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风，一直没停。
它掠过旧砖青瓦，拂起尘埃的回忆，在巷口转了一个圈，然后不紧不慢地钻进那扇斜倚的木门。门背后的老钟摇摇晃晃，似睡非睡地敲响了三声，声声悠长，却又不知是寂寞，还是提醒。
每逢这个时候，阿厚就会拿出他那柄铁锤。柄已开裂，锤头斑驳，他说这是他祖上传下来的，连锈迹都透着一股“资格”。他不是工匠，却日日敲打——敲铁，敲心，敲那些一层层套在他身上的壳。锤起锤落，像是在和时间打赌，赌自己是不是还能撑到夕阳再晚一些。
听说阿厚年轻时读过书，读得多了，眼睛近视，心却亮。他常坐在小巷口，用一根破毛笔蘸酱油在墙上写字。那字写得歪斜，却有骨有血。后来，有人说那是反骨，被洗得干干净净，从此他便改写一些“正经话”，诸如“事事有规，人人自安”“一砖一瓦，皆为正道”。看上去比谁都乖巧，但阿厚眼里总藏着一丝无法揉掉的旧光，像暮色中仍不肯合眼的老狗。
街坊的人来来往往，有的抱怨天冷，有的咒骂米贵，更多的却只是低着头，像是地上的砖缝里藏着什么金银财宝。他们不再谈论那座远方的高楼，也不谈阿厚墙上的字，仿佛只有脚步声是真实的，其他的都只是风。
有一天，来了一位穿蓝衫的官模样男子，笑得很甜，牙白得叫人眩晕。他对阿厚说：“你写得真好，真能替我们说话。”于是墙被重新粉刷，字也变成了印刷体，连酱油都换成了标准墨汁，整齐得像是印在制度书上的条文。阿厚笑了，那锤子却从此再未响过。
“有人将星辰嵌进布告栏，却忘了，那不过是夜色借来的一盏灯。”
后来，阿厚再也不写字了。他改敲算盘，却每次都按错珠。有人劝他休息，他却说：“这算盘啊，就像人生，敲对了不一定能活好，敲错了反倒能苟全。”说完，他自个儿笑了一阵，那笑像破布缝出的春天，补了又破，破了再补，终归还是薄。
我偶尔也去巷口看看那堵墙。新粉的白漆下，似乎还能看到那句早被掩盖的旧话：“瓦虽旧，尚可遮雨；人虽微，犹知冷暖。”这话写得潦草，却真实得让人心疼。可惜现在，墙太白了，白得像忘却，白得像一纸合格的梦。
夜色一寸一寸地压下。街头的灯管吱吱作响，像一个困倦的灵魂在挣扎最后一口气。而巷尾的那扇门，却依旧虚掩，仿佛在等待一场不会到来的敲门声。
人说，岁月如潮，不进则退。可我却见那浪总拍在同一个礁石上，千百次不厌其烦——仿佛在告诫什么，又仿佛只是单纯不甘。
人们说，未来会更好。我信。只是那未来，总像贴在公告栏上的纸条，写得漂亮，钉得深牢，却总少了些实心的内容。
而我们，就这样一边装作相信，一边反复缝补破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