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文

正统朝皇权的分散与宫廷势力的崛起

赵现海

宣德九年（1434）年底，明宣宗朱瞻基已然病重，祭祀太庙、帝陵，都已由亲贵代行。文武群臣听闻消息之后，多次集体到左顺门问安。[1]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宗仍然不起，“免正旦朝贺，命百官朝皇太子于文华殿”[2]。大年初三，在春节的料峭寒意中，宣宗崩于乾清宫，时年37岁。宣宗的壮年去世，将年方九岁的英宗朱祁镇，推到了历史前台。英宗年幼登基，对明太祖朱元璋设定的皇权独裁政治体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引起了明代权力结构的连番变化，在整体上影响了明中后期的政治进程。

一 叔侄大位之争与张太后的掌控全局

宣宗去世后，按照朱元璋很早便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太子朱祁镇理应即位，皇帝人选似无问题。但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宫中却流传着张太后想将之国长沙的幼子襄王朱瞻墡迎入宫中，登基为帝的流言。“宣宗崩，英宗方九岁，宫中讹言将召立襄王矣。”[3]

出现这一传言的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太子年幼，如果登基为帝，明代中枢体制面临巨大冲击。朱元璋设计的中枢体制是皇帝独揽大政，这建立在皇帝具有处理政务的能力基础之上。从建文至宣德，明朝历代皇帝即位虽颇多波折，但都已成年，在此过程中历练政事，甚至军务，因此得以游刃于权力之间，具备执掌国家的个人能力。而太子由于仍属幼龄，不可能亲自处理政务，相应中枢体制需要经历较大变革，以适应新的历史局面，而这可能会带来政治动荡乃至政权不稳。

二是太子出身存疑。赵毅、罗冬阳指出宣宗原配皇后胡善祥，常年多病无子。贵妃孙氏于是逐渐产生攘位之念，孙贵妃于是将宫中纪氏的儿子，夺为己子，后来立为太子，自己也借此被立为皇后。[4]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王锜。他在《寓圃杂记》中如此记载：“宣宗胡皇后无子，宫中（一云纪氏）有子（英宗），孙贵妃攘为己子，遂得册为皇后，而废胡为仙姑。”[5]《明史》也继承了这一说法。“妃亦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己子，即英宗也，由是眷宠益重。胡后上表逊位，请早定国本。妃伪辞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耶？’三年三月，胡后废，遂册为皇后。”[6]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寓圃杂记》在消息来源上，却有些闪烁不清。该书指出英宗在临终之前，才被自己的皇后钱氏告知这一身世。

天顺六年，孙太后崩，英宗尚不知己非孙所出，惟皇后钱氏（英庙后）知其详，亦不言。八年，英宗大渐，后泣诉曰：“皇上非孙太后所生，实宫人之子，久无称号。胡皇后贤而无罪，废为仙姑。其死也，人畏孙太后，敛葬皆不如礼。胡后位未复，惟皇上念之。”英宗始悟，卒如其言，遗命大行尊崇之典。[7]

如果《寓圃杂记》所载属实，那么，在森严的内宫中，掌握这一消息，而且敢于告知于钱皇后者，也只有张太皇太后。但揆诸情理，张太皇太后更应将这一身世，告知英宗本人，而非钱皇后。不仅如此，钱皇后知晓这一内幕之后，即使在孙太后在世时，惧于孙太后的权威，不敢告知英宗，但孙太后去世之后，已无透露内幕的压力，完全可以随时告知英宗，而不必等到英宗去世之际。与之相比，明末黄景昉的记载，更为模糊，却也显得更为圆融。“宣庙初废胡后，立孙后。传英宗为后宫人出，孙后取子之，迄尊为太后。外家会昌侯等宠荣极，无敢言母宫人谁者。孙太后崩，钱皇后始白其状。事未知信否？果有之，奚啻泰铃贺县之感已哉！顾史罕详载。”[8]这一记载既不明确钱皇后说出的时间，也未显示出英宗是否事先知情。不过无论如何，明中期以后，关于英宗的身世，一直存有传说。如果属实，那么他的身份与地位，便受到一定影响，张太后有所思虑，也在情理之中。

三是襄王颇有政治威望。襄王是张太后幼子、宣宗亲弟，既当壮年，与太后的血缘关系相对于英宗更近，并且素来有为人仁德的口碑。[9]仁宗暴卒之后，宣宗当时居守南京，张太后安排襄王监国北京，以帮助宣宗成功接管政权。“太后密命公（夏原吉）留佐襄王监国。”[10]襄王因此在明前期颇有政治声望。虽然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祖制，应立太子，但对于主幼国疑的担忧心理，会让许多人想起中国古代另一兄终弟及的皇位传递规则，迎立之说，实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政治舆论。

从宣宗去世到英宗即位，中间有长达七日的皇位空缺期，明朝一直没有宣布未来的皇帝人选，这无疑印证了当时的决策人张太后，心中确实有所斟酌徘徊。故而迎立襄王之说，并非空穴来风，即使并未付诸实践，也应有所波澜。成化时期陆荣撰《菽园杂记》，记载张太后确曾有迎襄王之意。该书记载“夺门之变”发生后，主持此事的徐有贞，为了给这一宫廷政变寻找合法性，从而诬蔑王文、于谦打算迎接襄王，接替病重的景帝，登基为帝，众臣为了维护朝廷世系，才不得已发动“夺门之变”。为了驳斥徐有贞的说法，于谦指出按照明朝的制度规定，朝廷召外地藩王入京，需执每位藩王独有的金符为证，因此，查验襄王金符是否还在宫中，便可一清二楚。“于公谦、王公文遇害时，以迎立外藩诬之。文称冤，谦但云亲王非有金符不可召，当辩之。”[11]但奇怪的是，当时查验的结果，只有襄王的金符不见了。“时印绶、尚宝诸内官闻之，检阅各王府符，具在，独无襄王府者，众皆危疑，不知其故。”[12]而据退休的老宦官回忆，这并非景帝病重之际，于谦等人召襄王而取走，实际是在宣宗去世以后，被张太后取走。“乃问一退任老内官。云尝记宣德间老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宫人某尚在，必知其详。”[13]目的是召襄王入登大宝。“遂往问之，云是宣庙宾天时，老娘娘以为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尝欲召襄王，因取入。”[14]只是当时遭到了内阁三杨的反对，没有付诸实施。“后以三杨学士议不谐而止。符今在后宫合中。老娘娘，张太后也。于是启太后求之，果得于其处，已积尘埋没寸余矣。其后英宗悟二人之冤而悔者，亦以此云。”[15]明末成书的《国史唯疑》，虽然成书较晚，但对于明朝历代典故，颇多考辨，多有可信，也记载了张太后欲迎襄王的说法。“英宗登极才九岁。张太后初以国须长君，欲召立襄王，不果。”[16]

综合以上记载，张太后确曾存在迎立襄王的可能。而内阁之所以表示反对，原因可能一是祖训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不能违反；而更实质的原因，应是太子年幼，便于控制，而襄王以外藩入即帝位，势必会对朝廷人事形成巨大冲击，自身地位是否能够得到保持，便不好说了。

无论如何，历史的结局是太子最终即位，是为明英宗。值得玩味的是，《明史》也在采信张太后有迎立襄王之说的同时，十分生动地记载了张太后扶立太子的历史场景。“皇太子年九岁，皇太后取金符入内。或谓立襄王，太后闻之，立至乾清宫，携太子召阁臣泣曰：‘此新天子也。’阁臣伏谒呼‘万岁’，群臣随之，浮议乃息。”[17]张太后情绪如此激动，反映了她多日以来，心中确实应曾经存在矛盾与挣扎。

虽然从太子即位的过程来看，政治舆论尤其内阁的意见，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从始至终，皇位继承人的选择都由张太后一人裁断。与之相比，正德末年，武宗去世以后，另一个张太后需要与内阁一同商议皇帝人选，权势明显有所不如。由此可见，张太后权力空间之大，后世后妃实不可比拟。而张太后在宣布皇帝人选时，之所以召见阁臣，而不是六部官员，是因为在宣德时期，共同辅佐宣宗，处理朝政的是户部尚书夏原吉，吏部尚书蹇义，内阁杨士奇、杨荣四人，夏原吉已于宣德五年（1430）去世，吏部尚书蹇义也在英宗即位十余日后病故，此时已经病入膏肓，难于理政，[18]辅政者只剩下内阁二杨，在当时充当了文官集团首领的角色，于是张太后才加以宣召。

二 英宗年幼与后宫代行皇权

英宗即位以后，改元“正统”，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明朝接下来面对的最大问题，便是解决英宗年幼，无法裁决政务的困境。当时提出的首个方案是张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在游牧民族习俗中，男人外出打猎，女人料理家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蒙古开国过程中，男人们常年外出征战，女人们便负责料理部落乃至国家的事务。这种习俗与惯例，在蒙元帝国里延续了下来，皇位继承、中枢政治都渗透着后妃们的重要影响，这对于蒙古人传统的集体议事制度形成了相当的冲击，是蒙元政治混乱的因素之一。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借鉴元代后妃干政的教训，便颁布了严禁后宫干政的祖训。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命翰林学士朱升修《女诫》，明确指出：“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19]在这一约束下，朱元璋的皇后马氏，虽有扶助建国之功；朱棣的皇后徐氏，虽为开国第一武将徐达之女，但都处于“母仪天下”的政治虚位，并无实际权力。

但另一方面，文化一直是政治的深层基础与内在精神，这在社会分化尚不充分的古代社会尤其明显。中国古代儒家政治具有很强的宗法精神，“孝道”作为伦理之中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便在不同时期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一定角色。两汉去古未远，以孝治天下，后妃及外戚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后历代统治者有鉴于此，虽不断约束后妃干政，但仍然在政治生活中，保留了孝道伦理的长期存在，从而给后妃干政预留了一定空间。唐、宋时有出现的后妃干政现象，与此颇有关联。

从洪武到洪熙，并无太后，相应不存在这一政治缺口所可能导致的后权扩张问题。仁宗皇后张氏虽无马皇后的经历、徐皇后的背景，但却十分精干，甚至仁宗得继帝位，也与她的扶助有很大关系。明成祖朱棣一直对太子很不满意，多次想将他废黜，最终未改易储君，据《明史》记载，与张氏十分贤惠，甚得成祖夫妇喜爱，有很大关系。“后始为太子妃，操妇道至谨，雅得成祖及仁孝皇后欢。太子数为汉、赵二王所间，体肥硕不能骑射。成祖恚，至减太子宫膳，濒易者屡矣，卒以后故得不废。”[20]仁宗即位以后，张氏虽不干政，但在朝廷舆论中，威望甚高。“及立为后，中外正视莫不周知。”[21]仁宗暴卒后，张氏居中筹措，保持了政权的稳定过渡，不仅严防汉王高煦夺位，为宣宗登基铺平了道路；[22]而且在宣宗之初，仍参与政务。“宣德初，军国大议多禀听裁决。”[23]待宣宗熟悉朝政后，才退居后宫，不过仍洞察朝政，对宣宗执政仍有影响。[24]

因此，英宗即位之初，在主幼国疑之际，群臣奏请张氏垂帘听政，虽有违祖制，但却不仅是当时政治形势所需，而且也符合仁宣以来张氏在朝政中的实际地位。但张氏却指出这一做法违反了祖制，明确加以拒绝。“既大臣请垂帘听政，却之，曰：‘非祖宗家法。’”[25]她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应源于对于当时政局的理性判断。

如上文所述，张氏虽出身平民之家，但却能在永乐时期夺嫡斗争的复杂局面下，在宫廷中力保丈夫的储君地位；又能在台前幕后襄助仁宣二帝，保持政局稳定，显示出她具有高超的政治能力。更难能可贵的是，张氏虽参与政局之中，但却一直不越界揽权，而是将自己定位在宫廷之中，而非朝堂之上，从而呈现出成熟而超越的政治心态。

事实上，张氏并非没有心机，这从她选择孙氏成为宣宗潜邸情侣便可见一斑。“宣宗孝恭皇后孙氏，邹平人。幼有美色。父忠，永城县主簿也。诚孝皇后母彭城伯夫人，故永城人，时时入禁中，言忠有贤女，遂得入宫。方十余岁，成祖命诚孝后育之。”[26]可见，张氏鉴于孙氏是自己的乡人，将她援引入宫，并亲自教导，实际上是把她作为未来儿媳的人选，以增强自己在宫廷之中的势力。

但阴差阳错的是，可能是成祖夫妇为了避免张氏坐大后宫，有意别立他女胡氏，作为太孙的正室，从而牵制张氏。“初，宣宗为皇太孙时，纳胡氏为妃。及居东宫时，称皇太子妃。宣宗登极，为皇后。”[27]“已而宣宗婚，诏选济宁胡氏为妃，而以孙氏为嫔。”[28]对此，孙氏心中自是十分不平。宣宗即位以后，孙氏仗着与宣宗感情较好，一直想取代胡氏，夺取皇后的位置。“后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宣宗后亦悔。尝自解曰：‘此朕少年事。’”[29]在这种情况下，张氏的态度，十分值得玩味。张氏此时贵为太后，掌控后宫，改易皇后之事，势必需要经过她的同意。而事实是，对于宣宗废黜胡皇后，改立孙氏之举，她却不置可否，可见她的实际立场，其实一直偏向孙氏。

但在孙氏上位之后，张氏此后的做法，更反映出她在政治手腕上的高明。那便是鉴于胡氏无过被废，天下人怜之的政治舆论，在宫中仍然十分关照胡氏。“时仁宗张后为皇太后，爱胡之贤，且悯其无辜，不使别居，令入自所处清宁宫，进膳如常仪。每朝会宴享，必命胡坐孙上，妇姑之间，恩礼甚笃。孙常怏怏。”[30]“张太后悯（胡）后贤，常召居清宁宫。内廷朝宴，命居孙后上。孙后常怏怏。正统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崩，后痛哭不已，逾年亦崩，用嫔御礼葬金山。”[31]张氏这一作法，一方面顺应了政治舆论，另一方面也含有压制孙氏之意。

张氏将自己定位于宫廷之中，还表现在对娘家势力的严加约束，禁止外戚干政。英宗即位之初，作为政治姿态，内阁奏请张太皇太后，允许她的弟弟张昇，一同辅政。“都督张昇，平日存心公正，非其余可比，令议国事，诚出公论。况昇历事列圣，皆知其贤，每有巡幸，必命留守。伏惟太皇太后，无以亲兄弟为嫌，仍令与议军国重事。”[32]但张太皇太后却不仅明确反对，而且专门发下敕文，严厉规戒。“命下，不从，且令写敕戒之。”[33]并且专门写信给两位兄长，禁止二人干政。[34]张太皇太后之所以一意收敛，还是由于忌惮朱元璋确立的后宫不得干政的禁制。为防范后宫干政，朱元璋规定明代皇室只能从平民之家选取后妃，从而防止后宫在娘家势力协助之下，干涉朝政。张氏在洪熙时期虽无干政可能，但在宣德初年、正统初年皇位过渡时期，其实都有干涉，乃至控制朝政的机会与条件。尤其正统初年，英宗既属冲龄幼主，内阁权势尚未崛起，张氏却严守本分，不实行垂帘听政，原因也与娘家素无根基，缺乏奥援有关。事实上，明代幼主即位或外藩入主一再发生，后妃具有多次干政的条件，但都谨守藩篱，并未重演前代后宫干政的历史覆辙，根源便是朱元璋的这一制度设计。受此影响，明代外戚在不同历史时期，虽也具有一定政治地位、掌握一定经济财富，但除了在天顺特殊时期掌握京营、成化时期仍保持这一权力的孙继宗以外，其他都只是一种虚位名号与富裕地主而已，在朝廷政治中，并无实质作用。[35]

张太皇太后不同意垂帘听政，只是碍于后宫不得干政的禁令，以免授人以柄，而并不等于将朝廷大权，完全交付于官僚集团。张太皇太后采取的，是间接干政方式，即通过将中枢决策，从之前的皇帝与官僚集团共商国政的方式，转变为内阁票拟、宦官批红相结合的方式，从而在后宫掌控朝政大局。这一中枢决策方式的变迁，呈现出从外朝向内廷的转移，从六部向后宫、内阁、宦官的转移，可称之为中枢决策的“宫廷化”。重大事务由张太皇太后、孙太后处理。这便是宣宗遗诏所称“凡国家重务，皆上白皇太后、皇后，然后施行”[36]。孙太后虽也参与中枢决策，却由于和张太皇太后地位差别太大，这从当时群臣对二人的称谓差异便可看出。“正统初，杨文贞请开经筵，内称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二圣以姑妇分，称谓不同，前代稀见。”[37]实际上仍听从于张太皇太后。通过宫中摄政的方式，张太皇太后、孙太后既掌控了正统前期的朝政大局，又避免违反后妃不得干政的禁令，从而有利有节，恰到好处地实现了掌控了朝廷局势。通过经筵讲官人选的选择，便可看出正统前期朝廷大权，实掌握于后宫，而非内阁。“经筵官旧并词林，章皇后批曰：‘如何不见推举外官。’于是刘球等数十人自部属进。观此，知即罢垂帘，大政事犹从批决。”[38]章皇后即孙皇后，她既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可以想见张太皇太后的权势，实掌控一切。

三 内阁奏疏批答制度的形成

在正统前期中枢决策“宫廷化”的政治背景下，文官集团参与中枢决策的机制，从之前的朝堂议政、贤臣拟票相结合的二元决策体制，转变为内阁独理朝政体制。朱元璋废丞相之后，直接统领百官，在政务处理上，采取六部九卿在朝堂之上议政，自己斟酌决策的体制，可称之为“九卿议政”，并将之写入《皇明祖训》的《首章》。“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39]对此，《明史》评价道：“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其纠劾则责之都察院，章奏则达之通政司，平反则参之大理寺，是亦汉九卿之遗意也。”[40]九卿之中，以分管天下政务的六部最为重要。

朱棣即位之后，虽设立内阁，咨询政务，起草诏旨，但仍与六部、都察院在朝堂之上共同议政，可称之为“七卿议政”，从而形成外朝、内廷相结合的二元决策体制。洪熙时期，仁宗依照与自己关系亲疏程度的不同，重组中枢体制，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与内阁杨士奇、杨荣共同组成中枢体制。宣德时期，采取与夏原吉、蹇义、杨士奇、杨荣，在宫廷之中共同议政的方式，由四人先将处理意见，用墨笔批写于小条，贴在奏疏之上，称作“票拟”；宣宗据此进行决策，撕下小条，用红笔写在奏疏之上，称作“批红”。如果意见有所不同，当场商议。宣德中期，夏原吉辞世，蹇义迟重不为宣宗所喜，政务逐渐归于二杨，呈现出内阁议政的政治格局，内阁地位借此逐渐提升，机构意义逐渐增强。[41]无论洪熙还是宣德时期，皇帝虽然倚重四人，但仍保持朝堂议政的形式，仍维持外朝、内廷相结合的二元决策体制。

但这种二元决策体制，在英宗初年彻底发生了变化。英宗由于年幼，无法在朝堂之上，与文武官员商议政务。有鉴于此，张太皇太后虽然在形式上，仍然保留了朝堂议政，但只是虚应故事而已。

自太祖、太宗列圣临朝，每至日鼎食不遑暇，惟欲达四聪，以来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阁老杨荣等虑圣体易倦，因创新制：每一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封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而已。英宗既壮，三臣继卒，无人敢言复祖宗之旧者，迄今遂为定制。[42]

经此一变，英宗初年中枢决策仅剩下内阁议政一种形式。但年幼的英宗，既然无法在朝堂之上与文武官员商议朝政，也无法在宫廷与三杨一同商议朝政。为解决这一问题，张太皇太后规定所有政务，都要通过奏疏方式，交付内阁，由内阁先行票拟，预行决策，而后由宫廷负责决策，从而形成了奏疏批答制度。这便是张太皇太后所称“委任股肱”之意。“大臣请太后垂帘听政，太后曰：‘毋坏祖宗法。第悉罢一切不急务，时时勖力向学，委任股肱。’”[43]张太皇太后鉴于内阁人数不足，亲自选用在永乐时期，协助仁宗一同监国的旧臣杨溥，命之入阁，从而形成三杨主政的政治格局。

经此一变，开国以来一直实行的朝堂议政制度，永乐以后一直采取的外朝、内廷相结合的二元决策体制，一转而为奏疏批答制度与内阁独理朝政体制，此后沿而不改，虽然有部分君主，比如孝宗，较为勤政，有与六部七卿商议朝政的现象发生，但整体而言，已政归内阁了。万历时期沈德符由此评价道：“阁臣自三杨以后，体貌渐成真相。”[44]内阁相对于外朝，地处宫廷，由此角度而言，正统时期中枢决策呈现了“宫廷化”趋势。

四 皇族意志的“代理人”与宦官势力的崛起

但奏疏批答制度同样面临一个困境，即年幼的英宗，既无法批红，也无法主动提出政治议案。而张太皇太后、孙太后鉴于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既不能直接代替英宗批红；也不能将阁臣召至宫廷，商议政务。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张太皇太后创设出一个“代理人”角色，即由宦官代替英宗批红，并负责在后宫与内阁之间传话。“正统初，英宗以幼君临御，张太后在上，有拥怙之功，凡事专任三杨，百司奏事，必命中使咨议，然后裁决。”[45]虽然只是一个代理人，但宦官伴随着进入中枢决策，逐渐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宦官势力于是逐渐崛起。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鉴于历代宦官之祸，对于宦官势力十分警惕，在宫廷之中，仅设置少量宦官，负责宫中事务。“明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46]对于宦官约束甚严。禁止宦官交接外臣。“宦官不得兼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47]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曾告诫吏部，对宦官的违法行为，加以惩戒。“内臣俱备使令，勿令多人。古来若辈擅权，可为鉴戒。驭之之道，当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则骄恣矣。”[48]但另一方面，洪武晚期，朱元璋仍然设置了十分齐全的宦官机构。“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49]

多种史籍记载洪武时期，朱元璋曾在宫中，树立严禁宦官干政的铁牌。“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50]但该铁牌在正统时期被王振盗去。“太监王振去太祖禁内臣碑。洪武中，太祖鉴前代宦官之失，置铁碑高三尺，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字，在宫门内。宣德时尚存，至振，去之。”[51]但史家多有不信其事，以之为诬者。不过根据李贤的观点，此牌可能的确曾经存在。李贤指出设立铁牌，自明代开国以来十分普遍。“祖宗时，每有重大关节，必置牌示警。今午门所竖红牌，上亦书八字：‘官员人等说谎者斩。’”[52]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在宫门设置禁宦官干政的铁牌，是鉴于宦官干政关系甚大。“戒内臣牌即此类也。然内臣预政之戒，视官员说谎所系尤重，故不以木刻，而以铁铸，不置外朝，而置宫门。圣祖之意深矣，而不知权珰适犯所忌也。”[53]但王振族中将此铁牌盗走。“太庙监前代宦官之失，尝置铁牌高三尺许，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字在宫门内，宣德中尚存。英宗时，王振专恣，因失所在。”[54]从而希望复位后的英宗复立此牌。“圣明在上，此牌宜复置，宦官专恣之祸须救得一半。”[55]

退一步讲，即使此牌并不存在，但朱元璋确实基本将宦官限制在宫廷之中，刻意将宦官与外朝官员区别开来。“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56]“（洪武）十七年七月戊戌，敕内官毋预外事，凡诸司毋预内官监文移往来。”[57]虽然朱元璋也偶有派遣宦官出使或监军之例，但只是偶尔为之。朱元璋对于宦官的约束十分严格，明初人俞本撰《纪事录》，记载了一条惊世骇俗的史料。洪武十九年（1386），“上敕奉御门上及诸内使阉竖悉令自缢，各处王府内使亦赐以大宴，毕，令其自缢于野”[58]。无论这条史料所载是否符合事实，都反映了朱元璋对宦官严厉约束的事实。朱棣与建文帝开展了为期四年的“靖难之役”，双方在北方地区长期僵持。建文帝继承了朱元璋严厉约束宦官的政治传统，有宦官出于政治投机的考虑，叛逃到朱棣一方，指出南京城防御空虚。这才有了朱棣沿海长驱南下，直入南京城的举动。由此，朱棣对于宦官的立场，相对于洪武、建文时期，明显改善。不仅如此，朱棣鉴于凭借武力夺取帝位，为侦查、威慑建文旧臣，在京师设立东厂，在地方设立监军，从而稳定京师内外的政治形势。洪熙时期，仁宗鉴于汉王与武将集团相结，谋求夺嫡，更为普遍地派遣宦官出外，监视军镇总兵官。宣宗时期，为了宫廷玩乐的需求，多次命令宦官袁琦等出外采办。不过，明前期宦官一直局限侦查、监军、采办等特殊领域，与中枢政治并无关系。“初，太祖禁中官预政。自永乐后，渐加委寄，然犯法辄置极典。宣宗时，袁琦令阮巨队等出外采办。事觉，琦磔死，巨队等皆斩。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诛之。诸中官以是不敢肆。”[59]

但正统时期，伴随宦官承担起皇族意志代理人的角色，宦官开始进入中枢决策。而肩负起这一职责的，是英宗在宫廷之中的授书先生王振。“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东宫，及即位，遂命掌司礼监，宠信之，呼为‘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60]王振职掌司礼监，负责代应宗批红。值得注意的是，王振是越过其他地位更高的太监[61]获得这一职位的。“王振，蔚州人。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及英宗立，年少。振狡黠得帝欢，遂越金英等数人掌司礼监。”[62]张太皇太后之所以不重用这些太监，而重用王振，是由于宣宗旧阉资历较深、地位已高，在宣德时期已与内阁多有交接，若再加以重用，恐有和内阁联合起来，坐大的可能。而之所以重用王振，应出于以下四点：一，王振是英宗在东宫潜邸时的授书先生，完全是英宗的私人势力，最受英宗信任；二，王振资历较浅，容易受到控制，能够牵制宣德旧阉，在宫廷之中形成制衡局面。“英宗立，（金英）与兴安并贵幸。及王振擅权，英不敢与抗。”[63]三，王振具有较强的管理才能，宣宗之所以选择王振充当英宗的师傅，便是由于这一点。“太监王振，代州人，有才识，能驱驾人，见知于宣庙。”[64]四，王振对于英宗并非一意逢迎，而颇有督导之心。“英庙在东宫时，使事之，仍责之以授书授字。振庄严自持，英庙亦严惮之。”[65]事实上，在正统前期，在张太皇太后授意下，王振承担起在宫廷之中全面监督、引导英宗的职责。[66]

但另一方面，正统初年，张太皇太后、孙太后专任内阁，因此王振在行使代理人职责时，宛如一个政治工具。王振虽可代替英宗批红，但不能擅自更改票拟的内容，大都写上“知道了”“准拟”字样，否则便会遭到张太皇太后的责罚。“逐日票查，如一事不由内阁，出自振，即召至廷，诘责之，甚至加刃其颈。箝制若此，振安得而擅专一事哉！”[67]“每数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阁，问连日曾有何事来商榷。即以某帖开某日中官某以几事来议，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验之，或王振自断不付阁下议者，必召振责之。由是，终太后之世，振不敢专政。”[68]同样，在后宫与内阁之间传话时，也不能加入自己的意志。“张太后存，总览威福，权不下移，一切政务决裁于内阁，王振不得与焉。”[69]王振即使有干政之愿，但一时也难以实现。“大抵正统数年，天下休息，皆张太后之力，人谓女中尧舜，信然。且政在台阁，委用三杨，非太后不能。正统初，有诏：‘凡事白于太后然后行。’太后命付阁下议决，太监王振虽欲专而不敢也。”[70]正统初年的政务，其实是在张太皇太后、孙太后的掌控之下，内阁具体负责而已。“及登极，未亲政事。议于阁下，而决于太皇。”[71]“正统初，太皇太后张氏同听政，元老杨士奇、杨荣、杨溥居辅弼，凡朝廷大事，皆自三公处分。数年间，政治清明，为本朝之极盛。”[72]王振与三杨在中枢决策中完全不同的角色与分量，直接体现在二者地位的云壤之别。“振每承命至文渊阁，三公与之言，振必立受。”[73]

不过，长期浸染中枢决策之中，王振难免会将自身意志，带入其中，对于中枢决策，逐渐产生一定影响，实在情理之中。不仅如此，伴随英宗逐渐长大，也开始参与处理政务，作为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王振，自然话语权逐渐增长。“多令传旨，以此渐干政事，而敢肆然。”[74]“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阁，杨少师士奇有所拟议，振辄可否其间。”[75]但由于三杨采取了抵制态度，王振干政才遭到了一定约束。“公愤懑而归，三日不出。太后遣使来问，杨少师荣语其故。太后震怒，诏鞭振，遣人押至阁中谢罪，且戒之曰：‘再尔，必杀无赦。’”[76]明代史籍多有记载张太皇太后当着阁臣之面，严厉威慑王振的典故，[77]虽应系捕风捉影，但确实反映了正统前期，王振逐渐渗透中枢决策的历史轨迹。正统四年（1439），虽然三杨表示反对，但明朝还是发动了“麓川之役”，这一决策的背后，便有王振的推动，由此可见他在中枢决策中，已具有重要影响。

不仅如此，伴随张太皇太后在实质上停废朝堂议政制度，英宗上朝时间甚为有限，他接触外朝的机会大为减少，而亲近宦官的机会相应增多，从而为宦官干政提供了历史空间。故而，正统前期，中枢决策逐渐呈现内阁与宦官相结合的二元中枢体制。对此，李贤与凌翰都有一致的评价。

宣庙以前，天子无日不御文华晋接群臣，商榷政务，幽隐必达，天下号称太平。正统初，英庙幼冲，深居大内，不议朝政，王振肆志擅权，天变于上而不知，地震于下而不惧，水火为灾而略不警，飞蝗蔽天而且讳言，胡寇乘机，遂基土木之变。权奸误国，罪安逭哉！[78]

凌翰曰：国家阉宦，实与公孤之权相盛衰，天子早朝晏退，日御便殿，则天下之权在公孤。一或晏安是怀，相臣不得睹其面，则天下之权在阉宦。盖公孤虚侍君侧，累日积月，朝钟不鸣，章疏之入，司礼监文书房则主之，可否出于内批，公孤不得而与矣。故三杨在宣宗时，言无不售，至英宗初，则拱手唯命，莫如之何。盖宣宗则日临群臣，躬揽庶政，故与公孤亲而权在公孤。英宗初政，颇事燕闲，故与阉宦亲而权在阉宦。一人之身，前后所遭如此，国家政权所寄在繇也。[79]

五 内阁奏开经筵日讲与排斥六部

虽然在正统前期，张太皇太后、孙太后专任内阁，但在禁设丞相的祖制约束下，内阁这一权力并未获得制度性保证。而伴随英宗逐渐长大，王振在中枢决策中的地位，逐渐提升。有鉴于此，内阁竭力加强与英宗的私人关系，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对于英宗的影响，削弱王振对于英宗的影响，从而长久地保持内阁的权势。为此，内阁需要拓展出能够与皇帝接触的政治渠道，杨士奇于是请求恢复前代曾经实行的经筵日讲制度，一方面将对于英宗的教育权，从宦官转移到内阁，另一方面也推动内阁为首的翰林系统，与英宗形成密切的私人关系。

经筵日讲的形式，起源于西汉，名称始于北宋，是文官集团向皇帝灌输儒家治国理念的课堂。但由于授课的核心主旨是帮助皇帝了解如何治理国家，因此经典学习之中，夹杂、蕴含对于当朝实政的评价与讽喻，便是十分自然之事。故而，经筵日讲实结合了教育与政治，是文官集团以道统规诫势统的政治渠道。朱元璋一方面由于建立了不世之功，对于兼顾道统与势统，十分自负；另一方面出于加强皇权专制的需要，也讲道统与势统合二为一，从而不仅在创设国家制度时，从前代遗产中任意选择；而且对于儒家经典，也按照自身意志，随意采撷，乃至删改，比如将《孟子》删改为《孟子节义》。他所倡导的政治精神，是皇帝掌控势统与道统，完全凌驾于官僚集团之上。这和两宋秉持的“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精神，截然不同，自然也未延续宋元时期的经筵日讲制度。从朱棣至宣宗诸帝，也都继承了这一政治精神，明前期经筵日讲从而呈现出长期的停废与空白。

但在正统元年（1436），杨士奇提出尊重明宣宗朱瞻基的遗愿，并仿前朝旧制，开设经筵日讲，教导皇帝治国规范。[80]但所谓宣宗此一遗愿，遗诏中并未记载，应是杨士奇假借先帝之命，行内阁之意的一面之辞。鉴于英宗适值幼龄，学习治理国家的道理，能够为他未来亲政，奠定良好的基础，张太皇太后同意了这一建议，命内阁推举讲官人选。值得注意的是，杨士奇在请求开设经筵时，提出了多部门共同议定讲官人选的方案。“乞预命吏部、礼部、翰林院公同推举，具名陈奏，取自上裁。”[81]但最终的人选却完全是内阁推举出来的翰林院官员，彻底排除了六部僚属。

于是以太师英国公张辅知经筵事，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礼部尚书兼学士杨溥同知经筵事；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王英、侍读学士李时勉、钱习礼、侍讲学士陈循、侍读苗衷、侍讲高榖、修撰马愉、曹鼐兼经筵官。然讲官推举实出内阁，吏、礼二部承其意而已。遂定为制。其后各部侍郎、国子祭酒出自本院者得与焉。[82]

可见，内阁在开设经筵日讲之初，便确立了借助这一渠道，排除六部与宦官，垄断对于皇帝的教育与私人接触的想法。内阁之所以如此操作，应源于借鉴了宋、元围绕经筵日讲形成的政治斗争，从而在一开始，便竭力确立内阁在经筵日讲中的垄断地位。宋代负责经筵进讲的官员来自不同衙门的官员，围绕现实政治不断发生争执。[83]元代前期经筵讲官也来自多个部门，而元后期，尤其元末顺帝时期，翰林官占据了讲官中的多数，而且“惟居翰林者独主其文移出纳”，时有“经筵亦归翰林”之说。[84]

英宗初年，内阁既已通过奏疏批答制度，获得了独理朝政的权力，为何仍竭力排斥六部与皇帝的接触呢？这根源于内阁这一职权，在当时人看来，只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朝堂议政是明朝开国以来，一直实行的中枢决策方式，此时转变为内阁独理朝政，只是鉴于英宗年幼，无法在朝堂之上，与文武官员商议朝政，从而实行的一种临时举措，一旦英宗长大亲政，按照时人的观念，势必要重新回到传统的朝堂议政上来。而且六部分理天下政务的政治地位，借助于朝廷祖制的规定，一直都未有改变。“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阁不得侵。”[85]“初，天下奏疏入至御前，发视无疑者付各部，有应处分者送内阁。”[86]因此，对于内阁而言，六部一直都是一个潜在而巨大的威胁。

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内阁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比如“土木之变”发生后，主持兵部的兵部右侍郎于谦，在国难之时，不仅主持了兵部事务，而且率领文官集团推举景帝即位，从而最受景帝倚重。“帝知谦深，所论奏无不从者。”[87]所处理之事，实已不限于兵部事务，还扩展至朝政要务，实为中枢决策的核心人物。有鉴于此，御史顾认为于谦太过专权，请求对于朝廷要务，六部、内阁共同商议。“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88]但于谦却援引洪武祖制中所规定的六部地位，据理力争，从而维护了自身的权力。“谦据祖制折之，户部尚书金濂亦疏争，而言者捃摭不已。”[89]当时兵部权力之盛，甚至有阁臣打算改任兵部侍郎者。[90]

与之相似，弘治年间，孝宗颇为勤政，经常召见六部七卿，面议朝政，颇有复归洪武旧制的意味，并开创了吏部会官廷推阁臣的制度。[91]吏部尚书王恕在这一政治背景下，请求恢复朝堂议政制度。“或请循祖宗旧典，简儒臣分番入直者。王三原语崔铣曰：‘比多新进少年，虑者有轻才憸德，纷更生事；不若章奏下外廷，邪正辨白，易于匡弥。’崔不为然。”[92]最终虽然并未实行，但孝宗将权力逐渐从内阁向外朝转移的政治取向，却十分明显。“时言官多称恕贤且老，不当任剧职，宜置内阁参大政。最后，南京御史吴泰等复言之。帝曰：‘朕用蹇义、王直故事，官恕吏部，有谋议未尝不听，何必内阁也。’”[93]孝宗对内阁颇多不满，更为信任兵部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94]曾经打算赋予刘大夏如同内阁一样的密奏权力。“帝尝谕大夏曰：‘临事辄思召卿，虑越职而止。后有当行罢者，具揭帖以进。’大夏顿首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内咨阁臣可矣。揭帖滋弊，不可为后世法。’帝称善。”[95]当时内阁、吏部甚至都不得不对刘、戴二人加以逊让。“天子方向信大臣刘大夏、戴珊等，文升与内阁刘健等皆不能不少让矣。”[96]

可见，即使在内阁地位已经十分稳固的弘治时期，明前期朝堂议政的祖制传统、六部七卿的法定地位，都时刻有可能将六部七卿重新推到中枢决策的中心位置，而取代地位一直并不明确、权力一直受到限制的内阁。对于内阁而言，最好的办法，便是切断六部与皇帝的联系渠道，保证自己与皇帝一直结成亲密的私人关系，从而在争夺中枢权力的政治斗争中，一直占据上风，把握先机。

但内阁这种政治意图表露得过于明显，引起了六部的激烈反对。在后宫的主持下，六部官员得以进入经筵日讲。“正统初，选经筵官。阁下悉以翰林院官充选。时章后在，内批云：‘如何不见居外贤良？’以旨付弘文馆。于是，刘球等数人自部属进次经筵。”[97]而礼部主事刘球之得列为讲官，尚赖礼部尚书胡濙的推荐。[98]与三杨有所不同，胡濙虽然也是数朝老臣，但一直属于朱棣一系，和仁宗、宣宗关系较为疏离，因此并未在英宗即位后，被张太皇太后委以重任。永乐时期，胡濙一直负责为朱棣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属于朱棣的心腹势力。朱棣由于对太子并不信任，于是委派胡濙暗中查访。仁宗即位之后，有还都南京之意，胡濙改而逢迎新主，力主此议。“濙陈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请还南都，省南北转运供亿之烦。”[99]仁宗十分欣喜，打算重用胡濙，但却突然听说胡濙曾在永乐时期，有针对自己的密疏，于是开始对他采取冷落态度。宣德时期，胡濙虽然积资官至礼部尚书，宣宗也将他视作元老之一。“尝曲宴濙及杨士奇、夏原吉、蹇义，曰：‘海内无虞，卿等四人力也。’”但对他并不信任，也有所斥责。[100]因此，英宗即位之后，张太皇太后也并未重用胡濙。但无论如何，胡濙是前朝旧臣，地位接近三杨，他的建议还是颇具分量的。[101]

但此后六部既再无重臣撑腰，也无后宫为居中主持，于是再无官员进入经筵日讲的讲官序列。“凡经筵，钦命内阁大学士知经筵事，或同知经筵事，班俱在尚书、都御史上。讲书、展书等官及日讲官，俱从内阁于本院及詹事府、春坊、司经局官内，具名题请。”[102]六部所保持者，仅剩在经筵之时，与勋臣一道，充作礼仪性的摆设，相应也由此失去了与皇帝形成私人关系的重要渠道。[103]而作为一种象征仪式，新帝即位以后的首次经筵，形成了阁臣充任讲官的惯例。“登极首开经筵，例用阁臣二员进讲。”[104]可见，内阁率领翰林官员，垄断了经筵日讲，将之发展为打击六部与宦官，尤其后者的政治场所。

翰林官员既然垄断了经筵日讲讲官人选，从而借助与皇帝形成的私人关系，垄断了进入内阁的政治渠道，形成了进讲经筵日讲之后，平流入阁的制度传统，而非翰林官长期被排斥在外。三杨之后，进入内阁的六名阁臣，除张益之外，皆出自经筵讲官。此后，伴随太子的出生，内阁进一步将经筵日讲模式照搬过来，形成了东宫讲读制度，仍然由翰林官员垄断讲官人选，以与未来的皇帝形成私人关系。翰林官员即使未充任讲官，而参与其他相关事务，也会因受到皇帝或太子的注意，而获得更好地升迁。比如陈文便是如此。正统时期，翰林院编修陈文没有能够被选为讲官，但被选为经筵展书，与商辂一左一右，为皇帝翻阅讲章，从而给英宗留下了一定印象。景泰时期，阁臣高谷荐举陈文为礼部侍郎，吏部尚书王直表示反对，将陈文外放为云南布政使。英宗复辟之后，有一天问商辂：“曩经筵与卿为偶，长而伟者为谁？其人安在？”从而将陈文召回，任命为东宫詹事。[105]宪宗时期，陈文最终入阁。

因此，明中后期阁臣选拔，逐渐被经筵日讲、东宫讲读的翰林讲官所垄断。沿用既久，逐渐成为一项规制与传统。即使重用外朝官员的孝宗，也不便更改，曾经拒绝吏部尚书马文升提出的九卿官员一同参与东宫讲读的建议。[106]作为外朝官员，长期入阁受阻的杨一清，便十分愤怒地指出：“至于简用内阁，亦皆由翰林讲官、春宫旧臣资深望隆者任之。”[107]翰林官从而在仕途进取上，获得了比非翰林官更多的优势。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明代政治具有翰林官与非翰林官政治分野的意味。

六 正统时期内阁、宦官关于经筵日讲的斗争

与隐晦地排斥六部不同，内阁借助经筵日讲，排斥宦官的政治愿望，表达得十分直接而强烈。这从杨士奇《请开经筵疏》用三分之一多的篇幅，请求后宫为皇帝选择合适的近侍便可看出。

皇上圣德，正在今日辅养本源。《书》曰：“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盖言仆臣贤否，系君德重轻如此。自古圣贤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皇上富于春秋，凡起居出入，一应随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选择行止端庄、立心行己正当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习，悉皆屏远，不得以上惑聪明。此事关系最终。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皆留圣心，为皇上慎选左右随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举动轻佻、语言亵慢，立心行己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随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觉其非，言听计从，后来欲去，其势难矣。古语云：“与善人处，如入芝兰之室；与不善人处，如入鲍鱼之肆。”盖言慎所渐染也。此在常人，尚须谨择，何况天子之左右！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万万留意。[108]

宋、元时期，宦官地位皆甚低落，相应在经筵日讲中，对于宦官并未如此关注。杨士奇针对宦官权势的增长，提议开设经筵日讲，其实是假借宋元的旧制度，注入阻遏宦官的新内容。有明一代经筵日讲的核心与实质，便在于此。而经筵日讲初开之时，王振便竭力阻挠，通过举办观赏性更强、更为热闹的阅武活动，从而吸引英宗的兴趣，减低他对经筵日讲的兴趣。

（宣德十年）秋七月，命司礼太监王振偕文武大臣阅武于将台。振矫旨以隆庆右卫指挥佥事纪广为都督佥事。……时辅臣方议开经筵，而振乃导上阅武将台。台在朝阳门外近郊，集京营及诸卫武职试骑射，殿最之。纪广者，常以卫卒守居庸，往投振门，大见亲暱，遂奏广第一，超擢之。宦官专政自此始。[109]

对于一名少年而言，正襟危坐听着大道理，自然没有自在嘻乐更有吸引力，故而虽然经筵日讲虽然在政治仪式上十分隆重，但所能取得的具体效果，却可能大打折扣。正统时期，吏部考功司郎中李茂弘，便认为经筵日讲徒具形式，并未有什么实质作用。“正统间，考功李茂弘先生尝言可忧者，谓君臣之情不通，经筵进讲文具而已，不过粉饰太平气象，未必无意外之祸。官满，年六十五，即抗章致仕而去。今果验。”[110]

结论

英宗年幼即位，对于明朝开国以来，朱元璋设定的皇帝独裁朝政的政治体制，构成了根本性冲击。为解决这一问题，张太皇太后一方面谨守后宫不得干政的祖制规定，另一方面与孙太后在后宫之中，代行皇权，掌控朝政大局。张太皇太后鉴于英宗年幼，无法在朝堂之上与群臣议政，从而在仍然维持朝堂议政的表现形式下，规定所有政务，都通过奏疏形式，由内阁先行票拟，预行决策，而后由司礼监太监王振，代英宗批红。经此一变，明代开国以来的朝堂议政制度被内阁独理朝政制度所取代，朝堂议政与贤臣票拟相结合的二元决策体制被内阁票拟与宦官批红相结合的二元决策体制所取代。为了维护内阁的既得权位，杨士奇提出仿照宋元制度，开设经筵日讲，借此剥夺宦官对于英宗的教育权，削弱宦官对于英宗的政治影响，加强内阁及其大本营翰林院与皇帝的私人联系，切断六部与皇帝的私人联系渠道，从而在中枢政治的斗争中，把握先机。但这一举措却遭到了宦官集团的长期反对。围绕经筵日讲，内阁与宦官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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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五，宣德九年十二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592—2593页。

[2] 《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五，宣德十年正月癸酉朔，第2597页。

[3]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皇后张氏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3512页。

[4] 赵毅、罗冬阳：《正统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5] 王锜撰，张德信点校：《寓圃杂记》卷一《胡皇后》，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6] 《明史》卷一一三《宣宗孝恭皇后孙氏传》，第3514页。

[7] 《寓圃杂记》卷一《胡皇后》，第4页。

[8] 黄景昉著，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卷三《天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9] 许浩：《复斋日记》，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6页。

[10] 夏原吉：《忠靖集》附录《夏忠靖公遗事》，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53页。

[11] 陆容：《菽园杂记》卷八，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页。

[12] 《菽园杂记》卷八，第97页。

[13] 《菽园杂记》卷八，第97页。

[14] 《菽园杂记》卷八，第97页。

[15] 《菽园杂记》卷八，第97页。

[16] 《国史唯疑》卷三《正统》，第62页。

[17] 谈迁撰，张宗祥校点：《国榷》卷二三《宣宗宣德十年》，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484页。

[18] 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一，宣德十年春正月丁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0页。

[19] 《明史》卷一一三《后妃传》，第3503页。

[20] 《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皇后张氏传》，第3512页。

[21] 《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皇后张氏传》，第3512页。

[22] 永乐时期，宣宗为皇太孙，户部尚书夏原吉曾为其师，二人在北京留守时期又共同患难。仁宗在北京暴卒时，太子尚在南京居守，路途遥远，汉王朱高煦素有夺嫡之谋，朝局并不稳定。“仁宗宾天，公受顾命。时宣宗为皇太子，监国南京，中外汹汹，有汉庶人之忧。”《忠靖集》附录《夏忠靖公遗事》，第553页。在这一关键时刻，张太后鉴于夏原吉和太子关系最为密切，让他主持朝政，控制局面。“太后以公东宫旧辅，凡军国事悉命公裁处。公密谋急迎驾还京。”《忠靖集》附录《夏忠靖公遗事》，第553页。为了防止宫廷政变的发生，在太子达到京郊时，张太后仍让夏原吉留守京中。“驾将至，群臣出迎，太后密命公留佐襄王监国，上见辅臣，首问公安在，蹇少师等莫能对，上不悦。”《忠靖集》附录《夏忠靖公遗事》，第553页。太子与夏原吉见面后，也表达出最为信任、倚重他的内心想法。“驾至京，召公慰曰：‘近见太后谕所以留卿意，朕方知之。卿奉皇祖命辅朕有年，朕以卿非他人比，卿当以事皇祖者事朕。’”《忠靖集》附录《夏忠靖公遗事》，第553页。

[23] 《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皇后张氏传》，第3512页。

[24] “他日，帝（宣宗）谓（杨）士奇曰：‘皇太后谒陵还，道汝辈行事甚习。言（张）辅，武臣也，达大义。（蹇）义重厚小心，第寡断。汝克正，言无避忤，先帝或数不乐，然终从汝，以不败事。又有三事，时悔不从也。’”《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皇后张氏传》，第3512页。

[25] 《国史唯疑》卷三《正统》，第62页。

[26] 《明史》卷一一三《后妃·宣宗孝恭皇后孙氏传》，第3514页。

[27]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七六《宫闱·宣宗废后》，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6页。

[28] 《明史》卷一一三《后妃·宣宗孝恭皇后孙氏传》，第3514页。

[29] 《明史》卷一一三《后妃·宣宗恭让皇后胡氏传》，第3513页。

[30] 《寓圃杂记》卷一《胡皇后》，第2页。

[31] 《明史》卷一一三《后妃·宣宗恭让皇后胡氏传》，第3513页。

[32] 《明英宗实录》卷二，宣德十年二月庚申，第56页。

[33] 《明英宗实录》卷二，宣德十年二月庚申，第56页。

[34] “太后遇外家严，弟昇至淳谨，然不许预议国事。” 《明史》卷一一三《后妃·仁宗诚孝皇后张氏传》，第3512页。“宣德十年（二月）丁巳，太皇太后赐书长兄彭城拨张昹、左都督张昇升曰：‘吾起寒微，叨蒙国恩，荣及祖宗，显受褒宠，诸兄嗣膺崇爵厚禄，阖门贵富，与功臣等，皆列圣天地之赐，岂尝有汗马劳哉！夫受非分之福，宜存非分之虞。古人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不思永保之道乎？吾不幸侍仁宗皇帝日浅，长子宣宗皇帝又逝，今长孙皇帝幼冲，保持辅翼，实系于吾。执玉捧盈，不遑宁处。言念外家，同归于善，诸兄可不体吾心哉？尚其循礼度，修恭俭，以率子姓家人，咸慎蹈履。自今惟朔望朝参，勿预闻政事。’已，阁臣谓张昇公正，可预议，窃勿为嫌。太后不听。”《国榷》卷二三《宣宗宣德十年》，第1488页。

[35] 宋立中指出明代后妃、外戚干政不烈，有四项因素：一是朱元璋立祖训，历代贤后倡扬女教并以身作则，大臣根据祖训，严防后妃外戚干政；二是明代宫廷选妃制度和公主选驸马制度从源头上杜绝了外戚干政的可能性；三是景泰以前实行的妃嫔殉葬制度，彻底铲除了后妃垂帘听政的社会土壤；四是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和内阁制度对外戚子弟的限制，也是避免外戚干政的重要原因。宋立中：《小议明代后妃外戚干政不烈现象》，《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揆诸实际，明前中期规定皇帝死后，没有子女的妃嫔才殉葬，因此这一制度与后妃干政与否，并无关系。至于其他势力对于外戚的限制，任何朝代都存在这一现象，也同样并不构成明代没有外戚干政的原因。明代后妃、外戚并未大规模干政的根源，其实是朱元璋禁止后妃干政的祖训规定，以及为此而实行的选妃于平民之家的规定。

[36] 《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五，宣德十年正月乙亥，第2598页。

[37] 《国史唯疑》卷三《正统》，第62页。

[38] 《国史唯疑》卷三《正统》，第62页。

[39] 朱元璋：《皇明祖训·首章》，载《明朝开国文献》第3册，中国史学丛书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本，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586页。

[40]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第1729页。

[41] 宣德时期内阁各种规制的逐渐形成，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故事，禁中不得举火，虽阁老亦退而食于外。相传，宣宗一日过城上，令内竖觊阁老何为，曰：‘方退食于外。’曰：‘曷不就内食？’曰：‘禁中不得举火。’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独不可置庖乎？’今烹膳处是也。自是得会食中堂。又传，一日过城上，瞰阁老何为，曰：‘方对弈。’‘何不闻落子声？’曰：‘棊以纸。’上笑曰：‘何陋也？’明日，赐象牙棋一幅，至今藏合中。又内阁庭中花台上有芍药三本，相传亦宣宗时植，至今盛开。”王鏊：《震泽长语》卷上，载王永熙汇辑，楼志伟、韩锡铎点校《震泽先生别集》，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4页。

[42] 《寓圃杂记》卷一《早朝奏事》，第5页。

[43] 《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皇后张氏传》，第3513页。

[4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内阁·正德三相之去》，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9页。

[45] 许浩：《两湖麈谈录》，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页。

[46] 《明史》卷三○四《宦官传一》，第7765页。

[47] 《明史》卷三○四《宦官传一》，第7765页。

[48] 《明史》卷二《太祖纪二》，第23页。

[49] 《明史》卷三○四《宦官传一》，第7765页。

[50] 《明史》卷三○四《宦官传一》，第7765页。

[51]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第446页。

[52] 《天顺日录》，载《国朝典故》卷四八，第1170页。

[53] 《天顺日录》，载《国朝典故》卷四八，第1170页。

[54] 李贤：《天顺日录》，载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四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0页。

[55] 《天顺日录》，载《国朝典故》卷四八，第1170页。

[56] 《明史》卷三○四《宦官传一》，第7765页。

[57] 《弇山堂别集》卷九一《中官考二》，第1740页。

[58] 俞本：《纪事录》，载陈学霖《史林漫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454页。

[59] 《天顺日录》，载《国朝典故》卷四八，第1170页。

[60]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43页。

[61] 宣德时期，多名太监甚得宣宗信任，地位甚高。“金英者，宣宗朝司礼太监也，亲信用事。宣德七年赐英及范弘免死诏，辞极褒美。”《明史》卷三○四《宦官一·金英传》，第7769页。“范弘，交址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与焉。占对娴雅，成祖爱之，教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侍仁宗东宫。宣德初，为更名，累迁司礼太监，偕英受免死诏，又偕英及御用太监王瑾同赐印记。正统时，英宗眷弘，尝目之曰蓬莱吉士。”《明史》卷三○四《宦官一·范弘传》，第7771页。“（王）瑾，初名陈芜。宣宗为皇太孙时，朝夕给事。及即位，赐姓名，从征汉王高煦还，参预四方兵事，赏赉累巨万，数赐银记曰‘忠肝义胆’，曰‘金貂贵客’，曰‘忠诚自励’，曰‘心迹双清’。又赐以两宫人，官其养子王椿。其受眷者，英、弘莫逮也。”《明史》卷三○四《宦官一·王瑾传》，第7771页。“阮安又巧思，奉成祖命营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明史》卷三○四《宦官一·阮安传》，第7771页。

[62] 《天顺日录》，载《国朝典故》卷四八，第1170页。

[63] 《明史》卷三○四《宦官一·金英传》，第7769页。

[64] 许浩撰，毛佩琦、李让整理：《复斋日记》，载《中华野史·明朝卷一》，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65] 《复斋日记》，载《中华野史·明朝卷一》，第167页。

[66] 许浩在《复斋日记》中，指出王振全权负责宫中事务。“宫中之事，一皆统之。”《复斋日记》，载《中华野史·明朝卷一》，第167页。有一次英宗缺席经筵，被王振告到了张太皇太后那里。“经筵讲日，英庙幸西海子不至。振即言于太皇。太皇急遣人召还深谴，久之始释，而下诸从行内侍于狱抵罪。”《复斋日记》，载《中华野史·明朝卷一》，第167页。自此以后，张太皇太后规定王振全面监管英宗的饮食起居。“自此上或起居必皆谘之。行幸各宫，亦责保傅报知。或不循序，即劝上回马车，曰：‘恩泽欲均，不可偏也。’”《复斋日记》，载《中华野史·明朝卷一》，第167页。对于英宗有所享乐的倾向，王振加以阻止。“一日，退食入侍，闻箫声，吹箫者以振至走匿。振追之，叱曰：‘尔事皇上，当进正言，谈正事，以养圣德。而乃以此淫声惑上听乎？’杖之二十。”《复斋日记》，载《中华野史·明朝卷一》，第167页。对于英宗违制封赏宦官，王振也坚持应按制度办理。“又一内侍给上梳栉久，乞恩。上欲授以奉御。以谕振，振曰：‘官所以待有功。此贱技微劳，赏以金帛可也。’卒不与。其闲邪纳诲，以成英庙盛德，不为无补。”《复斋日记》，载《中华野史·明朝卷一》，第167页。至于王振的蜕变，许浩认为是由于三杨去世之后，无人牵制的缘故。“惜其因三杨既没，政悉揽归于己。招权纳赂，凌忽大臣，杀戮谏官，驯致土木之祸，而为世大戮矣！”《复斋日记》，载《中华野史·明朝卷一》，第167页。按，丛书集成初编本《复斋日记》中无以上记载。

[67] 尹直：《謇斋琐缀录一》，载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五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7页。

[68] 《天顺日录》，载《国朝典故》卷四八，第1141—1142页。

[69] 《謇斋琐缀录一》，载《国朝典故》卷五三，第1257页。

[70] 《天顺日录》，载《国朝典故》卷四八，第1141页。

[71] 《复斋日记》，载《中华野史·明朝卷一》，第167页。

[72] 《明经世文编》卷一五《杨文贞公文集一·请开经筵疏》（杨士奇），第108页。

[73] 《明经世文编》卷一五《杨文贞公文集一·请开经筵疏》（杨士奇），第108页。

[74] 《复斋日记》，载《中华野史·明朝卷一》，第167页。

[75] 《两湖麈谈录》，第10页。

[76] 《两湖麈谈录》，第10页。

[77] “英宗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张太皇太后指裁为多。太后尝御便殿，执政大臣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杂佩刀剑，侍卫凛然。英宗东立，英国公等西下立，太后召问之，人皆有奖励之辞。及溥，乃叹曰：‘先皇帝尝称卿忠，不谓今日得相见也。’仁宗监国于南，时太宗方宠汉庶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学士切谏，下锦衣狱者十年，仁宗即位始出。溥数月遂为大学士，故太后有是言。因顾英宗：‘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所赞成者，不可行也。’英宗受命。顷间宣太监王振，振至，俯伏。太后颜色顿异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女官加刃振颈。英宗跪为请之，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小，岂知自古此辈祸人家国多矣。我能听帝暨诸公留振，此后不得重令干国事也。’太后驾起，诏英宗赐英国等酒饭，乃出。呜呼！太后其所谓女中尧舜乎！宣德、正统二十年间，清理之治，母坤仪天下之力也。太后正统年崩，溥为乡人泣而云，此时二杨已物故，公亦老病，不久得谢，盖有伤于时事也。十四年土木之祸，振实为之。”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内外篇》卷一，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页。这一记载颇富戏剧性，但真实性却令人怀疑。王世贞已发此覆。“王世贞曰：考史，正统中绝不载太后召见诸大臣事。以太后召见大臣，于朝廷为盛事，于诸公为盛遇，责数王振为盛德，《杨文敏行实》与《圣谕录》何故佚之？史于太后之圣政、王振之蠹国，盖娓娓焉，何所讳而不书？意者何文简骤闻前辈之言，喜而笔之，不知其悞也。”《国榷》卷二五《英宗正统七年》，第1633页。揆诸史实，杨溥于正统年间，一直未曾致仕，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卒时，杨溥尚在内阁任职，“为乡人泣而云”，不知何意。尤令人费解的是，王振当时权势正在上升，杨溥何以能不顾官场利害，道出王振如此窘事？况且当时王振造成的政治“恶果”尚未呈现，如枷李时勉、肢解刘球都在正统八年，杨溥实无必要如此感叹。从种种迹象来看，杨溥感戴张太皇太后之识重，在后者卒后有感泣之状，当属可能。后来士大夫却又出于对王振在正统后期政治行径的痛恨，而编造了这一故事，附会于杨溥典故，从而竭力刻画王振奸人形象，渲泄士大夫仇忾之情。

[78] 《天顺日录》，载《国朝典故》卷四八，第1145页。

[79] 《国榷》卷二四《英宗正统三年》，第1563—1564页。

[80] 《明经世文编》卷一五《杨文贞公文集一·请开经筵疏》（杨士奇），第107页。

[81] 《明经世文编》卷一五《杨文贞公文集一·请开经筵疏》（杨士奇），第108页。

[82] 黄佐：《翰林记》卷一五《开经筵》，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62页。

[83] 王化雨：《宋朝经筵中的君臣交流——以端平元年为个案》，《文史》2008年第2辑。

[84] 张帆：《元代经筵述论》，《元史论丛》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85] 《明史》卷二二五《杨巍传》，第5917页。

[86] 《震泽纪闻》卷下《刘瑾》，载《震泽先生别集》，第124页。

[87]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第4549页。

[88]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第4549页。

[89]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第4549页。

[90] “阁臣既不相协，而陈循、王文尤刻私。渊好议论，每为同官所抑，意忽忽不乐。会兵部尚书于谦以病在告，诏推一人协理部事。渊心欲得之。循等佯推渊而密令商辂草奏，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渊在旁不知也。比诏下，调工部尚书石璞于兵部，而以渊代璞，渊大失望。”《明史》卷一六八《江渊传》，第4519页。

[91] 李坚：《明代廷推制度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6年，第7—8页。

[92] 《国史唯疑》卷四《弘治》，第106页。

[93]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第4835页。

[94] 明孝宗曾在与刘大夏、戴珊二人的私密交谈中，指出阁臣并不值得信任、倚重，可见三人关系之密切。“《孤树裒谈》《苑洛杂识》称上一日召刘大夏、戴珊，谕曰：‘闻今军民都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大夏对曰：‘求治亦难太急，但每事都如近日与内阁近臣讲议，必求其当，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上曰：‘内阁近臣如大学士刘健，亦尽可与计事，但他门下人太杂，他曾独荐一人，甚不合朕意。”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二六《史乘考误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4页。

[95] 《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第4847页。

[96] 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八九《文部·史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6页。

[97] 陆釴：《病逸漫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白山房钞本，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74页。

[98] 《明史》卷一六二《刘球传》，第4402页。

[99] 《明史》卷一六九《胡濙传》，第4535页。

[100] 《明史》卷一六九《胡濙传》，第4535页。

[101] 《明史》卷一六九《胡濙传》，第4535页。

[102] 申时行等修，赵用贤等纂：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二一《翰林院》，《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内府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8页。

[103] 此后经筵讲官完全由内阁选择，讲官也完全由翰林官充任。直到嘉靖年间这一局面才得以改变，嘉靖十年，“诏选宫僚，阁臣多引私党，言官劾罢十余人，帝以属吏部。讃乃举霍韬、毛伯温、顾璘、吕楠、邹守益、徐阶、任瀚、薛蕙、周鈇、赵时春等，诏璘、楠、蕙仍故官，余俱用之”。《明史》卷一八六《许讃传》，第4928页。

[104] 《国史唯疑》卷八《隆庆》，第224页。

[105] 《震泽纪闻》卷上《陈文》，载《震泽先生别集》，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05页。

[106] 马文升：《马端肃奏议》卷一《恭请皇太子御经帷以隆睿学事》，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12—713页；《御选明臣奏议》卷一○《请皇太子御经帖疏》（马文升），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70页。

[107] 杨一清著，唐景绅、谢玉杰点校：《杨一清集·密谕录》卷五《政谕上·论选择翰林官奏对》，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96页。

[108] 《明经世文编》卷一五《杨文贞公文集一·请开经筵疏》（杨士奇），第108页。

[109]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第433页。

[110] 《天顺日录》，载《国朝典故》卷四八，第1144页。杨业进考察了明代经筵制度对于内阁权势的推升作用。杨业进：《明代经筵制度与内阁》，《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张英聘、包诗卿系统讨论了明代的经筵日讲制度，张英聘：《试论明代的经筵制度》，《明史研究》第5辑，黄山书社1997年版；包诗卿：《明代经筵制度新探》，《史学集刊》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