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最终成果，本书主要研究的是1967—1983年间联邦德国的新社会运动（Neue Soziale Bewegungen，简称NSB）及其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客观地说，该项目的研究对笔者来说是一场不小的挑战：一是研究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涵盖经济社会史、社会运动史、教育史、环境史、妇女史等诸多领域；二是研究对象非常细碎，不仅新社会运动本身包括诸多分支，而且领导和推动这场运动的组织也都是以分散的小组为主；三是前人的研究相对较难借鉴：在国内，关于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历时研究甚为薄弱，成果寥寥；而在国外，大量有关这场运动的研究又呈碎片化倾向，而且将其与国家治理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的研究者也并不多见。当然，绝不能以此为由放松对本项目研究水平的要求。可以说，虽然现在呈于各位专家和读者眼前的这部书稿仍有诸多不足之处，但它确实也是本课题项目组近五年来努力工作的结果。

在引言中，笔者拟对“新社会运动”和“国家治理”这两个本书最关键的概念以及以联邦德国学界为代表的相关研究动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梳理，并就全书写作内容及参考文献做一个先期交代。

一

20世纪60年代后向后工业社会（Post-indinstrial Society）的转型，是西方继近代工业化之后所经历的最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在联邦德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仅社会运动的目标、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发生了变化，国家治理的思想和体制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是该国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左翼社会政治运动。汉克·约翰斯顿（Hank Johnston）认为，新社会运动主要是指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的学生运动、反核能运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性恋权利维护运动、女权运动、生态运动等。[1]根据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的定义，新社会运动在联邦德国主要指的是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区别于工人运动等“传统”社会运动的“运动家族”（Bewegungsfamilie）。虽然目前学界对“新社会运动”这一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但笔者认为，分支众多、细碎庞杂的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内部仍存在着一些共同特点：首先，它们都是在后工业社会转型进程中发生的；其次，它们主要是由新左派以及受其影响的各种新型左翼力量领导和推动的；最后，它们在目标、组织和行动上都强调反体制自治。

到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时，联邦德国大多数新社会运动都进入了制度化的阶段。其中最典型的事件就是1983年时，从这场运动中走出的绿党成功地进入了联邦议院。美国历史社会学派代表人物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在《社会运动论》一书的结语中指出，社会运动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对当局持续的挑战。[2]因此，他和联邦德国著名环境运动研究专家约阿希姆·拉施克（Joachim Raschke，又译雅克西姆·纳德考）都未将制度化之后的社会运动当作社会运动。[3]受上述两位学者观点的启发，笔者将本书的研究止于1983年新社会运动大规模制度化之前。因为在此之后，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就从原先的反体制、反威权运动，逐步变成了现有体制的一部分。典型的新社会运动主要是由新左派及其继承者领导的带有后物质主义色彩的反体制斗争。而进入体制后，不仅由新左派分化出来的各种左翼分子和团体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反体制性，而且新社会运动的自治性特征也变得不像以前那样明显。[4]

受新社会运动的影响，联邦德国国家治理也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现代意义上的“治理”一词来源于英语的Governance，其权威定义是“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所下的“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在权威主体、运作方式等方面，“治理”区别于自上而下的国家“统治”（Governing）。[5]德国学者多将Governance直接引入德语表达“治理”概念[6]，但有时又将“善治”（Good Governance）中的Governance翻译为政府调控（Regierungsfahrung）[7]。近年来，在美国“治理”理念的影响下，联邦德国学者也逐渐采用传统的“国家控制”（Regieren）一词，表达与中国学界所使用的“国家治理”相接近的概念，即在强调“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兼顾治理所强调的社会诉求[8]。

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联邦德国通过批判性地吸纳新社会运动的目标理念和组织形式，改进了国家治理的思想和体制。不仅转型时期凸显的许多问题，如高校治理中教授权力过大的问题、核能扩张中的生态风险问题、家庭治理中控制和压迫女性的问题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而且随着公民自治和协商合作机制的完善，国家治理也变得更加开放。研究新社会运动推动下联邦德国的国家治理变革，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该国在后工业转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其应对措施。

二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特别是德国学界对于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与国家治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本课题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有着重要意义。笔者在此无法一一涉及，而只能挂一漏万，选择学界部分代表性著述予以介绍。

纵观近年来以国内外学界有关新社会运动及其与国家治理关系的著述，按主题和内容分类，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关于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总体研究

在不同理论思潮的影响下，联邦德国关于新社会运动的总体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联邦德国学界主要通过引入欧洲流行的“新社会运动理论”（Theorie der Neuen Sozialen Bewegungen），来考察战后社会变迁对整个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兴起及演变的影响。如卡尔-维尔纳·布兰德（Karl-Werner Brand）和克劳斯·埃德尔（Klaus Eder）就分别根据“现代化—危机”理论（Modernisierung-krisenthoerie）和中间阶层激进主义（Mittlklassenradikalismus）理论对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发生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9]此类研究不仅使“新社会运动”在联邦德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还推动了“德国政治学联合会”（Deusche Vereinigung für politische Wissenschaft）新社会运动研究小组的创立和《新社会运动研究学报》（Neue Soziale Bewegungen Forschungsjour nal）的创办。这些理论都是根据社会运动的诉求来反推社会变迁，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变迁并不一定导致社会运动这一关键性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重点引入美国流行的“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理论，从“制度化政治体系的开放与封闭”“国家对社会运动所实施的主导性战略”等角度进一步诠释国家政治权力对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兴衰的影响，以弥补“新社会运动理论”等对社会弱势群体政治动员条件关注的不足。如迪特尔·鲁赫特（Dieter Rucht）就借助“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对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动员水平特征进行了分析[10]。此时逐渐增多的个案实证研究也大都借用“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如克里斯蒂安·约普克（Christian Joppke）有关联邦德国反核能运动衰落原因的研究。[11]罗斯玛丽·哈弗-赫尔茨（Rosemaire Have-Herz）对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Neue Frauenbewegung）史的研究等。[12]

近年来，随着“治理”（Governance）理念的流行，西方又倾向于从民主社会发展和公民社会形成的角度研究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治理功能与绩效。如罗兰·罗特（Roland Roth）等人认为，新社会运动中出现的民众“抗议政治”是联邦德国代议民主制的重要补充，是实现“善治”（Good Governance）的重要途径；而布兰德则强调新社会运动是推动联邦德国形成公民“参与政治”（Engagementpolitik）、完善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目前关注的多是新社会运动本身的治理功能，却忽视了新社会运动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近20年来，随着西方相关理论的传入，国内政治和社会学界也陆续展开了关于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研究，他们的著作中有些也涉及联邦德国。[13]但这些成果大多偏重理论研究，缺少扎实的实证分析。史学界目前仅有少量关于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实证研究成果问世，而大多数德国当代史著作都未能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14]总的来说，鉴于新社会运动在联邦德国社会转型和政治变迁中的重要地位，国内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确需进一步加强。

2.关于联邦德国68运动与高校治理的研究

68运动（68er-Bewegung/Studentenbewegung，又称大学生运动）一直是联邦德国学界关注的焦点。在20世纪70年代时，同情左派的格哈德·鲍斯（Gerhard Bauß）等学者曾借助当时可见的媒体报道和公开宣传资料，肯定了这场运动对六七十年代联邦德国历史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15]到80年代，在修正主义派全面否定这场运动的积极作用之后，后修正主义又开始反攻。1988年时，联邦德国召开了以“68精神没有消退，漫长的行军没有终止”为主题的68运动20周年纪念大会。[16]2000年前后，随着档案搜集、整理工作的逐步完成，关于这场运动的研究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不属于“68一代”（68er）人的新一代历史学家可以更客观地对其给予研究；二是对“1968”这一年在联邦德国及西方历史上的深远影响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三是研究视角的全球化。如在68运动研究40周年之际，德国学者就大力提倡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这场运动，并主张将第三世界及东欧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变迁与之相联系、相比较。[17]

在68运动过后不久，就有学者开始关注这场运动与当时高校改革之间的关系问题。[18]之后，随着68精神的历史价值再度得到肯定，这场运动与教育改革之间的联系再度成为2008年纪念68运动40周年大会上的热点话题。[19]有学者在会后的总结中强调，要将高校政策作为后“68”时代社会变革史的重点之一来研究。[20]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安妮·罗斯托克（Anne Rohstock）于2010年出版了基于原始文献对六七十年代巴伐利亚和黑森州高校改革及大学生抗议进行研究的著作，并认为虽然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主要是由科学政策制定者（Wissenschaftpolitiker）自上而下推动的，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68运动中大学生们的诉求。[21]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德文著作在讨论68运动与高校改革的关系时，多为泛泛而谈，而专以高校治理体制及其内部权力博弈为视角来分析的却并不多见。

而在国内，长期以来只有张世鹏、沈汉等少数学者的成果对联邦德国68运动进行过总体性探讨。[22]直到最近几年，阮一帆等学者才关注到了这场运动对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和社会运动发展的影响。[23]但是，对于联邦德国大学生运动与高校改革之间的联系，中国学者的著作却仍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

3.关于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与环境治理的研究

多年来，联邦德国学界关于新环境运动（Neue Umweltbewegung）的研究成果颇丰。[24]乌尔里希·林泽（Ulrich Linse）早在1986年就对作为绿党前身的新环境运动进行了历史考察，并指出了这场运动及其形成的亚文化与二战前的自然—家园保护（Natur und Heimatschutz）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乌托邦方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25]到20世纪90年代时，德国学界开始重点关注这场运动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与国家的互动。如1997年时，卡尔-维尔纳·布兰德等人曾对联邦德国的生态辩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并通过分析一系列生态赔偿案例，重构了新环境运动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进而阐释了生态冲突制度化的进程。[26]进入21世纪后，德国学界的研究重点又转向新环境运动的组织变革及其对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如鲁赫特以其1987年时对新环境运动制度化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分析自己搜集的原始数据，阐释了70年代以来新环境运动行动方式和组织结构的演变。[27]西尔克·蒙德（Silke Mende）则在他的最新力作中详述了绿党从新环境运动中兴起和发展的过程。[28]

在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的研究中，反核能运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著名环境运动史学家约阿希姆·拉施克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著作中详细探讨了反核能抗议的形成原因和主要特点。[29]他还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围绕核能发展的讨论是联邦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思想内涵最为丰富的公开辩论。[30]两德统一后，由于新环境运动研究的转向，以海伦娜·弗拉姆（Helena Flam）为首的研究团队也开始关注反核能运动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31]而近年来，随着对新环境运动研究的不断深入，德国学者又认识到，反核能运动在环境治理思想和体制的变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延斯·恩格斯（Jens Engels）在《联邦德国的自然政策：1950—1980年自然保护和环境运动的思想世界和政治风格》中强调了公民动议及其组织的反核能运动在联邦德国环境政治“风格”转变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32]而科尔内莉亚·阿尔滕堡（Cornelia Altenburg）则在《核能与政治协商》中认为，反核能运动不仅推动了联邦德国能源及环境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对联邦议院“未来核能政策咨询委员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33]总体而言，虽然德国学者开始关注到反核能运动对环境治理的推动作用，但相关研究仍不够系统和深入。

国内学者涉及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的著作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关于新左派院外抗议运动的研究，如前文所提及的黄正柏的《联邦德国1960—8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公民行动”》；二是关于联邦德国绿色政治和绿党的研究，如王芝茂的《德国绿党的发展与政策》。[34]不过，就目前所见，国内尚无专门研究联邦德国反核能运动及其对环境治理影响的成果问世。

4.关于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与家庭治理的研究

联邦德国学界很早就开始研究本国的新妇女运动浪潮。如雷娜特·维根豪斯（Renate Wiggershaus）在1979年时就利用当时公开可见的出版物和媒体材料、宣传单等，详述了包括反218条斗争（Protest gegen §218，反对《刑法》第218条禁止堕胎条款）在内的20世纪70年代妇女运动的过程及诉求，并指出运动参与者的指导思想主要可分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流派和激进女性主义流派。但是，该书将70年代的妇女运动归结为战前妇女运动的继续，既没有总结出新妇女运动的特点，也没有提及这场运动的影响。[35]直到2000年之后，联邦德国学界才开始关注这场运动，尤其是它对家庭治理变革的影响。

在史学界，随着原始档案的不断发掘，2002年时，克里斯蒂娜·舒尔茨（Kristina Schulz）遵循当时新兴的性别史和新文化史、新政治史传统，从女性性别认同和统治权力结构的角度入手专门对1968—1975年间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的兴起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这场运动在家庭法改革和家庭政策领域引起了巨大的争论。[36]2012年时，米拉·弗雷（Myra Ferree）又将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中进行考察，认为在家庭社会立法的性别平等方面，德国相比其他西方国家处于落后的位置。政治中对家庭价值的重视是引发德国女权主义兴起的原因之一。[37]此外，伊尔莎·伦茨（Ilse Lenz）还在2010年出版的《德国新妇女运动：告别微小差异，资料汇编》中搜集了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有关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的大量原始文献。[38]但是，由于不少德国史学家都认为新妇女运动时至今日仍在进行当中，[39]所以都没有对其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考察。

进入21世纪后，德国政治学界也开始从理论上总结这场运动的影响。如克拉丽萨·鲁道夫（Clarissa Rudolph）认为，新妇女运动对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丰富议题、增加手段、发展对立文化和扩展主体四个方面。[40]而另一位学者康斯坦瑟·恩格尔弗里德（Constance Engelfried）则指出，新妇女运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哲学层面，即让政治主体向女性扩展，女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二是政治层面，即让政治议题从社会公共领域扩展至私人领域。[41]近年来，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政治学家又专门分析了新妇女运动对联邦德国家庭治理所产生的影响。如卡琳·伯勒（Karin Böller）等人认为，新妇女运动冲击了联邦德国根深蒂固的男权家庭模式，引起了对家庭、邻居和个人的重新定义。[42]而伊雷妮·格拉赫（Irene Gerlach）则认为，尽管新妇女运动并没有成为家庭政治中积极的利益代表，但它却为法律提供了性别平等的土壤。[43]但是，政治学家的研究往往缺少扎实的实证基础。总体来看，联邦德国学者的研究虽然给笔者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但他们的这些研究却未能系统、深入地揭示出新妇女运动在指导思想和体制结构等方面对联邦德国家庭治理的影响。

而在国内，史学界对德国妇女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二战前；[44]到目前为止，还很少见到专门探讨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的成果。近年来，还有管理学界的学者指出，联邦德国家庭政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出现了有利于女性的变化；但是，该学者也并未谈及新妇女运动在这一变化中所起到的作用。[45]

总之，目前国内对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关注明显不足，而且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也很少会从思想和结构两方面系统地研究这场运动与国家治理变革之间的关系。

三

有鉴于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状况，本书拟从分析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形成背景出发，通过研究1967—1983年间这场运动的演进历程及理念诉求，阐释在这场运动与联邦德国国家治理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本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章内容：

第一章是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兴起的背景。在这一章中，笔者先是从联邦德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表现出发，分析了该国新社会运动兴起的经济基础、阶层基础和思想基础；然后又从联邦德国早期国家治理中的“保守主义”倾向入手，探究了导致这场运动兴起的政治背景；最后，笔者又通过探究后工业转型过程中新左派的崛起及分化，阐释了新社会运动主要领导和推动力量的演变状况。

第二章是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演进及理念。在本章中，笔者先是通过研究68运动的形成及演化，揭示了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产生的过程；然后再以新环境运动和新妇女运动为核心，阐释了68运动后该国新社会运动分化和发展的历程；最后再以上面所提到的68运动、新环境运动、新妇女运动为例，分析总结了新社会运动的指导理念及诉求。

第三章是联邦德国68运动与高校治理变革。本章以68运动中大学生争取高校治理变革的斗争为核心，首先阐明转型时期教授独揽大权的传统高校治理结构是如何引发这场斗争的；然后再分析左派大学生在这场斗争中提出了什么目标及进行了哪些斗争；最后再探讨它对联邦德国高校治理结构变革的影响。

第四章是联邦德国反核能运动与环境治理变革。在本章中，笔者以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中的反核能运动为核心，系统地阐释了这场运动的兴起背景、主要目标、行动策略及其在联邦德国环境治理变革中所起到的作用。

第五章是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与家庭治理变革。本章主要是以新妇女运动中的反218条斗争为核心，首先分析作为联邦德国早期家庭治理基石的堕胎禁令是如何引发这场斗争的；然后再对这场运动中女性主义者谋求家庭治理变革的目标及行动进行考察；最后又从指导理念和权力结构两方面入手，探讨新妇女运动对联邦德国家庭治理变革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较多地利用了笔者在柏林自由大学访学期间所搜集的一些原始资料。如藏于该校档案馆的院外抗议活动档案（APO-Archiv）、当时新社会运动参与者公开出版的文件、书籍、杂志和后人编纂的与这场运动相关的档案文献集等。此外，一些重要的数据库，如“抗议研究史料”（Materialien zur Analyse von Opposition）数据库、联邦法律公告数据库（

由于水平有限和完稿匆忙，本书中尚有许多错漏不当之处，恳请各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