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南方水稻种植与耕作方法的演进

汉代在“重农政策”的推动下，谷物种植在全国各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这里，专就当时南方水稻种植与耕作方法的几个问题做些简要陈述。[1]

水稻品种及其主要产地

水稻的起源，一般上溯到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又在长江中游发现了早于河姆文化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李家村文化等稻作遗存，时间为距今约8000年至9000年[2]。江西万年县仙人洞更是发现了10000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可见，稻作很早就成为重要的农事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吴、楚、越等国的水稻种植，已有较大发展，如据《周礼·职方氏》记载，荆州、扬州“谷宜稻”。《战国策·楚策》载，苏秦为赵合纵游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这里的“粟”当是粮食的统称，在楚地应主要指稻谷。《越绝书》卷二云：“摇城者，吴王子居焉，后越摇王居之。稻田三百顷，在邑东南，肥饶、水绝，去县五十里。”[3]表明当时楚、吴、越之湖泽平原的水田面积已经不小，水稻生产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汉代南方的水稻种植，在先秦基础上得到较大的进步。据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记载，当时仅水稻的品种就有稻、稌、秔、稴、耗、䆏、秫、稬等多种名称。稻。《说文》曰：“稻，稌也。”秏。《说文》曰：“秏，稻属，伊尹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秏。’”秔。《说文》曰：“秔，稻属。”稴。《说文》曰：“稴，稻不黏者。”䆏。《说文》曰：“稻紫茎不黏也。”秫。《说文》曰：“稷之黏者。”为黏性最强的稻。又《古今注》曰：“稻之黏者为秫”。稬。《说文》曰：“稬，沛国谓稻曰稬。”《字林》曰：“稬，作糯，黏稻也。”

从大量的材料来看，汉代南方的水稻品种主要有三大类——粳、籼、糯，其中以粳稻、籼稻为主。这可从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得到证实，具体见表1所示。

表1 汉代南方水稻的品种

续表

考古发现的稻谷标本，出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计有17处。其中，4处是籼稻，3处是粳稻，3处为粳、籼皆有，余则不详。还可以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粳籼占同出的粳、籼、糯的60%左右为证。且粳稻多出在南方，似乎可以说明南方更适宜粳稻的栽培。

此外，从表1中还可以发现，籼稻不仅多产于南方，且时间亦晚至东汉，似乎可以证明东汉以后，籼稻在南方也有较大的发展。

在长江流域汉墓出土的水稻标本中，以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的稻穗和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稻谷标本最为重要。下面做一简要的介绍。

1975年，在湖北省江陵凤凰山167号西汉墓出土了4束完整的稻穗，出土时色泽鲜艳，穗、颖、茎叶外形完整，穗型整齐，芒、刚毛清晰可见。主穗长18—19厘米（平均18.5厘米），每穗粒长41—72粒（平均51粒），平均粒长0.8厘米，芒长2.2—6.7厘米，平均梗长5—7厘米，千粒重约28—32克。经鉴定为一季晚粳稻。

这一发现最重要的收获是整束稻穗完整的出土，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这对研究西汉水稻品种有很大的科学价值，农学家可以将它和现代的水稻品种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一些颇有价值的结论。浙江农业大学的游修龄教授曾将它和20世纪50年代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的粳稻品种进行了比较研究。[4]

比较的结果发现，无论穗长、千粒重、生育期、芒、谷粒形状等，都同现代粳稻良种很相似，足见西汉时期中国的水稻育种已有相当的成就。但是江陵西汉古稻每穗的粒数大大低于现代品种，只有一半左右。这样看来，西汉每亩稻田的株数如果和现代相同即使在水、肥、田间管理各个方面都和现代相同，其产量也仍然低于现代一半左右，这似乎可以说汉代以后水稻的增产，就水稻植株本身来说，主要是靠增加粒数而不在于提高千粒重。同时也表明“每穗粒不像千粒重和生育期那样遗传上较稳定，它是可塑性很大的性状，可以通过育种和栽培技术的改良，促其小穗的分化而得以增加”。这对现代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工作也有很大的启发。因此，这一考古发现和游修龄教授的比较研究，已引起中国一些农业科学家们的兴趣和重视，这也是农业考古为现实服务的一个典型例子。

湖南省长沙市郊区（1996年撤销）马王堆一号汉墓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掘的，出土了大量的稻谷。出土时也是颜色鲜黄，谷壳外形完好，芒及稃毛均完整，内外颍上方格条纹明显可见，但颖壳已疏脆，内含物胚及乳已大多消失，种皮尚有残存，呈褐红色硅胶状空壳。粒型大小和现代同类栽培稻差不多。估计大粒的稻谷原千粒重大于25克，小粒者在22—23克。出土后因接触空气，蒸发脱水，逐渐干枯，变为灰白草黄色。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稻经有关单位鉴定，分为四个类型。“马01”为籼稻，其形状与今天湖南省种植的晚稻品种“红米冬粘”“长粒籼稻”相同。其余“马02号”与现在云南的“冷水谷”类较相似，“马03”近似于云南的“旱谷”。“马01”也与云南陆稻类中的“镰刀谷型”粒、长、宽大小及颖肩平直、粒端歪嘴形、护颖长尖等特征上均极为近似。原鉴定还指出“马04”“颖毛整齐，短而密集于颖端，应属粳型。但无芒，也可能是粳型糯稻”。因此，汉代的秔（粳）稴（籼）、秫（糯） 三种稻谷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稻谷中都可找到标本。此外，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周季维教授在研究马王堆出土的稻谷时，发现其中有极少量稻粒，虽颖壳磨损，但未见稃毛脱落痕迹（稃毛脱落或磨掉后，在20×和40×体视镜下可见乳毛白色疣粒圆形突起痕迹），与云南光壳种有近似的情况。“故在马王堆出土的稻谷中或许也有光壳稻。”光壳稻在今天的云南已基本绝迹，但云南南部至今仍有较多光壳稻，其粒形与马王堆的相似。江西省南昌县曾在东汉墓一陶仓中发现一些稻谷，但只剩谷壳，颜色至今鲜黄，据观察亦可能是属于光壳稻类型。看来，汉代的江南一带应有光壳稻。

可见，汉代江南的水稻以粳稻占优势，到了东汉以后，籼稻逐渐发展。水稻的粒形、大小和千粒重已与现代栽培稻相同。此后2000年来没有太大的突破。当时水稻品种的繁育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这些成就的取得跟当时劳动人民选种留种技术分不开。中国传统农业一贯重视种子的选育。《诗经·大雅·生民》就有了“嘉种”这个词，“嘉种”即良种。云梦秦简《仓律》规定“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殹（也）”。收藏种子时要“别粲、穤（糯）、秙（黏）稻”。秦汉时期江南可能培育了不少的水稻品种，到南北朝时已有37个品种。

《氾胜之书》记载粟的选种方法是：“取禾种，择高大者，斩一节下，把悬高燥处，苗则不败。”收麦种的方法是：“取麦种，候熟可获，择穗大强者，斩，束，立扬之高燥处，曝使极燥。无令有白鱼。有，辄扬治之。取干艾杂藏之，麦一石，艾一把。藏以瓦器竹器。顺时种之，则收常倍。”这种方法就是现在育种工作中常用的穗选法，它可以使种子提纯复壮，为增产创造前提条件，还可逐渐选育出新品种。水稻的选育方法亦当如此，如湖北江陵西汉墓的4束稻穗，出土时放在竹笥里（竹器）与上述《氾胜之书》说的情形相合。

稻作工具与牛耕推广

随着冶铁业的进步，铁器质量提高，汉代铁农具的使用相当普遍。《盐铁论·水旱》篇说：“铁器，民之大用也。”同书《农耕》篇又云：“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足见，铁农具在当时农业生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成为汉代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主要标志之一。在考古资料中，秦和西汉时的铁农器不少，锸、钁、犁铧、锄、镰等种类比较齐全，能适合于翻土、刨土、碎土、耕地、平整土地、除草、收割等各种场合。这些铁农器的出土地点遍及南方各地，如湖北、湖南、江西、上海，甚至闽越等地也有考古发现。详情请见表2。

表2 秦汉时期铁农器在南方的考古发现

汉代不仅铁农具的品种多，而且数量亦颇为可观。例如，1964年在江西省修水县古市出土新莽时期的铁农具19件。其中铲1件，锄1件，锸4件，钁13件。又如，福建省崇安县安城村出土铁锸25件；湖南省长沙市出土的铁农具更多，达100件以上。

随着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南方地区的牛耕也逐渐得到推广。但南方的牛耕何时才得到推广？这是学术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为此，首先让我们来考察如下事实。

云梦秦简《厩苑律》规定：“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牛……其以牛田，牛减絜，治（笞）主者寸十。”意思是每年四、七、十月和正月评比耕牛。如果用牛耕田，牛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5]

《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欲派允费兴任荆州牧，临行前王莾召允费兴问治理方略，对曰：“兴到部，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租赋，几可以解释安集。”

《后汉书·王景传》载王景迁九江太守时，“先是，百姓不知牛……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

《后汉书·第五伦传》载建武时，第五伦任会稽太守，“会稽俗多淫祀，好ト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乏。（巫以为）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伦到官，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诅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绝，百姓以安。”

又据考古资料：1958—1959年福建崇安安城村汉城遗址出土铁犁一件。[6]

基于上述材料的综合分析，似可认为秦和汉初，南方局部地区已开始有牛耕。但南方的自然条件跟北方不同，不完全适宜北方流行的“二牛抬杠”耕作形式，所以，一时没有得到推广。直到东汉，江南人民才把北方的牛耕形式初步改造成适宜南方的牛耕形式，牛耕才得以在不少地方推广。俟后，经过六朝的反复实践，到了唐代，江南人民乃普遍掌握了新的牛耕技术。

上面就铁器、牛耕问题做了一个简略的申述。下面再就考古发现的耒、耜、锸、铲、锄、钁、镰、杵臼、碓、石磨等农业生产工具，结合陈文华先生的研究成果分别做些介绍。[7]

耒、耜　耒耜是古老的农具。《易经·系辞下》载“神农氏作，同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8]此后的史籍记载，或单称耒、耜，或耒耜并称。到底耒耜是两种农具还是一种农具两个名称，长期以来未有统一的看法。传统的说法，耒耜是一种工具的两个部分，上部弯曲的扶柄是“耒”，下部施耕的部分称“耜”。[9]据陈文华先生考证，耒、耜是两种农具。最早的木耒是一根木棍，可以用耒挖松土地，后来发展为双尖，提高了工效，使用较为普遍。汉代的著作中经常提到“耒”，如《淮南子·主术训》曰：“一人跖耒而耕，不过十亩。”说明秦汉时期，耒仍是重要的起土工具。南方各地的汉墓大都有木耒出土。如湖南省长沙市西汉墓中曾出土过8件木质耒的模型，是木俑手中的执物。湖北省江陵凤凰山廿号汉墓中也出土过1件持耒木俑，所执的也是双尖耒。耜是从单尖未发展而来的，刃部为扁平的板状是用整块木头砍斫而成的。木耜在新石器时代已是主要的整地工具，一直延用到汉代，铁农具普及之后，还未完全绝迹。例如，湖南省长沙市西汉墓中就出土过两件木耜模型；1975年在长沙市西汉中期曹墓中也出土过一件实物，出于盗洞内，说明是取土用具。看来当时的南方水田，木质耒耜还在继续沿用着。

锸　《说文》中收录“臿”“锸”二字。“锸”在《说文》中的解释是“衣针也”（段注曰“各本作郭”），就是用来固定衣服的插针。《说文》解释“臿，舂去麦皮也”，段注曰：“引伸为凡刺入之称。如农器刺地者曰鍫臿。”《说文》木部曰：“㭒，臿也。”徐铉说“㭒”就是“耜”，但段玉裁说徐铉错了。段并云“锹臿亦不殊”[10]，臿就是锹。在汉代“臿”属于起土工具。《释名·释用器》明确说明了锸的用途及组织结构，其辞曰：“锸，插地起土也。或曰销。销，削也，能有所穿削也。或曰铧。铧，刳地为坎也。其板曰叶，象木叶也。”锸，是汉代最重要的起土工具，使用范围极为广泛。秦汉时期南方地区锸的使用也十分普遍。扬雄《方言》曰：“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臿，沅湘之间谓之畚。”考古发现中几乎所有的“叶”都已腐朽，只剩下“鐅”，不易认识锸的全貌。但是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件西汉铁锸保存十分完整，是件实用的工具，该锸长140.5厘米，木叶左肩较右肩略矮并向外突出，这是为了便于脚踩入土中。可见，汉代农民在使用锸翻土时是右手握柄上方，左手执柄下部，左脚踏叶左肩然后用力起土。看来，南方水田生产中，锸同样是一种主要的起土工具。

铲　“铲”字始见于篆文。《说文》载“铲，鏶也，一曰平铁也”，铲是薄铁型农具。刘宋何承天《纂文》曰：“养苗之道，锄不如耨，耨不如铲。铲柄长二赤，刃广二寸，以剗（铲）地除草。”汉代的铲全是属于铁制品。湖南省长沙市、江西省修水县、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戚家墩均有出土。从四川省出土的执铲陶俑看，铲和耒、耜、锸等都是起土农具。但出土铁铲的肩多数为弧形，刃端平直，宽于肩，体积也小。除少数可能是用于起土的外，其他大都是属于除草、松土的工具，类同商周时期的“钱”。

锄　锄是横装木柄由上向下掘入地里向后翻上的农具。用锄挖土时，使用者边挖边向前进。秦汉南方的锄，大致有两种样式。一种是凹口锄，湖北黄陂等地有出土。四川省成都市青木工坡出土一件东汉陶俑残片，陶俑手中所执即是凹锄。它是将凹口铁刃套在“木叶”上，然后在木叶上凿孔装柄，主要是用来挖土的。另一种是六角形锄，主要流行在北方。南方只有湖北省、江西省出土过几件。它主要用于锄草，故《释名》曰：“锄，助也，去秽助长苗也。”这种锄多用于南方旱地作业。

　“”字在汉代著作中常见，是当时的重要起土工具。《说文》：“，大也。”《淮南子·兵略训》曰：“奋儋。”的装柄方法与上述凹口锄相同。福建省、湖北省有出土。从湖北省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木俑所执的模型来看，侧视为等腰三角形，正面为长条形，顶部中空为方銎，套入木叶，再横装柄。这种农具体身狭长厚重，适合于硬土或岩石挖土。

镰　铁镰是汉代的主要收割工具。湖北省、福建省有出土。铁镰一般呈微内弧长条形，单刃有齿，基部夹装在木柄中，长20厘米左右，宽2.5—3厘米；厚约0.3厘米。类似今江南农村的铁镰。湖北省还出土一种大型铁镰，双刃，无齿，基部卷成圆銎。这种镰又叫“鏺”。据《说文》解释：“鏺，两刃，木柄，可以刈草。”其用途主要是用来收割稻秸或野草。

杵臼　杵臼是汉代江南农村主要的粮食加工农具之一。今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等省均有杵臼实物和模型出土。例如，江西省南昌市吴墓出土的臼，湖南省郴州东汉墓出土的臼、杵一套3件。特别是湖南省资兴东汉墓出土的陶Ⅱ式屋，呈曲尺形，内有两个持杵、臼俑，两俑持杵操作；陶Ⅵ屋内亦有两俑持杵作舂米状，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江南人民使用杵的场面。

碓　除了杵臼外，汉代江南人民还发明了碓，用于提高粮食加工的工效。实物有湖北省襄樊东汉墓的磨、碓，湖北省宜都东汉墓出土的碓1件，湖北省随县东汉墓出土的碓2件、磨2件，安徽省马鞍山东吴墓出土的磨1件、碓1件。桓谭《新论》说：“及后人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舂。”说明踏碓的效率较高。其中湖北省东汉墓出土的陶碓模型及踏碓舂米画像砖，尤其是四川省绵阳县等地出土的画像砖，生动地再现了当时踏碓操作的情况。这种踏碓，南方农村至今还有。《新论》又说：“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江南的水力资源丰富，当有水碓，似无可疑。

磨　磨，汉代写作“䃺”，又作“硙”。据《说文》解释：“硙，䃺也……古者公输班作硙。”《世本·作篇》也有同样的记载。安徽省寿县茶庵马家古堆东汉墓出土陶磨2件，安徽省太和有磨出土，湖北省襄阳亦有磨出土。可见，在汉代，江南已逐渐推广使用磨。

总之，汉代南方稻作农业区的铁具已渐普及，至东汉，牛耕技术也得以在不少地方推广。各种铁制农业机具逐渐增多，粮食加工用具也多有改进。这标志着南方稻作农业区的农具，已开始步入成熟时期。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用经济学术语来说，生产工具是劳动资料。“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11]。劳动工具显示了一个社会经济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2]。因此，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生产工具先进与否，对生产的结果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南方的稻作农业，除生产工具外，对农田水利灌溉也多有进展。重视水利，这是中国的历史传统。自春秋战国以降，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水利对农业的重要性。《管子·禁藏》篇曰：“食之所生，水与土也。”《荀子·王制》云：“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不但懂得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而且懂得水还有危害农业生产的一面。汉代，兴修水利已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当时认为发展农业必须要搞水利。《汉书·沟洫志》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蓄陂泽，所以备旱也。”农业是最基本、最主要的生产部门，而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水利灌溉，防止干旱和洪涝，这就要依靠渠道、陂塘等水利工程。因此，当时统治者重视水利事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设有专门官吏，管理水利事宜。例如，设有“司空”，掌水土事。在司空之下，有长吏、令史等官职。二是，皇帝不时下达诏令，要求搞好水利灌溉。例如，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安帝元初二年（115）等都曾下达过有关“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的诏令。此外，一些地方官吏也十分注意水利工程的兴修。当时荆、扬二州等江南地区兴修的水利工程不少。据《汉书·召信臣传》载，召信臣任南阳太守，“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后汉书·杜诗传》载，杜诗任南阳太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又《水经注·沔水注》载，南郡太守王宠在襄阳附近凿渠溉田，“陂水散流；又入朱湖陂，朱湖陂亦下灌诸田，余水又下木里沟。木里沟是汉南郡太守王宠所凿，故渠引鄢水也，灌田七百顷。白起渠溉三千顷，旁良肥美，更为沃壤也”。此类事例甚多，不必赘引。

汉代荆、扬二州的水利工程多集中于南阳盆地、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及东部太湖地区。其特点是以陂湖为主，既需要筑坝，又需要引水，兼有蓄水、防洪、灌溉的多重功能。有了水利工程后，可使一些农田避免洪水泛滥成灾的同时，又可利用这些工程对农田进行人工灌溉。所以，江南水利工程的大量兴修，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耕作方法与田间管理

汉代南方稻作农业的耕作方法问题，文献多有记载。

《史记·货殖列传》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

《汉书·地理志》曰：“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

上面引文中的“火耕水耨”，其内涵及耕作方法，学术界多有争议，各方解释不一。这里拟根据考古资料为主，结合文献记载，就当时的耕作方法包括整地、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方面结合前人的成果作些必要的申述。

（一）整地

西汉《氾胜之书》载：“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这就是说要及时耕作，改良土壤，重视肥料，保墒灌溉，及早中耕，及时收获。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曰：“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这都是把整地作为田间作业中最重要的环节。一般说来水田不需要开沟起垄，但需要耕翻土地，使之平整。秦汉时期，江南行“火耕水耨”。应劭释之曰：“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其步骤为烧草—翻土地—种稻。当时耕地的工具有耒、耜、锸、铲和犁等，以铁质器具为主。

整地，在南方水田区的工作量较大。稻田需要修筑田塍以蓄水，田边开口引水，水田的面积和形状也因地势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说，平原地带将田修建成方格状，田边挖水渠。在山坡丘陵和地势不平的地带，则根据地形将田修建成不规则形状。因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水田的面积一般不能太大；因为“大则水深浅不适”。可见，当时对水稻田的整地有别于旱地，要求是较严格的，并非完全是粗放型耕作。

（二）播种

汉代强调要及时播种。《氾胜之书》说：“种禾无期，因地为时。”对于水稻则根据不同品种而规定不同的播种时间。《氾胜之书》载：“三月种秔（粳）稻，四月种秫稻。”《四民月令》也说：“三月……时雨降，可种秔稻。”“五月……可别秔稻。”即移栽。这些记载对南方稻作农业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关于播种量，《氾胜之书》说：“稻，地美，用种亩四升。”《四民月令》载，种粟“美田谷稠，簿田谷稀”。云梦秦简有类似的规定，说明南方人民十分注意播种量。

至于播种的方法，西汉可能采用撒播，时至东汉开始乃育种移栽。这可以从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出土的水田模型中得以证实。广东省佛山市澜石出土的陶水田模型中有农夫播种的形象。四川省新津市出土的陶水田模型中，田中有行距整齐的秧孔。贵州省兴义县出土的水田模型中也刻画出整齐的禾稼形象。此外，四川省峨眉县出土的石刻水田模型上有两个农夫在田中用手耘田的形象；四川省新都县出土的薅种画像砖上有两个农夫手扶竹杖用脚在耘田的形象。这都是只有采用了育秧移栽技术种植水稻以后才可能有的情景。这是水田生产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

（三）田间管理

水稻的田间管理包括灌溉、施肥、中耕、灭虫等，现拟结合南方“火耕水耨”问题，做些介绍。有的学者指出“火耕水耨”和灌溉、施肥、中耕、灭虫有密切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火耕”

“火耕”有效地抑制了水稻病虫害的发生。水稻病虫害由各种病菌病毒引起，寄生于上年稻草和杂草上越冬，随稻草传播繁殖。水稻病虫种类很多。汉人对水稻虫害深有认识。王充说：“稻时有虫。”先秦时期，人们就发明了火烧防虫的办法。《诗经·小雅·大田》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秦汉江南未见有直接用火防稻病虫害的史料，但从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关于火烧防止马身上的病毒传染的记载。用火烧防止水稻病虫害亦当在使用之中。这种办法简易有效。故终汉一代，见于史文记载的江南蝗灾只有两次。

2.“水耨”

“水耨”是水稻中耕除草的基本方法，不仅实行于两汉六朝，而且为后世沿用。“耨”原来就含有中耕的意思，“深耕易耨”“耨者熟耘”即是。这里的水耨当是用手抠抓杂草根部，同时耨断了一些稻株老根，促使生发更多的新根。老根透水性和吸水输导能力很差，影响稻苗的正常生长，新根粗壮呈白色，吸收能力强，植株所需的养料水分主要靠新根输送。所以耨秧之后稻苗迅速萌发较多的新根，生长和分糵特别旺盛。“水耨”疏松了泥土，又具有改善土壤通气性能的作用，更大程度地满足水稻根系对空气的需求，有利于根系的生长。由于土壤中空气含量的增多，一些有毒物质可以氧化，减轻了对根系的污染和侵蚀，黑根现象明显减少。空气增多也有利于土壤微生物的活动，加速肥料的分解腐熟。“水耨”若在施肥前后进行，还可以使土肥均匀混合，减少肥分流出，有利于根系吸收，充分发挥肥效。例如，四川省峨眉县东汉墓中出土的石雕水田模型，田内有两个农夫匍匐弯腰；上体赤身，裤脚上挽，用双手进行稻田耨秧的形象。[13]江南当亦如此。

3.“火耕”和“水耨”

“火耕”“水耨”兼有施肥的效应。以火烧草，草木灰是很好的磷钾肥。以水淹草，草塞入田中腐烂就成了很好的绿肥。陈文华等学者比刘磐修更加强调了这个作用。不过，当时更重要的可能还是粪肥。在江南地区出土的墓葬中见有陶厕、带厕陶屋陶牧畜圈的现象是很普遍的。粗略统计，报道有牧畜圈的文章共22篇。[14]在广东省佛山市澜石和四川省峨眉县出土的东汉水田模型，田中都有堆积的肥堆。田中堆肥料跟现在江南农村打基肥的情况相类似。施用呈碱性的草木灰、粪肥加上上面所讲的中耕，耨耘对江南地区黏稠、呈酸性土壤有很大的改良作用。今天遍布大江南北的水稻土就是千百年来不断改造的结果，这是江南人民的一大创造。

4.“火耕水耨”与灌溉相结合

关于江南水利灌溉工程兴修的成就，前文已论列。稻田用水的具体管理，陈文华先生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推测，长江流域稻田灌水方法有两种。一种方法是将陂塘中的水直接灌进田中，然后又引进相邻的田中。另一种方法是将水引进田的水沟，再从水沟中将水引进田里；这跟《氾胜之书》指出的“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塍，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大热，令水道错”是一致的。利用流水来调节稻温度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四）收获

汉人非常重视及时收获。《氾胜之书》言：“获不可不速，常以急疾为务。”收获水稻亦当如此。

收割工具普遍使用的是铁镰刀，汉代江南铁镰刀有大量出土。从湖北江陵出土的4束古稻来看，早在西汉，江南地方已采用了连秆收割稻谷的方法。

综上所述，秦汉南方地区水稻耕作方法和技术，从播种到收获整个过程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至少，到东汉已逐步走上了精耕细作的道路，这为以后中国南方水稻生产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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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见黄今言主编《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86页。本文由王福昌同志执笔，这里在内容上做了调整与删节。

[2] 参见陈文华主编《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3] （东汉）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俞纪东译注：《越绝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4] 游修龄：《西汉古稻小析》，《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5]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30页。

[6]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第10期。

[7] 陈文华：《汉代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和有关农具的成就》，载《论农业考古》，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205页。

[8] 《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影印，第86页。

[9] 参见段注《说文》“枱”字条，载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经韵楼刻本，第259页。

[10]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经韵楼刻本，第25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0页。

[13] 沈常：《东汉石刻永塘水田图像略说》，《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14] 笔者根据历年《考古》《文物》《考古学报》和部分《江西文物》《江汉考古》等杂志统计而来，这里未详列具体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