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主持筹建东北边防军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国际性局部战争，其时间之长、参战国之多，为二战以来罕见。毛泽东运筹帷幄于中南海，是领导和指挥这场战争的最高统帅，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就其参与领导这场战争所耗的精力，以及经历这场战争全过程的各个阶段和各方面工作而言，周恩来都是协助毛泽东运筹帏幄的主要助手。从决策入朝作战到指导停战和谈，从指挥外交斗争到协调后勤保障，从1950年7月主持筹建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前身的东北边防军到1958年春开始安排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周恩来实际上发挥着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副帅”[1]作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本来是朝鲜半岛北方和南方两个对峙的政权为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发生的内战。半岛的统一应当由半岛全体人民作主解决，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半岛内部事务。

当然，这两个政权的形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格局，特别是苏美两个大国对朝鲜半岛的不同政策有密切关系。美国政府一直有称霸半岛的野心。朝鲜内战爆发两天后，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就发表声明，公然践踏联合国宪章，干涉朝鲜内政，宣布武装援助他一手扶植的南朝鲜政权；同时，派出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6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政策：“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2]此后，中国政府一直在表明这一严正立场。

关于朝鲜战争，由于美国的武装介入，战争的性质就由内战转变为美国侵略和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战争。美国政府既然一开始就将武装入侵朝鲜和对台政策的改变联系在一起，那么中国人民反对美国武装入侵朝鲜和维护中国主权的尊严也就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朝鲜内战爆发的次日，《人民日报》即发表社论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正义完全属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在美国政府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有关朝鲜问题决议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并且这一决议是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下通过的，显然是非法的”，它“不仅毫无法律效力，并且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3]在美国当局一手导演下，支持这个非法决议派兵侵朝的多国军队被冠以所谓“联合国军”名义，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任命为其总司令。朝鲜战争由此国际化和扩大化了。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文化相通，友谊相伴。美国侵略朝鲜，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极严重的直接威胁。中共中央高度关注朝鲜战局的发展，并且做了美国侵略者有可能直接进攻中国大陆的最坏准备来采取应对措施。因为美国政府一直不甘心失去中国大陆，总是在处心积虑地要圆其独霸亚洲、重返中国大陆的黄粱美梦。鉴于美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陡增很大困难，中共中央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后，权衡利弊，作出一个重大决策：“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4]

周恩来作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更是密切关注朝鲜战况，运筹加强国防问题。6月30日，他约见即将接受任命的驻朝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军武（柴成文）说：朝鲜打起来了，杜鲁门政府不仅宣布派兵入侵朝鲜，侵略台湾，而且对进一步侵略亚洲作了全面部署。他们把朝鲜问题同台湾问题和远东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系。倪志亮大使还在武汉养病，现在你带几个军事干部以使馆名义先去。在柴军武一行出发时，周恩来又嘱咐：现在美国的地面部队已经在朝鲜参战，美国帝国主义者必纠集更多的国家出兵，所以朝鲜战争长期化很难避免，这就会带来影响全局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在6月30日这一天，他还约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介绍中共中央在朝鲜内战爆发后对时局的估计和对策，指出：我们看待当前国际形势，只有坚持“惧无根据，喜不麻木”的态度，才是正确的。目前，我们在外交上要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军事上，加强海军、空军建设，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5]

7月7日，在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同一天，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一次保卫国防问题会议，着重研究如何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加强东北边防。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东北由战略后方变成了国防前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调整军事部署，增强东北地区国防力量，预防突发事件。周恩来首先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会上，初步商议了边防军所辖部队与部署、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员补充等问题。7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二次会议，商定了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根据两次会议精神，7月13日正式形成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确定：（一）抽调第13兵团（第38军、39军、40军），第42军，炮兵第1师、2师、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这些部队最迟限于8月5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二）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三）以15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13兵团领导机关，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尽管后来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没有成立起来，而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但组建东北边防军这个决策极富远见。如果不是此时未雨绸缪，调集重兵，做好应战准备，在3个月后入朝作战就会相当困难。

朝鲜战争爆发后，即使在朝鲜人民军顺利南进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一直认为局势的发展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人民军能够一鼓作气，解放南朝鲜，战争很快结束；一种是可能发生曲折，战争持久化。周恩来说：“我们在第一种设想情况下组织边防军，是备而不用；在第二种设想情况下，是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并且应该很快地积极准备。”[6]

随着朝鲜战局的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后一种可能的认识愈益深化。1950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朝鲜问题。毛泽东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名义。周恩来也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7]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对于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三次具有决定性意义会议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8月中旬以后，朝鲜战局急剧变化。作战双方在半岛东南隅的洛东江一线形成僵持，朝鲜人民军作战已显后劲无力，美军调动频繁。8月23日夜，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雷英夫向周恩来报告了中央军委作战局关于朝鲜战局的研究结果：敌军可能在仁川、元山、南浦等地登陆，以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如果登陆成功，就会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夹击和包围人民军主力态势。周恩来认为，这是朝鲜战局关键性的问题，随即带雷英夫前往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指出：作战局的分析和判断有道理、很重要。为此，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一）检查督促东北边防军各项战略工作情况，严令其务必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动；（二）将敌军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情况告诉朝鲜和苏联政府，并告朝鲜对此应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三）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要密切注视朝鲜战局的变化。[8]

根据毛泽东指示，8月26日，周恩来召开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他指出：朝鲜现在确实成为世界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现在我们对于朝鲜，不仅看作是兄弟国家的问题，看作与我国东北相连接而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还应看作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采取积极态度，将东北边防军组织起来。根据两月来朝鲜的作战情况，不能不考虑战争的长期化，要准备在长期化上逐渐消灭敌人。我们这次作战是对付美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单单对付李承晚伪军，这更需要我们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充分准备好，一出手就胜。美帝国主义目前要发动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它的战线过长，运输线太远，战斗力太弱。它克服这些弱点，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在我们方面，就要将它发起的战争，一个一个地打下去，使它不能发展为大规模的战争。这样，它就更难发动世界大战。即使发动起来，我们也有把握将它击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军事建设应有一个较长远的计划。今天必须先定出一个至少三年的作为准备阶段的建军计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发展胜利和巩固胜利。[9]随后，周恩来多次召集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开会，商谈加强东北边防军问题，并起草《关于加强边防军的计划》，决定将东北边防军兵力逐渐增加到11个军36个师，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共三线部队，加上特种兵部队、后勤部队共约70万兵力。

1950年9月15日，美军果然如中央军委作战局所分析的那样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剧逆转。9月20日，周恩来致电我驻朝大使转告金日成：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敌人如果占领汉城（今韩国首都首尔）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估计到困难方面。”“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朝鲜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惟有以持久战争取胜利。”[10]9月30日，南朝鲜军先遣部队越过三八线。10月1日，周恩来在庆祝国庆一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1]

10月1日，南朝鲜军主力部队越过三八线，平壤危在旦夕。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政府先后请求苏联和中国给予直接军事援助。当日，斯大林致电苏联驻华大使转毛泽东或周恩来，建议中国派出部队援助朝鲜。这天深夜，金日成紧急约见我驻朝大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兵入朝的正式请求。2日晚，金日成再次会见我驻朝大使，请他立即转告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非向中国求救不可。3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派代表携带金日成签名信来京，当面呈交毛泽东主席，恳切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生死存亡紧要关头。唇亡齿寒，中共中央必须作出关系中国未来命运的重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