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谷崎润一郎与郭沫若的交往

谷崎润一郎与文学创造社主将之一的郭沫若有着较为密切的文学关联，而且他们之间的文学交往持续了近三十年，两人的交往呈现出由亲密转为疏远的转变，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两人思想上的距离与情感上的错位。对于向来远离政治的谷崎润一郎来说，他不愿意将自己带入政治的旋涡之中，使其文学创作受到外界的左右。因此，谷崎润一郎与郭沫若交往关系的变迁不仅印证了谷崎润一郎捍卫艺术至上的坚定信念，也充分说明中日现代作家之间往往因其立场不同，而时常出现分道扬镳的现象。两位文人的交往不仅给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谷崎润一郎的文学主张与艺术见解给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虽然国内学术界对郭沫若与日本现代文学的关系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代表性成果有靳明全的《文学家郭沫若在日本》（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刘德有的《随郭沫若战后访日：回忆与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武继平的《郭沫若留日十年：1914—1924》（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蔡震的《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等。这些代表性成果以翔实的史料梳理了郭沫若与日本现代文坛各界的密切联系，夯实了国内研究郭沫若与日本现代作家关系的基础。然而，这些研究虽然也有关注谷崎润一郎与郭沫若关系的研究，如蔡震在《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一书中以小节的形式探讨过，为国内两者关系研究提供了基础，但是其研究仍欠深度，尤其对两者关系交往的历程与所呈现的特点、意义与成因缺乏翔实的阐释。因此，本书将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既注重史料的挖掘，全面梳理谷崎润一郎与郭沫若的交往历史，又以此为依托从中发掘他们交往的特点，阐释其交往在中日现代作家关系中的独特性与贡献，为进一步推进国内谷崎润一郎研究提供相应的参考价值。

一 文人的对话

其实，早在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就曾受到过谷崎润一郎的影响。对此，蔡震曾这样评述过：“郭沫若说他还是在留学的时候，就在《改造》《中央公论》上读到过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所以，郭沫若在创造社初期的文学活动中标榜‘生活的艺术化’，追求以文学涵养‘优美淳洁的个人’时，应该是受到过谷崎润一郎的启发的。”[1]作为日本现代知名作家，谷崎润一郎曾两次来华访问。1918年（大正七年）10月17日，他经新义州抵达奉天，开始了对中国的第一次游历。然而，谷崎润一郎此次游历主要以游览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为中心。他先后游历了天津、北平、汉口、九江、南京、苏州、杭州和上海。12月7日，谷崎润一郎乘船离开上海，结束了第一次对华旅行。此次游历虽为谷崎润一郎进一步认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借此游历结识中国的现代作家。因此，他在回国后撰写的《中国旅行》中写道：“待明年春天我还想再去一趟中国。”[2]其在上海的同学土屋计左右在《谷崎润一郎君在上海》中也说道：“谷崎润一郎要是有空还会来中国的。”[3]

时隔七年，谷崎润一郎于1926年1月从长崎乘坐海轮，再次前往中国。1月14日，谷崎润一郎抵达上海，并入住在一家名为“一品香”的旅社。谷崎润一郎对此次中国之行非常重视，不仅来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而且回国后写了《上海见闻录》（《文艺春秋》1926年五月号）、《上海交游记》（《女性》1926年五·六·八月号）、《昨今》（《文艺春秋》1942年六月号至十一月号）等散文来记载此次之行的经历与感受。来到上海后，经其朋友M君的介绍，谷崎润一郎结识了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我在那里一边喝茶，一边听书店的主人讲中国青年的现状。”[4]“之后，内山君举出了作为新文学代表人物的谢六逸、田汉和郭沫若三位的名字……郭沫若君不仅是福冈大学的医学毕业生，而且在医学之外一直从事文学创作，所以被称为‘中国的森鸥外’——听起来好像一位年纪大的老人，实际上并没有那样的年纪，与木下杢太郎君相比还要年轻十多岁。”[5]与内山完造的第一次见面给谷崎润一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内山完造的交谈中，谷崎润一郎不仅了解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些情况，而且得知上海的报纸报道了他到上海的消息，已有中国作家希望内山完造介绍他与自己见面，内山完造也有意为他安排一次与中国作家见面的聚会。”[6]后来，经过内山完造的努力，与中国现代作家见面会在内山书店二楼如期举行。

根据现存资料可知，当时与会的除村田孜郎、冢本助太郎、管原英次郎、内山完造等日本人之外，还有郭沫若、谢六逸、欧阳予倩、方光焘、田汉等中国现代作家。此次内山书店的聚会虽是谷崎润一郎与郭沫若的第一次见面，然而他对与会的郭沫若却是记忆犹新。“我走进内山书店，看见在火炉前面有一位身穿黑色西服、戴着眼镜、弯着腰的青年人，那就是郭沫若君。他有着一幅圆圆的脸、宽宽的额头，一对柔和的大眼睛，不柔顺的头发松散地直立着，就好像每一根都能看清地数得过来似的从头顶上放射出来。由于有一点驼背，从形体上看像个老年人。”[7]会上，谷崎润一郎想获知中国文坛翻译日本文学的情况，并希望“如有可能，想把那些翻译作品收集起来，作为送给日本文坛的礼物带回去。”可是，经过郭沫若等人的介绍，谷崎润一郎才从中得知，“日本作品的翻译，据调查发现似乎有很多。然而尽管很多人手中存有作品的译稿，却进不了一般的读书界，因为书店不肯作为单行本出版”[8]。谷崎润一郎为此感叹不已，“眼下的中国正是我国的新思潮时代”。听到谷崎润一郎此番言论，郭沫若发表了不同的见解。“郭君说：‘剧坛方面也与日本的那个时代相同。所以我们即使写出剧本，无论如何也不能指望能够在剧场上演出，只有外行人偶尔会进行小规模的试演而已’。接着他又苦笑着说：‘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件惭愧的事情’。”[9]

散会之后，意犹未尽的谷崎润一郎邀请了郭沫若和田汉外出畅谈。其间，郭沫若就中日两国文坛稿费计算方法进行了一番比较。首先，他说：“日本作家的稿费是以四百字为单位进行计算，中国则是以一千字为单位进行计算。可是，日本小说的会话部分，可以郑重其事地一行一行地写，而中国要挤在一起来写。因此，即使是一流作家一千字才只有七、八元稿费，这样的话实在不够维持生活。”[10]其次，郭沫若还对日本现代文学与作家的文学创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郭沫若的评价在谷崎润一郎看来，“大体上，他们的观察都能够射中靶子，他们确实读了很多著作，对于我们文坛的内幕也了解很多，这实在令人吃惊”[11]。交谈间，谷崎润一郎一行来到了其住处一品香旅馆。为了继续刚才的谈话，谷崎润一郎与他们一边喝着绍兴酒，一边交谈至深夜。

交谈中，谷崎润一郎由于对现代中国缺乏了解致使其谈吐中不时表现出对中国的肤浅认识。他甚至一度认为：“财富集中于都市而农村走向凋敝，这是世界性的现象，并不限于中国……中国的国土辽阔，资源丰富，有少许借款也不会有大的影响，比别的国家有优势。”[12]对于谷崎润一郎的言论，郭沫若不仅持否定态度，而且结合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民族文化对他的这番言论进行了反驳。他说：“日本和中国不同。现在的中国还不是独立国家，日本借来的资金是自己使用。在我们国家，外国人可以随便进出，无视我们的利益和习惯，他们自行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建造城市，开办工厂。我们虽然看到这一切，却又无可奈何，只能任其践踏。我们的这种绝望地、静静地等待着自灭的心情，绝不仅仅是因为政治与经济问题。日本人因为没有这样的体验，所以不会理解。可是，这使得我们青年的心情是多么暗淡啊？所以一发生对外事件，甚至连学生也大事骚动，就是这个缘故……中国从前也有过战争，可是像今天这样的野蛮人的入侵，与只是内乱的性质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是亲眼所见的。不，这次不只是我们，而且全国人民都有了一种以今天的野蛮人为对手，必须真刀真枪地与之对抗的觉悟。我想国家这一观念恐怕没有比现在更加深入人心的了。”[13]听到郭沫若的慷慨言辞之后，谷崎润一郎也立即给出了反驳之词。他以南洋的中国商人为例，指出这些人并没有因为祖国受到外界的侵入，表现出浓郁的爱国心态。“我去南洋时发现那里的中国商人势力大得惊人。他们掌握着所有的权力，荷兰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可是，那些商人对他们本国的情况根本不放在心上。尽管有中国领事馆，也不依靠它。他们中很多人不懂汉字，也忘记了祖国的语言，而是使用荷兰语。所以有人说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人种，这样的话常常被引用。”[14]面对谷崎润一郎针对商界华人不爱国的言论，郭沫若结合中国的实情再次给予了反驳。“南洋的中国人现在已经觉醒了。他们到底还是以国家为靠山，在白种人的压迫下开始醒悟了。所以他们这时都送子女回祖国接受教育。广东开展抗英运动时，他们积极地出钱支援。我们文学创作者虽然拿不出钱来，但是我们要用笔把这郁闷之情写成诗歌、小说，用艺术的力量向全世界的人诉说。这样做，就是为使通情达理的人理解中国的苦恼的最有效的办法。”[15]关于谷崎润一郎与郭沫若这次争论的情景，田汉在《南国电影剧社时代》和《上海通信》中也进行了相关记载。“谷崎润一郎氏凭借记忆所及记下的谈话自然不免有多少的错误，但是诚如他的话‘我们心中郁积雍塞的苦恼’却是不错的。”[16]“初次见面的晚上，我同郭沫若兄与谷崎润一郎先生一起到谷崎润一郎先生居住的一品香旅馆长谈。谷崎润一郎氏的中国观非常庸俗，与日本实业家和众议院议员没有多大区别，我和郭沫若先生都感到失望。”[17]由此可见，郭沫若之所以会与谷崎润一郎进行争辩，其主要目的是想以中国历史与实情来纠正谷崎润一郎当时那种较为平庸的中国观。此次会面使两人建立了友谊，成为交往多年的好友。

1926年1月29日，欧阳予倩和田汉在位于徐家汇路10号的新少年影片公司发起组织了一次“文艺消寒会”，欢迎谷崎润一郎访问中国。谷崎润一郎来到会场时，第一个见到的中国作家正是郭沫若。“在门前下车，穿过摄影棚，郭沫若君正站在阳台上挥舞着帽子。”[18]消寒会上，郭沫若给谷崎润一郎担任翻译。郭沫若的谦虚态度给他留下了较为深刻印象。“郭君说，我的翻译很是拙劣，在座诸君既有懂日语的中国人，又有懂中国话的日本人，所以请诸位多多见谅。”[19]由于谷崎润一郎在欢迎会上喝了较多的绍兴酒，散会后的他就感到头昏目眩，四肢无力。为了安全起见，会后由郭沫若送其回到旅社。谷崎润一郎在《上海交游记》和《上海见闻录》中记载了此次经历。“接下来又被送进汽车，这次只有郭君一个人送我到宿舍。刚一进自己的房间，就呕吐了起来。郭君把毛巾用冷水打湿，给我敷在额头上。”[20]“我自以为能喝绍兴酒，一升酒轻轻松松地就喝下去了，那天晚上是喝过量了，咕噜咕噜地喝，一下子就醉了，出了会场已经是踉踉跄跄地不能走路。郭君放心不下，乘汽车送我到旅馆。我紧紧抓住郭君的肩膀，好不容易登上楼梯，一走进房间就呕吐起来。这样的大醉是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21]2月17日，谷崎润一郎乘船离开上海回国。之后，两人也没有什么联系。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流亡日本。流亡期间，谷崎润一郎因两人政治立场的不同也没有与他有过直接的联系。为此，他在散文《昨今》中还特意作了解释。“由于双方的政治立场过于悬殊，到底也没有前去访问，也没有互通音信。”[22]不过，虽然谷崎润一郎没有与郭沫若有过直接的见面交往，但是并没有影响他对郭沫若来日时的关注。“我间接地听到一些有关郭沫若在千叶县暂住的事，在不参加政治活动的条件下被允许留在日本，并且确实远离政治埋头于学术著述等消息。”[23]为了表达对郭沫若的友好，他还委托朋友给九州医大附属医院的郭沫若妻子送去他的新书《寥食虫》，请她转交给郭沫若。就这样，两人这种似断非断的友谊持续了近三十年，直到1955年郭沫若率团访问日本。

二 官方的交流

推崇“为艺术而艺术”的谷崎润一郎一直都执着于自己的文学艺术事业，无暇顾及和出席各种形式的社交活动。然而，当得知郭沫若率领中国访问团来日时，他却欣然接受了朝日新闻社安排，与郭沫若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交谈。1955年12月1日，郭沫若率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日本，这件事情引起了包括谷崎润一郎在内日本众多文化人士的兴趣。时任日本文部大臣的清濑一郎在欢迎宴会上明确表明，日本内阁衷心欢迎以郭沫若先生为首的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6日，谷崎润一郎在朝日新闻社的安排下，提前来到郭沫若入住的东京帝国饭店，等候与好友的会见。朝日新闻社本来打算将此次见面会安排为座谈会，特意邀请了内山完造和该社社论副主干白石凡共同参与。然而，“这次座谈会，从结果看，内山完造和白石凡两位先生几乎没有插话的机会，实际上形成了郭老与谷崎润一郎的二人对谈”[24]。

上午9时，谷崎润一郎见到了久违的郭沫若。双方在寒暄之余，主要就中日历史、文学与文化、社会习俗、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交谈结束后，谷崎润一郎打算就此告辞，却被郭沫若邀请留下，一起前往帝国饭店食堂共进午餐。餐后临别时，郭沫若邀请谷崎润一郎明年四月访问中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谷崎润一郎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国土。两人交流的第二天，《朝日新闻》就以超过版面一半的篇幅刊登了题为《郭沫若氏对谈谷崎润一郎氏——畅谈三小时》的报道。为了还原当时两人交流的情形，现将其中的“来年春定来北京，广泛召集友人”的一段报道内容摘录如下：

谷崎润一郎：我原以为郭君的日语已经忘光了，（没想到还是这么流利。）

郭：哪里，完全忘掉了，日语已有十八年没有使用了。

谷崎润一郎：我也是想去中国，（总是没有成行。）

郭：请一定来，明年春天，四月份左右。

谷崎润一郎：可是怎么说呢，若是两国恢复国家交往，能一下子走到北京还好，绕这么一大圈去的话太过辛苦。

郭：北京您应该去过了吧。

谷崎润一郎：去过，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年了，好像是1918年吧。之后没有想去欧洲，而是想去北京。无论战前，还是战中，因厌恶被军部利用，所以至今一直没有去。

郭：村松稍风，这个人明年会来，请邀请他一起过来。佐藤春夫氏还健在吗？

谷崎润一郎：健在，不过我也很久未和他见面了。

郭：学生时代，《改造》也好，《中央公论》也好，几乎每个月都会刊登两位的名字。写《暗夜行路》的志贺直哉也还健在吧？

谷崎润一郎：是的，可能会去。志贺君，武者小路君他们。

郭：此外，你所喜爱的人，画家也好，音乐也好，艺术也好，范围广博，人数我们没有限制。（笑）

谷崎润一郎：田汉君怎么样？

郭：非常好。之前猿之助君来了北京，找到我说：“日本的戏剧你应该看了很多吧，歌舞伎什么的都是行家了吧。”我虽在日本呆了二十年，学生时代因为贫穷，连进帝国剧院的资格都没有。随后，我又成为了一位流亡者，隐居在市川，仍没有钱。好像仅有那么一次，瞅了眼帝国剧场。

白石：梅兰芳先生说京剧也要采用女演员了？

郭：过去是男的扮旦角，现在发生了变化。现在是梅兰芳的弟子，名为杜近芳，正在欧洲巡回演出，很美哟。

谷崎润一郎：如今还忙于写作吗？

郭：文艺方面已经搁笔了。

谷崎润一郎：太可惜了。

白石：您一直在从事历史方面的工作吧。

郭：因战争在重庆八年期间，外面哪里都去不了，钻到了古旧的历史当中。文艺方面创作的《屈原》也好《虎符》也好，其他剧本也都是不得不取材于历史，以历史为对象来进行创作。

谷崎润一郎：那种时代也只能那样了。

郭：此外，我在日本时也是一直从事古代有关的研究。我所从事的就是极其古老的事物，超出一般所说完全不懂了。（笑）以此为基础，用了十年的时间全力从事我国古代相关研究。经过我的研究，我国从周朝的后半段左右就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

谷崎润一郎：即所谓诸子百家时代吧？

郭：是的，经过殷商的历史的书写形成了在战国时代在思想和学术上的黄金时代，我广泛整理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时代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撰写的《十批判书》日本大概翻译了一半。因《青铜时代》是一部考证的学术书，并非以以往大学教授们的讲稿写作方式，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采用唯物辩证法立场来从事研究。重庆时代仅写出了上述几本书。之后，因工作繁忙而搁笔了一段时间。解放后，忙里偷闲我对《十批判书》作了补充，完成了《奴隶制时代》。其余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了。[25]

上述引文充分反映了两人交流的内容，体现了文人的共同爱好。其实，作为代表团团长的郭沫若，他当日的行程安排是比较紧张的，没有多余的私人时间。然而，他与久别重逢的谷崎润一郎再次相见的过程却花了近三个小时，这充分说明了两位文人拥有较为深厚的友谊。这既是故人相逢时的真情流露，也是文人墨客的情感交流，两位性情相投的文人在这里嘘寒问暖，畅叙衷情。他们的话题从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到文学，从文字改革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谓话题众多，以至于他们三小时的会谈内容丰富。当谷崎润一郎欲告辞离去时，郭沫若仍恋恋不舍，执意挽留。“郭氏却不肯放走他：‘一起吃饭吧。’结果是又去食堂共进午餐，围着火锅又过了一个小时。‘明年四月让我来招待谷崎润一郎先生，坐飞机可是一下子就到了。’待会见总算结束时，已经是午后1点了。停在饭店前，前来迎接郭氏去下一个访问地点的专车已经发动了引擎。”[26]

此外，关于两人这次会见的详细情形，随团出访的翻译刘德有先生事后也进行了记载，现将其内容也摘录如下：“上午九时，郭老来到事前安排好的会客厅。圆圆胖胖的脸庞，个子不甚高的谷崎润一郎已经等待在那里。郭老见到谷崎润一郎，与他紧紧握手，接着，亲切拥抱，互道：‘啊，少见了！’‘真是少见了！’久别的老友，如今在东京重逢，怎能不感到格外亲切呢？然而，由于过分的激动，彼此一时又都说不出更多的话来。郭老与谷崎润一郎在东京的会见，是朝日新闻社安排的。日本有个习惯做法：报社或杂志社常常邀请一些名人举行二人对谈，三人鼎谈，或者多人的座谈会。然后，把谈话记录加以整理、发表。朝日新闻社最初的打算是开一次座谈会，因此，还请来了内山完造先生和朝日新闻社社论副主干白石凡先生。郭老和谷崎润一郎等人在沙发上坐定后便谈了起来。这一天，郭老讲话没有通过翻译，而是直接用日语讲的。这样，我便‘失业’，坐在一旁，专心听这次对谈了。虽然郭老已有18年未用日语交谈，但是，日语讲得非常流畅。郭老的讲话富有幽默感，有时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边打手势边讲，使听者不能不为他的热情所感染。这次座谈，从结果看，内山完造和白石凡两位先生几乎没有插话的机会，实际上形成了郭老与谷崎润一郎的二人对谈。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从历史到文学，从家庭到婚姻问题，从和平问题到社会主义建设，足足谈了3个小时。”[27]“整个对谈达3小时之久。对谈结束后，谷崎润一郎先生要告辞，郭老留谷崎润一郎共进午餐。于是大家一起到帝国饭店食堂吃了‘鸡素烧’。临别时，郭老向谷崎润一郎说：‘明年4月我来招待你。乘飞机来，快得很。’分手时，已经下午一点钟。这时，在饭店门前等候郭老的汽车已经发动起来，响起了马达声，郭老马上要去参加另一项活动了。”[28]

总而言之，上述两则材料充分记载和还原了两人会谈时的情景。与此同时，郭沫若率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日本，谷崎润一郎借此机会与之重逢。这件事在两人交往的历史上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此时的郭沫若已经不再是一位普通的文化人士，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政府官员。1955年的出访属于一种典型的官方行为。然而，对于向来疏远政治的谷崎润一郎来说，他虽然出席了日本朝日新闻社安排的对谈会，但是他对这次带有官方色彩的会谈却事后表露了自己的不满。1956年3月，日本《文艺》杂志临时增刊《谷崎润一郎读本》举行了一次名为“谷崎润一郎文学的神髓”的座谈会。日本一些知名的评论家，如武田泰淳、十返肇、伊藤司会等都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上，武田泰淳对1955年谷崎润一郎与郭沫若的会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朝日新闻的谷崎润一郎先生和郭先生的那次谈话，可真有意思啊。双方完全捡自己想说的，各说各的。”[29]谷崎润一郎本人也在会上提及了自己会谈的感受。“为了让内容变得有趣，把不是我问的问题也变成我问的了。周围的新闻记者，比如白石君等人说的话，也变成了我说的。甚至连妇女问题之类的话题也出来了，那种问题，我可不记得曾经说过。”[30]由此不难看出，谷崎润一郎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相比先前的交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如果两人前期的交往属于非官方性质的文人交流的话，那么此时两人的交往已经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官方性质，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两人出现这种交流的变化？我们认为其原因与谷崎润一郎坚守纯艺术创作的文学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谷崎润一郎一生致力于纯文学的创作，认为艺术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不应该表现出功利性，而应在一种甘美而芬芳的艺术世界中呈现出美，传达艺术家对唯美世界的憧憬与理解。在他看来，艺术家需要超脱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而安心于单纯的精神世界之中。“艺术家无论怎样怯懦，但也要安于自己的天分，精益求精地研习艺术。这时候就会产生为艺术而不惜舍去生命的勇气，不觉间对死就有了切实的觉悟。这才是艺术家的勇气！”[31]基于这种对文学艺术的认知，谷崎润一郎对文学创作有着一份执着之情和真挚之意。他不仅多次拒绝了日本官方的职务邀请，而且深居简出，以纯文学创作来捍卫文学的艺术性，以自己的文学实践来维护文学的纯洁性。其长篇小说《细雪》就是如此。作为一位文人，谷崎润一郎在文化和文学上保持着较为保守的态度，既不喜欢世俗的人情来往，也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因而，当谷崎润一郎在面对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要员的郭沫若时，他自然会滋生出一种精神上的隔阂。虽说两人的会谈持续了三个小时，但会谈中对所提话题的回答却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相互之间难以进行深入的交流。当郭沫若盛情邀请他再度访问中国时，谷崎润一郎以自己身体不适与不善交际的性格为由婉言谢绝了。1957年6月21日，谷崎润一郎在写给好友内山完造的信中也曾提到了这点。他说：“郭沫若先生曾再度邀请游历，并给以热情招待……可能要辜负其好意。其一，对当下健康没有自信；其二，我生来就不善与人交往，很少前往自己喜爱的场所，也很少前往各地游览。”[32]由此可见，执着于艺术至上的谷崎润一郎比较难以认同与接受作为政府要员的郭沫若，因为这与其“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理念背道而驰，以至于他会在随后的“谷崎润一郎文学的神髓”座谈会上，向与会者和盘托出自己的心情，诉说内心潜藏已久的真情实感。

三 交往的特点

通过对谷崎润一郎与郭沫若交往史料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交往呈现出一个较为鲜明的特点，即由初期的亲密转向后期的疏远。事实上，谷崎润一郎在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交往过程中较少出现过类似的现象。譬如，他与田汉和欧阳予倩就建立了终生的友谊，成为情投意合的知心朋友。为此，他在《昨今》中对自己与中国现代作家的交往关系进行过总结。他说：“与我关系缔结最为密切的第一应属田汉君，第二是欧阳予倩君。”[33]因为笔者对谷崎润一郎与这两位作家的交往进行过考证，故而在此不再赘述。

谷崎润一郎与郭沫若交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转变，与郭沫若前后身份及其文学观念的转变有关。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支持者和生力军。作为创造社的发起人和主将，郭沫若不仅创作了如《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晨安》《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等大量彰显个性的诗歌，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而且还大力宣扬文学创作的非功利性。1922年，郭沫若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中就明确指出：“至于艺术上的功利主义的问题，我也曾经思索过。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从事创作，上之想借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我敢断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的精神太远了。”[34]1923年，他在《文艺之社会的使命》中再次强调文学的无功利观。“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支曲子，画家绘成一幅画，都是他们钢琴的自然流露：一阵如春风吹过池面所产生的微波，应该说没有什么所谓目的。”[35]因而，郭沫若早期的文艺思想体现了唯美主义的色彩，呈现出“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念。1926年，当谷崎润一郎在上海结识郭沫若时，郭沫若的言行举止以及出众的才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两度邀请郭沫若到其入住的旅馆交谈。可以说，他们的首度会面正是基于两者相似的文学取向，即推崇文学的非功利性，礼赞文学艺术的纯粹性，倡导用艺术的精神来美化生活。因此，两人相似的文学理念是彼此精神契合的前提条件。然而，与毕生致力于唯美思想的谷崎润一郎不同，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具有明显的杂糅性。一方面他大力提倡张扬个性与主情唯美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流露出工具文学的观念。新文学时期的郭沫若既倡扬人的个性，又将个人的情感与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前程结合起来，表现出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务实精神。正如有评论家所言：“作者在抒发个性情感时，经常出现‘大我’形象。集香木以自焚的‘凤凰’、吞吃宇宙星球的‘天狗’以至燃烧自身获取爱情的‘炉中煤’，这些形象除了表达出叛逆、激情、个性张扬的作者自身而外，实际都包含一种力大无比、孕育新生、除旧布新的‘大我’形象。‘凤凰’、天狗’、‘炉中煤’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作者理想中的国家、民众象征。”[36]如此，随着国内时局的变化，郭沫若对这种主张个性解放和推崇唯美的文艺观念展开了严厉的自我批判。“我现在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昨日的文艺是不自觉的得占生活的优先权的贵族们的消闲圣品……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37]就这样，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随着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完成了从“唯美文学”向“工具文学”和“革命文学”的转变。1945年，郭沫若发表了评论文章《人民的文艺》，直接宣扬“人民文学”观念。文章认为文学艺术不是纯艺术的创作，而是立足人民，反映人民的有力武器。由此，郭沫若文艺思想彻底转变了前期的唯美思想，走上了文学创作的功利之路。

1949年后，谷崎润一郎仍然是一位职业作家，既不关心时事政治，也不愿与官方合作参政议政。他甚至一度还以身体抱恙为由，拒绝官方的邀请，参与文化活动。可见，谷崎润一郎始终都在捍卫文艺的纯粹性，反对艺术的功利价值。然而，郭沫若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不仅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等重要职务，而且在文学艺术、思想文化领域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此时的郭沫若不再是一位纯粹的文学家，而是作为国家领导人开始活跃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其言行举止带有了明显的官方色彩。1955年12月1日，郭沫若率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就是一次典型的官方活动。评论家岩佐昌暲曾对此说过：“郭沫若率领代表团的访日，在日中两国还没有建立邦交关系、日本政府站在美国的立场采取对中国敌视政策的时期，有划时代的外交意义。这个代表团虽然不是日本政府正式邀请的，实际上却被视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公事访问团。”[38]对谷崎润一郎来说，时隔近三十年的会面因郭沫若身份以及文艺思想的明显转变，使其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精神隔阂。也正是这种精神隔阂让他在寒暄问候之后，表现出了疲于应付的心态，无法回到首次见面时的酣畅与愉悦。事实上，郭沫若前后身份与文艺思想的转变不仅影响了与谷崎润一郎的交流，也曾影响了与其他日本作家的交往。譬如，他与村松梢风就是如此。1922年，经田汉介绍，村松梢风结识了郭沫若。他对郭沫若的印象是“肤色白哲，高度近视眼镜内的一双有点外凸的眼睛中，荡漾着一种艺术家式的纯真和阴郁的苦恼”[39]。此后，他们之间又曾有多次的交往。然而，随着郭沫若身份与文艺思想的转变，他与村松梢风的交往也出现了转折。“郭先生似乎对你的态度的突然转变深怀怨恨呢。”村松梢风说：“从郭先生的立场来看，也许会是这样吧。”[40]这是村松瑛与父亲村松梢风的一段谈话。这段谈话形象地说明了日本作家在与郭沫若的交往过程中会因其前后身份与文艺思想的转变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

综上所述，谷崎润一郎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断断续续近三十年，呈现出跨越时间长，交往次数较多的特点。但是彼此之间的交往似乎总存在一些隔阂，尤其是战后与郭沫若的交往更是流于形式，带有较为浓郁的官方性质，缺乏文人之间应有的情感投入和真挚情怀。这种转变也许是基于两人思想上的距离与情感上的错位而形成的，因而，在同郭沫若多年的交往过程中，谷崎润一郎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他的一种总体认识。“看上去非常亲切柔和，温文尔雅，表面上不见一点儿锋芒，让人觉得那样一个人居然会成为当今中国共产党的要人，实在不可思议。但是想来他虽然表面上平淡，内中却又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魅力，确实让人感到是个大人物的一面。”[41]郭沫若浓郁的参政热情与一向疏离政治的谷崎润一郎存在较大的思想距离与情感错位，谷崎润一郎对郭沫若态度的转变正是这种情感错位与思想差距作用的结果，以至于在他心中，与其关系最为亲密的中国现代作家并不是郭沫若，而是田汉与欧阳予倩。当然，他与郭沫若的多年交往也促进和推动了中日现代作家交往的发展，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