要用它们来加以说明。同时，这些概念也必须能够灵活地对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以维护不断变化的知识帝国的秩序。”这段话表明，从不同的观察视角着眼，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人们对某个事物或概念的看法往往是大相径庭的。概念界说工作就像盲人摸象，对概念的各种界定都有其特定的观察视角，也都捕捉到了某个局部的信息，具有“片面的真理性”，却未必能反映事物的全貌。而且，越是重要的概念，研究和关注的人就越多，其定义往往越是五花八门、难有定论。

更进一步聚焦于“金融文化”，对这一跨学科概念进行界说还有其特殊的困难之处。说起金融文化，金融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感觉通常是似曾相识，但又并不那么熟悉。说它似曾相识，是因为在金融活动当中，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通过影响金融从业者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思维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金融活动的目标、准则、取向、动力和效果，大家或多或少能够感知到文化因素对金融活动的影响。说它并不那么熟悉，是因为学术界对金融文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受经济学帝国主义思维方式影响，经济与金融研究者在分析金融现象时很少深入探究其文化意蕴；而文化研究者受其掌握的经济与金融专业知识所限，对金融领域的诸多文化现象也大多暂付阙如，少有深度分析。这样一来，要对“金融文化”这一跨学科的概念进行准确的界说可以说是难上加难。笔者曾纵览经济金融类和文化研究类的权威工具书，却始终难觅“金融文化”一词的踪迹。

破解难题的思路何在？仔细剖析“金融文化”概念，“金融”这一定语的概念边界相对清晰，而“文化”这一主语的界说则相对复杂。既然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那么我们必须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结合中国金融发展的基本特质，对金融活动所涉及的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界定和讨论，方可明确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的“金融文化”之内涵。

先看“金融”一侧，经过长期发展，现代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已经较为成熟，中国金融学在经历几轮西学东渐大潮洗礼之后，亦迎来了构建中国自主金融学知识体系的新阶段。根据经济思想史学者的考证，近代以来，中国“金融”一词的内涵随着经济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扩展，形成了包括货币流通、银行、保险、金融市场、国际金融等在内的宽口径金融概念。[1]

总体而言，当代中国金融学研究者一般认为，金融活动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以及以货币与信用结合为一体的形式生成、运转的所有交易行为的集合”[2]。在中国的传统中，金融活动的要义，在于“集中社会分散之货币资本，并从而融制信用，使充分为扩大生产而流通之谓也”[3]。换言之，金融活动就是通过货币的跨主体、跨时空转移来动员资本、促进资金融通，进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引导实体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推动交易成本的降低、生产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充分利用金融的资源配置媒介功能，人们不仅可以实现跨期平滑消费，更可以聚集资源从事创新创造活动，消除生产性融资的约束，推动经济结构跃升和国民财富增长。一言以蔽之，就是国人常说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再看“文化”一侧，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了。英文世界中，Culture一词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文化”是一个十分宏大的跨学科研究主题，涉及面广，覆盖范围宽，影响极为深远。哲学、文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都将文化作为本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这就导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有学者认为，从英国学者泰勒（E.Burnett Taylor，1832—1917）算起，对于文化的定义已出现两百多个，以至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A.Lawrence Lowell，1856—1942）感叹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我们想用文字定义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除了不在我们手里，它无所不在。”[4]

既然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国金融文化，那么不妨从中国的传统入手，先探讨汉语世界中“文化”的大致内涵，再结合与之关系密切的一些重要提法，对本书所涉及的文化概念进行比较具体的界说。一般认为，汉语中的“文化”一词出自《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相连接，蕴含“以文教化”之义。西汉的刘向首次将“文”与“化”放在一起使用，提出“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可见“以文教化”的含义更加鲜明。《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定义之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5]。由此看来，汉语世界中的“文化”一词侧重于刻画那些可以从精神层面影响人的思维、认知和行动的价值系统。

文化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但确实存在，而且直接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政治诸领域的制度演进、战略方向和政策取向，进而改变物质世界、实体世界的运行状况。正如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2005年8月12日的《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中所说，“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文化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和推动，文化的力量的确不容低估、不可或缺。一言以蔽之，“文化关乎国本、国运”[6]。

我们先来看几个有代表性的文化定义。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名著《文化论》中提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7]。马林诺夫斯基还强调，这些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或风俗涵盖物质、精神、语言和社会组织等四个层面。马林诺夫斯基的中国学生费孝通进一步指出，相较于社会和个人等可见的实体，文化“是看不见的抽象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这种力量驱策着人接近它”[8]。美国历史学家戈兹曼则认为，文化是由相互联系的机构、语言、观念、价值、信仰和符号组成的系统，会随着人类社会历程的丰富、多样化和复杂化而持续发展。[9]

诚如前文所述，在现实生活中，政治、经济、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甚至有时候是浑然一体的，但是文化毕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对以上几个定义进行抽象后不难发现，文化是一个系统，它植根于社会之中，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存在和发展。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世界的过程中获得的人文世界，由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用费孝通的话说，“文化”就是四个字“人为，为人”[10]。虽然我们很难完成对文化的精确界定，但能够很容易地分辨出生活周遭的文化因素，如经验、感受、发现、知识、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信仰等。相对于可以满足人们生物层面需求的各种物质力量而言，文化力量能够满足的是人们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不同的文化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精神生活的特质。

文化的核心是一整套完备的价值系统。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民族特性，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价值系统。因此，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在世界观、价值观上各具特色。例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对自我的态度、人对生死的看法等基本问题上，不同文化传统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处理方式。

既然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系统，那么我们不妨将金融文化的核心大致理解为在金融系统中决定或影响人们的金融行为选择的价值系统，其中蕴含道德观、伦理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方法论等内容。

金融文化总是弥散于金融发展的点滴细节中，融入人们的日常金融活动，似乎看不见摸不着，实际上却是一张无形的网、一种活生生的力量，既制约着每个金融消费者和金融从业者的选择，也影响着每个金融机构、各类金融业态的发展路径。金融文化对金融乃至经济发展的作用，看起来不及政策、制度等因素的效果那样直接、明了，但其影响更加深入、更为持久，对金融发展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此处，我们可基于学术界的已有理论成果，从货币和金融两个层面分别来看金融文化对金融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影响力。

首先，货币经济学家哈尤（Hayo）1998年在经济学期刊《欧洲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证实，人们对价格稳定的偏好是一个国家经济文化的组成部分，反映其社会成员对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持有的态度和价值观。一旦社会的稳定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公众就会偏好于低通胀状态，就更加愿意承受通货紧缩的成本，同时更加反感通货膨胀带来的冲击。这不但使中央银行控制通胀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也更有利于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11]

其次，英国银行家贝尔（Bell）2020年出版的专著《银行业的文化、行为和道德》以伦理学理论为基础，着重探讨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银行业的行为与文化的新变化，展现了专业精神与职业道德对银行竞争力的关键支撑作用，以及银行文化变革对客户体验提升的重要影响。根据这本书的研究结论，银行应当有效且合乎道德地运行，这对于客户、金融机构自身、监管者和立法者等银行业利益相关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12]

令人遗憾的是，对金融文化的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于金融文化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绝大多数主流金融学理论文献无法为我们理解金融文化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上述两项研究只是少数例外。

20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肯尼斯·博尔丁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走进货币、银行与公共财政领域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对形式化程度较高的机械模型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对文化矩阵中的所有规律几乎完全失去兴趣，而货币与金融机构正是在这一文化矩阵中运行的。”[13]这一状况至今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这样的状况就导致货币金融学研究者只能根据公开数据展开分析，试图探究数据之间的关联，却并不了解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以及银行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偏好，也无从知晓文化层面的各类因素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影响货币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体系的运行。研究深度的不足导致金融文化研究者手中尚缺乏足够生动的金融故事和足够丰富的金融行为细节，我们还不能系统地、全面地认识真实世界中的金融文化现象。

二、金融发展道路植根于金融文化

美国金融史学家戈兹曼在其名著《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中梳理了数千年来金融对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后发现，金融不只是一种抽象的跨时空配置资源的工具，更是深深植根于人类文化当中的一种行为，人类需要将金融置于道德和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14]既然文化是金融活动背后的深层次影响因素，那么，我们对各国金融发展模式或发展道路的理解和分析也应当从追溯它们各自的文化根源开始。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和金融强国。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英美模式”，被全球各国视为金融发展模式的“标准样本”。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金融制度造成了沉重打击，以美国经验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西方主流经济金融理论也备受质疑。事实上，不同的市场经济类型设定了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在一种市场经济类型中被证明有效的金融发展路径未必在另一种市场经济类型中适用。

因此，世界上并不存在一条普适的最优金融发展路径。其根源在于，不同国家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系统，这就导致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金融的功能定位、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金融业的发展目标和路径、金融风险对社会的危害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也各不相同。价值系统决定理念，理念决定行为，行为的结果就是发展道路和发展绩效。可见，金融文化观的系统性差异带来了金融发展道路的差异和金融发展逻辑的区别。下面列举的几种有代表性的金融发展模式，便是明证。

首先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美国信奉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利益至上，强调通过个人奋斗和自我实践，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因此，美国文化推崇自由竞争，鼓励创新和冒险。这种价值观之下的金融发展模式由市场机制驱动，金融监管相对宽松，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业高度发达，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速率极快，市场中充斥着种类繁多、复杂程度极高的金融衍生品，产品设计与实体经济日益疏远化。强大的金融创新活力在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种子。肇始于2007年3月的次贷危机最终导致美国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崩溃，大量系统性金融机构的破产带来了实体经济的深度衰退。

然后看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德国文化讲究秩序感，注重平衡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注重追求和维护稳定的秩序。首先，在经历20世纪初叶的恶性通胀之后，人民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促使德国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定文化，比其他国家更加坚定地维护货币稳定和物价稳定。德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深信：“一种稳定的货币不是一切，但一切都是由于有了一种稳定的货币。”[15]换言之，没有稳定的货币，就没有一切。其次，在这种文化熏陶之下形成的金融发展模式并不强调个人价值最大化，而是倡导在自由竞争机制下开展合作。德国的大部分银行需要严格遵循区域经营原则，不能跨区经营，甚至连并购也只能发生在地理位置邻近的银行之间。这就给中小银行提供了“保护地带”，避免了银行业的过度竞争，维护了德国银行体系的多样性。最后，德国推行“管家银行制度”，即每家企业选择一家主办银行，主办银行既是企业的主要融资提供者，又参与到企业的公司治理活动中。在长期互动中，银行可以获取许多企业的“软信息”，有效解决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即便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德国的银行也能做到逆周期放贷。这就意味着德国的银行能够对企业“雪中送炭”，而不是“雨天收伞”。[16]

再看独具特色的伊斯兰金融体系，它是伊斯兰教规各项原则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古兰经》中有禁止人们放债取利或以一切不正当手段聚敛财富的思想，受其规范的伊斯兰金融的核心要义是禁止利息以及利润共享、风险共担和社会公正。伊斯兰金融机构虽然也发挥着配置资源、管理风险等金融的一般功能，但受制于伊斯兰伦理观和法律规定，金融机构不得收取利息，也不得向存款者和投资者支付利息，而是采用变通的方式获得利润。因此，伊斯兰金融机构虽然禁收利息，却创造出了许多特殊的金融工具，允许在一定原则和条件下收取费用、酬金和佣金。在伊斯兰银行中，以存款形式提供的资金不是被借出，而是被引导到相关的投资活动中，从而获得利润。在银行扣除管理费后，储户通过分享该利润获得回报。此外，伊斯兰金融还格外强调对道德和伦理的考量，鼓励投资于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领域，如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和公益事业等。

除以上几种模式外，在世界范围内有代表性的金融发展模式还包括更加注重普惠性、包容性和突出集体性风险共担的北欧模式，以及政府强力干预型的日韩模式等，它们也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在此不再赘述。

无论是美国金融文化的自由化与推崇创新，德国金融文化的秩序感和稳健，还是伊斯兰金融文化的禁止利息和风险共担，说到底，各式各样的金融文化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之道，为它们的金融发展道路熔铸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从而形成鲜明的国别特色。有学者已经注意到，金融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经济活动，由具有社会性的人来进行，涉及社会资源的配置、社会财富的分配、社会关系的调整。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其金融发展运行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特点。[17]可以认为，各国的金融发展道路均植根于自身的金融文化，金融文化是金融发展道路的根脉和魂脉所在。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然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守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和魂。[18]这一重要论断表明，文化是金融的根，文化塑造金融的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基和魂脉所在，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

三、从文化视角理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纵观世界千年金融史，古代中国的金融发展可圈可点；但近代以来的落后使得中国金融发展落入“以西方为师、向西方合流”的窠臼。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工作突破了上述窠臼，推动形成了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助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最终突破了从分流到合流的演进逻辑。上述两大奇迹的实现过程，绝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理论和经验的过程，而是立足当代中国具体实际，基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并将外来学说理念与本土思想文化进行有机结合的创新发展进程。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之无愧的“国之大者”。毫无疑问，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理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孕育和滋养，就不会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我们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文化对于中国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性，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新闻稿中的一段提纲挈领式的关键表述当中可见一斑：“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强调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20]

以上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筑牢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文化根基，从而形成了上述“八个坚持”。这“八个坚持”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是体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机整体。[21]仔细体会“八个坚持”，每一条都是“两个结合”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激荡的产物。下面我们从“八个坚持”中选择几条进行简要分析。

例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人本观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等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的先贤一直强调要爱民恤民富民，重视人民生活的保障和改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金融工作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民厚生的经济伦理，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金融发展的普惠性，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金融发展成果。这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西方金融发展道路的显著区别，是金融工作人民性的充分体现。

又如，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早已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识。仅从汉字的构成分析，“货”字底下的“贝”，就是我国早期的货币形态，“化”与“贝”组合在一起构成的“货”，包含了物品交换和货币贸易的内容。南怀瑾先生认为，“贸”字上面是“卯”，下面是“贝”，意思是早晨的卯时（五点到七点），人们在集市上以货币为媒介买卖物品。[22]在其中，货币的功能与实体经济的交易活动紧密相连、水乳交融。进一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名言“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则更加完整地表明，货币金融的发展植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交易需要，服务实体经济是货币金融体系的本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深刻指出，金融一旦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根本宗旨，就会患上“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的“狂想病”，进而引发金融风险。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经济金融共生共荣”重要论断，以及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

再如，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同样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等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稳健审慎的鲜明风格。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的宏观调控部门在经济繁荣时期总是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泡沫的扩张和经济的剧烈波动。反观美国等西方国家，只是在萧条来临之后才采取反周期政策，而在繁荣期却无所作为，导致经济中的泡沫持续积累，而泡沫的破灭又带来经济的深度衰退。其中的理念差异和文化差异显而易见。

关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上述几方面要义，我们在第二章中将会重点阐述。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从以上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在中华大地上孕育并形成的金融发展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深厚底蕴。只有从文化视角全面感受、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些底蕴，我们才能够真正洞悉金融发展道路中蕴含的“中国特色”，并将其与其他国家的金融发展道路区分开来。而一旦把握住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当中的“中国特色”，就找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文化基因，就能准确把握它的文化属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谈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就是旨在确立当代中国金融发展道路之文化属性的一套价值系统，是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其他各式各样的金融发展道路区别开来的根本标识。面向未来，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进程中，我们要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坚持独立自主、开放包容，立足国情，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国外金融文化精华，沿着“两个结合”这一根本途径，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鲜明价值取向。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即“五要”）。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将“五要”扩展为“五要五不”，即“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培育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本书余下部分首先将从金融文化助力形成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大逻辑入手，分析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初心使命、根本途径和核心要义。随后，本书还将围绕“五要五不”这一主体内容，细致地剖析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基本架构，着重通过讲述一个个生动的中国金融故事，帮助读者走进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价值系统，并体会其在推动形成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最后，本书还尝试探讨运用思想文化资源推动中国自主的金融学知识体系构建的可能路径。

注释

[1]孙大权.术语革命：中国近代经济学主要术语的形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2]黄达，张杰.金融学[M].5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3]刘攻芸.发刊词[J].金融知识创刊号，1942.

[4]余秋雨.文化到底是什么[N].光明日报，2012-10-14（9）.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6]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7]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8]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经典珍藏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9]GOETZMANN W H.Beyond the Revolution:A History of American Thought from Paine to Pragmatism[M].New York:Basic Books,2009.

[10]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自觉与学科建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11]HAYO B.Inflation Culture,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Price Stability[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14(2):241-263.

[12]贝尔.银行业的文化、行为和道德[M].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青年翻译组，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21.

[13]BOULDING K.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conomics[J].Social Sciences Quar terly,1972,53(2):267-284.

[14]戈兹曼.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M].张亚光，熊金武，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15]伊辛.经济政策目标冲突下的货币政策[M]//周弘，荣根，朱民.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6]对德国金融特质的详细刻画参见：张晓朴，朱鸿鸣.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

[17]梁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N].光明日报，202402-02（06）.

[1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

[19]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20]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强作重要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N].人民日报，2023-11-01（1）.

[2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主持[N].人民日报，2024-01-17（1）.

[22]南怀瑾.漫谈中国文化：金融·企业·国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