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4日，清明节凌晨两点半，杨素芬又一次睁开了眼睛。
她侧耳倾听，那个声音又来了——从五十米外的灌渠传来，像某种召唤，又像叹息。
“来啊...来啊...”
杨素芬轻手轻脚地坐起身，看了眼身旁熟睡的丈夫李建国。这个五十六岁的男人鼾声如雷，嘴角还挂着一点口水。她盯着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看了几秒，然后慢慢掀开被子下了床。
瓷片地板冰凉，她光着脚踩上去，寒意顺着脚底直窜上来。杨素芬没有开灯，身体本能熟练地找到房门。她回头看了眼床的方向，李建国翻了个身，背对着她，鼾声依旧。
“他根本不在乎我去哪。”这个念头像刀子一样划过她的心。
杨素芬轻轻带上门，站在院子里。初春的夜风带着湿冷的气息，她打了个寒颤，却感到一种奇异的兴奋。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晰了，像一首只有她能听见的歌谣。
“解脱...解脱...”
她抬头看了眼门廊上的监控摄像头，红色的光点一闪一闪，像一只永不闭上的眼睛。这个摄像头是去年女儿们出钱装的，说是为了防盗。杨素芬对着摄像头笑了笑，她知道明天女儿们会看到这段录像，看到她们的妈妈是如何奔向自由的。
她开始奔跑。五十四岁的身体在夜色中轻盈得不可思议，秋衣秋裤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对小小的翅膀。杨素芬感觉自己飞起来了，飞向那个一直在呼唤她的地方。
新修的石拱桥在月光下泛着青白的光。杨素芬站在桥中央，低头看着湍急的水流。水面反射着支离破碎的月光，像无数细小的眼睛在眨动。
“跳下来...跳下来...”水渠里的声音说。
杨素芬深吸一口气，爬上栏杆。这一刻她想起了很多事：想起生大女儿时婆婆失望的脸；想起生完二女儿被村干部强行拉去结扎的疼痛；想起丈夫说“生女儿也好，负担轻”时那种认命的语气；想起女儿们出嫁那天，她躲在厨房里哭，因为按照习俗，母亲不能送女儿出门...
“妈，你怎么又在发呆？”小女儿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
杨素芬摇摇头，甩掉这些回忆。她低头看着黑漆漆的水面，突然笑了。
“我来了。”她轻声说，然后纵身一跃。
冰冷的水瞬间包围了她。杨素芬不会游泳，但她并不挣扎。水流裹挟着她向前，像一双温柔的手在牵引。她感到肺部火辣辣的疼，但心里却异常平静。
“终于...解脱了...”
水灌进她的耳朵、鼻子、嘴巴，世界渐渐变得安静。杨素芬最后的意识里，浮现出娘家门前那棵老槐树，她小时候经常坐在树下发呆，那时候她还不知道，作为一个女人，她的人生会有这么多无可奈何。
上午十一点，锰矿附近的村民发现了杨素芬的尸体。她被水流冲到了这里，离她娘家只有不到两公里。
“这不是李建国家的吗？”一个中年妇女指着水边的尸体惊呼。
很快，消息传开了。李建国和两个女儿赶到时，杨素芬已经被打捞上来，裹在黑色的裹尸袋里，只露出一双泡得发白的手。
“妈！”大女儿扑上去，却被丈夫拉住。
“别看了，已经...”女婿摇摇头。
李建国站在一旁，脸色阴沉。他盯着妻子的尸体看了很久，突然说：“她疯了吧？好好的跳什么水渠？”
“爸！”小女儿红着眼睛喊了一声。
“我说错了吗？”李建国提高了声音，“家里又没欠债，两个女儿都孝顺，她有什么想不开的？”
围观的人群开始窃窃私语。
“听说她前阵子就有点不正常...”
“是啊，上个月还在村上走丢过一次...”
“她老公知道她半夜醒了，还以为她上楼去找小女儿去睡了。她以前晚上睡不着就那样做过。”
“是不是得精神病啊？”
“检查过没有？会不会是抑郁症？”
“农村谁会去查抑郁症？”
没有人真正关心杨素芬为什么选择死亡。在村民们眼中，一个没有绝症、没有欠债、女儿孝顺的中年妇女自杀，简直不可理喻。
“女人啊，就是心思多。”杂货店老板摇摇头，“我老婆有时候也莫名其妙哭，问她为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现在的女人比以前难伺候多了，”另一个男人附和，“我奶奶那辈，生了七八个孩子，天天干活，哪有时间想这些有的没的。”
杨素芬的尸体被抬上一辆小货车。李建国坐在副驾驶，两个女儿和女婿坐在后面守着母亲的遗体。车子开得很慢，路过村庄时，不少人站在路边张望。
“听说没？李建国家的跳河了...”
“为什么啊？”
“谁知道呢，前阵子就走失过一次，脑子突然有病...”
车上的对话断断续续飘进杨素芬女儿的耳朵里。大女儿抱着母亲的裹尸袋，眼泪无声地流下来。她想起上周回娘家时，母亲站在厨房里发呆，锅里煮的粥都溢出来了也没察觉。
“妈，你怎么了？”她当时问。
杨素芬回过神来，勉强笑了笑：“没事，就是走神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笑容多么勉强啊。
小女儿突然开口：“爸，妈最近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李建国头也不回：“说什么？她整天就那几句话，‘吃饭了’、‘衣服洗好了’，还能说什么？”
“她...有没有说过不开心？”
“有什么不开心的？”李建国声音突然提高，“家里又没短她吃穿，你们也都成家了，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车里陷入沉默。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和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
与此同时，村里的妇女们聚在杨素芬家门口，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她家条件不错啊，怎么就...”
“听说她老公这几年都不出去干活了...”
“那也不至于跳河啊，我们村比她苦的多了去了...”
没有人理解杨素芬的绝望。没有人明白，对一个五十四岁的农村妇女来说，当女儿们有了自己的家庭，丈夫对她视而不见，社会早已遗忘她的存在时，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
“她以前多能干啊，”一个年长的妇女回忆，“家里家外一把手，种地、养猪、带孩子，样样都行。”
“是啊，”另一个附和，“就是这两年突然不爱说话了，不怎么出门，昨天跟她小女儿来我这里串门，我还奇怪她怎么眼中没有光。”
“可能是更年期吧，”有人猜测，“我那时候也整天想哭...”
“那是谁家的小孩也跑过来看热闹，小孩子看了不好啊！大人是怎么当的？”
她们不知道，杨素芬的绝望不仅仅来自激素变化，更是几十年积累的压抑和忽视。她的一生被简化为“妻子”和“母亲”两个角色，当这些角色不再被需要时，她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