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坚守》：守望诗歌与自由

易彬

“新诗是自由的精灵，本应在广阔无垠的天宇中自由自在地翱翔，无奈在中国‘五四’以来的特殊环境与时代氛围下，新诗与政治的无休止的纠缠，新诗与传统的审美习惯的冲撞，就像一双沉重的翅膀拖着它，使它飞得很费力、很艰难。”这原本是吴思敬先生多年前在梳理新诗传统时的一个判断，现在又移入《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一书的《后记》，可见对于“自由的”诗歌的期待与对于“沉重的”诗歌的感怀一直令他念兹在心。

吴思敬先生长期从事诗歌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开始发表新诗研究的论文，积极肯定朦胧诗歌的《要允许“不好懂”的诗存在》即是其中之一种。三十年荏苒，诗人换了一代又一代，评论家以及诗歌活动的组织者也换了一拨又一拨，吴思敬先生却依然奔波于全国各地的诗歌现场，其视野之广、用力之勤、工作之细缜，着实令人钦佩。

《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已是21世纪以来吴思敬所出版的第三部诗学论文集了。全书按照讨论对象分为三辑，显示了近年来吴思敬先生诗歌研究的三条主要路向：其一是对于新诗理论的梳扒、新诗传统的归结以及对于那些重要诗人（如穆旦、牛汉、彭燕郊等）的经典化探询。其二是对当下诗坛态势的规整，其中包括对于若干重要命名的辩诘。其三是对于当下诗人写作的追踪式品读。

令我感兴趣的其实还不是吴思敬始终像一位三四十岁的研究者那般热情地工作着，而是其工作背后的推动力。记得90年代中期，还在大学阶段的我就曾捧读过吴思敬的《诗歌基本原理》一类著作，相信很多诗歌入门者也都从中受益。现在看来，吴思敬在探究新诗创作实绩、归结新诗传统并不断追踪当下诗人和诗歌现象的时候，始终葆有一道重要的维度，即对于“诗歌基本原理”的孜孜探究。所谓“原理”，即那些带有普遍意味的因素，对于诗歌普遍价值与意义的追索使得吴思敬的工作始终保持着必要的诗学标准和充沛的诗性激情。

因为这样一重理解，现在，我更愿意从细微而感性的层面来谈谈吴思敬的诗学工作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其一，在坚持对新诗发展进行整体把握的同时（本书所录《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20世纪新诗理论的几个焦点问题》等引起不小反响的文章即是如此），始终保持着对于诗歌文本的关注，他做了大量切实具体的例证分析，专论式文章非常之多，其文章也始终是多由感性的诗歌段落来做支撑。书中所录对于彭燕郊的专论、为子川诗集《背对时间》所写序言等，即是非常精彩的。

其二，一如当年为朦胧诗积极辩护，呼吁“要允许‘不好懂’的诗存在”，吴思敬的批评工作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眼光，对于新时期以来不断涌现的新诗人、新现象，除了进行必要的诗学诊断之外，始终保持宽容和理解的姿态，并始终保持积极阐释的诗性激情。这与吴思敬强调“诗歌就是创造”（《诗的发现》）的理念应是息息相关，实际上，在很多其他场合（包括我本人亲历过的一些诗歌会议），吴思敬始终在为新诗的发展鼓与呼，呼吁要多谈新诗的成绩，多总结新诗创作所取得的经验。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收录在本书之中的文章，实际上是对那种蓬勃、自由的诗歌精灵有更广泛的关涉，而较少谈及“沉重”的诗歌面影。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心灵的自由与诗的超越性》的文章之中（《文艺争鸣》2012年第5期），吴思敬开篇就谈道，做一个诗人，也要像哲学家一样，“有自由的精神”，而在其结尾处，吴思敬也写下了对诗人的期许：“诗人若想避免与流俗合流，保持自己的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就要像不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为捍卫人类的最后精神领地而搏斗，心甘情愿地充当诗坛的寂寞的守望者。”在相当程度上，这样的“守望者”形象也即是吴思敬作为诗歌评论者的一种自我期许。

卡尔维诺在展望未来千年文学发展远景时，曾将“轻逸”视为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种重要品格（《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卡氏所谓“轻逸”是“一种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而不是“轻举妄动的那种轻”，这与吴思敬先生所称许、所追索的“自由”虽也有相通之处，但终究并非同一观念，无须比附；而卡氏所称“轻逸”之对立面——“沉重”却是与吴思敬所发见的那双拖拽着新诗艰难前行的“沉重的翅膀”多有应和。卡氏现身说法，“我开始写作生涯之时，每个青年作家的诫命都是表现他们自己的时代。我带着满怀的善良动机，致力于使我自己认同推动着二十世纪种种事件的无情的——集体的和个人的——动力”。这种“诫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也可说是新诗（也可扩大为文学）发展的某种隐性结构。

新诗写作如何真正打破这一结构而趋向更为多元的发展态势，新诗评论者又如何把持必要的诗学准则和诗性激情，这些无疑都是艰难的诗学命题。惟其艰难，也就愈发能看出吴思敬先生那充满激情的工作的持久意义。因此，谨作此文表达我对吴思敬先生的敬意，以及对于新诗发展所怀有的热切期待。

2012年7月28日

[原载《星星》（诗歌理论）2013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