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广义修辞学：理论体系与阐释路径

本书的理论资源是广义修辞学[58]，以下探讨两个问题：广义修辞学的理论体系、广义修辞学介入中国文学（期刊）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一）“三层面”与“两主体”：广义修辞学的理论体系

广义修辞学，是以理论著作《广义修辞学》（谭学纯、朱玲著，2001、2008）为标志、以《修辞：审美与文化》（2002）、《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2008）、《广义修辞学演讲录：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2012）、《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2016）、《中国古代小说修辞诗学论稿》（2016）、《意象·主题·文体：原型的修辞诗学考察》（2017）、《广义修辞学研究：理论视野和学术面貌》（2018）、《思想和话语：广义修辞学副文本》（2022）为系列论著建构起的系统性思想体系。

与广义修辞观“广义”相对的概念是“狭义”，指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狭义修辞观。关于两种修辞观的区别，见表0-2：

表0-2 狭义修辞观与广义修辞观的比较[59]

中国修辞学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文心雕龙》的“自然发生”转换为“自觉探索”[60]，自南宋陈骙《文则》开始走向系统研究，20世纪初唐钺《辞格论》被誉为“科学的修辞论的先声”，1932年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堪称“中国现代修辞学开山之作”，1963年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在修辞学史上具有丰碑意义。这是一条重视以修辞格为中心的言语表达之路，重视言语表达的态度、方法和效果。止于修辞现象的言语技巧的阐释路径，是从语言到语言，阐释空间定位于语词空间、语义空间和语用空间。

西方修辞学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诗学》时期已形成较为清晰的学科框架。当代西方修辞学走的是交叉学科之路，表现为广义意义上的修辞思想，它涉及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哲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在西方修辞学看来，狭义修辞学与广义修辞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否以修辞哲学为基础”，也许这一点“也是造成中国现代修辞学缺乏深厚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61]

从狭义修辞学向广义修辞学延伸，也许是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可能性趋向。

中国修辞学研究的一次“转换思路”的变革事件是1992年出版《接受修辞学》（谭学纯、唐跃、朱玲）。[62]该著作认为：

修辞活动是表达和接受互为对象的双向活动。

修辞信息=语义信息+审美信息

作为双向交流的修辞活动，活动表达和接受在角色关系中展开。

基于以上认识，该书综合运用接受美学、符号美学、审美心理学、现代修辞学和文化学等相关理论，对言语活动中的修辞接受进行系统深入分析。

该著作出版后获得学界的肯定和认同。获首届“安徽文学奖”（1993），该奖项中唯一的理论著作，“修辞学著作获此殊荣，在安徽省和全国均属罕见”[63]。“《接受修辞学》是国内第一本变换研究思路，专门从信息接受环节系统地研究修辞活动的著作，从而具有某种拓荒性质”“《接受修辞学》的成功，在于它变阻隔为融通，在语言学和文艺美学的交叉地带构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体系”。[64]陈志国等人《筚路蓝缕 自铸新范——读增订本〈接受修辞学〉》指出该著作“鲜明地提出了建构‘中国化的接受修辞学’的思想”“从审美和文化的高度来审视修辞接受问题”“显示出作者宏阔的理论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光”。[65]

在《接受修辞学》的理论建构和分析实践中，2001年《广义修辞学》[66]面世了。这部著作逐步完善了修辞信息“表达↔接受”双向互动的视角，并将广义修辞学的理论构架和逻辑思路聚焦于“修辞功能三个层面”“修辞活动两个主体”：

层面1：修辞作为话语建构方式：修辞技巧

层面2：修辞作为文本建构方式：修辞诗学

层面3：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修辞哲学

主体1：修辞活动中的表达者：话语权和表达策略

主体2：修辞活动中的接受者：解释权和接受策略

“三个层面”，着重探讨修辞以何种方式参与话语建构、文本建构和主体建构，据此将修辞分析纳入“话语方式→文本方式→人的存在方式”的层级构架。这是广义修辞学基于交叉学科性质和跨学科视野、正视多学科构建的大生态、面向多学科共享的学术空间的一种框架设计，竭力实现修辞学研究在不同层级的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与互补。

“两个主体”，旨在拓展接受修辞学的研究视野，以“表达↔接受”为观察点，建立表达论（话语权和表达策略）、接受论（解释权和接受策略）和互动论（双向交流的认知前提、双向互动的宏观微观建构）的系统开放格局。

“两个主体”贯穿于“三个层面”，支持基于话语行为发生与理解的修辞学研究，并与之形成立体开放性体系。

谭学纯在《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中指出：

广义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建构，在接受学科限定又超越限定的动态平衡中寻找新的生长点，既不至于封闭在自我设定的模槽中，也避免迷失在他人建构的认知框架中。强调通过不同学科经验的挪移和互渗，包括通过不同学科经验方式自我表述系统的整合，拓展研究空间，像皮亚杰竭力主张的那样，实现“学科的跨越”，实现修辞学在不同层级的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和互补。[67]

广义修辞学之“广义”，意在以开放性的心态，关注学科生态，促进自己的学术调整、思维拓展和研究深化；同时关注大生态中刺激自我质疑、自我否定的他性参照，尤其是其他学科经验的参照，实现跨学科的对话与互动。

（二）“语言→文本→人的精神世界”：广义修辞学的逻辑路径

谭学纯作为文学修辞研究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从2003年以来担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修辞学大视野”主持人，开辟“文学修辞和意识形态”“修辞阅读：文学文本和学术文本”“文学修辞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与修辞研究”“语句修辞和叙事修辞”“修辞学批评”“文学传播修辞”“文学修辞研究”等专栏，集束发表文学修辞类学术成果。

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文学研究[68]，或整体运用广义修辞学“三个层面”“两个主体”解释研究对象的系统；或局部借鉴“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等相关理论资源；或使用广义修辞学“身份符号”[69]“修辞语象”[70]等核心概念分析具体文本，或介入文学理论（如巴赫金小说修辞观、米兰·昆德拉文学语言观、布斯的小说修辞观）与文学文本（如巴金《小狗包弟》、李准《李双双小传》、余秋雨《废墟》、微型小说《提升报告》、中国古代话本小说、“三言二拍”）的修辞阐释上。

关于如何进行文学修辞研究，谭学纯在《中国文学修辞研究：学术观察、思考与开发》中提取三种模式：

模式1：语言学界偏重修辞技巧的文学修辞研究

模式2：文学界偏重修辞诗学的文学修辞研究

模式3：学科渗融框架中的语言学—文学的文学修辞研究

该文倡导模式3，其学术目标是——从文学文本的语言表象，解释文学的语言性问题和语言的文学性问题；技术路线是——语言世界→文本世界→人的精神世界；学术面貌和成果流向指向——语言学面貌和文学面貌并重，同时关注语言学科和文学学科的学术反应。

至于具体操作步骤，谭学纯提出：积章句而成篇，理由如下：

一个最小的叙述单位在句子中完成，是句子自身的封闭。在更大的篇章结构中，局部封闭的句子向周围开放着。这个开放的空间需要其他句段来填空。篇章语义的饱和，依赖于连贯性叙述中句段语义的不断生成。句段语义链条如何延伸，制约着篇章语义链条的完整。故事及故事走向、情节及情节推进、人物及人物关系，都作为相关参数，形成动态的结构模型。[71]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广义修辞学转向，开拓了文学研究和修辞学研究的多元格局，吸引了文学学科和修辞学科的共同参与。谭学纯指出：“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广义修辞学转向，需要文学学科和语言学（主要是修辞学科）共同开发，不同的学科群体各有优长和弱项”，“从阐释中心到阐释路径，不同于‘纯文学’研究，也不同于‘纯语言学’研究”，[72]这些都指向理论建构和实际双层操作的跨学科探讨。

关于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文学期刊研究，谭学纯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主持“期刊文献的广义修辞研究”专栏[73]时，对修辞视野中的期刊研究的“问题意识”这样阐述：

修辞介入期刊变迁的过程，同时又是期刊文献话语变迁表征。期刊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期刊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担当、期刊传递的国家意志、政治运作，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资本的博弈如何体现为话语的权力？如何渗融于期刊的内外空间？如何由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推助言后行为——产生可预期或不可预期的社会学后果。本期一组文章探讨此类问题，希望能够提供一种独特的观察与解释。[74]

本书结合《人民文学》话语尝试对以上“三个如何”做出初步的学术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