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人论美国文学
- 张宝林 尹雯主编
- 3221字
- 2025-04-28 11:32:09
二 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导言
在这里,我们似乎毋庸再多说外国文学的介绍,对于本国新文学的建设,是有怎样大的帮助。但是,知道了这种重要性的我们,在过去的成绩却是非常可怜,长篇名著翻译过来的数量是极少,有系统的介绍工作,不用说,是更付缺如。往时,在几近十年以前的《小说月报》曾出了《俄国文学研究》和《法国文学研究》,而替十九世纪以前的两个最丰富的文学,整个儿的作了最有益的启蒙性的说明,那种功绩,是我们至今都感谢着的。不幸的是,许多年的时间过去,便简直不看见有继起的、令人满意的尝试;即使有,也似乎始终没有超越了当时《小说月报》的那个阶段。现在,二十世纪已经过了三分之一,而欧洲大战开始迄今,也有二十年之久,我们的读书界,对二十世纪的文学,战后的文学,却似乎除了高尔基或辛克莱这些个听得烂熟了的名字之外,便不知道有其他名字的存在。对各国现代文学,我们比较知道一点的是苏联,但我们对苏联文学何尝能有系统的认识呢?这一种对国外文学的认识的永久的停顿,实际上是每一个自信还能负起一点文化工作的使命来的人,都应该觉得惭汗无地的。于是,我们觉得各国现代文学专号的出刊,决不是我们的“兴之所至”,而是成为我们的责任。
由于在一个专号里说明整个西洋近代文学的趋势是断然的不够,我们才把各个民族分别的来介绍。照我们预定的计划,每卷中介绍一个,那么,使七八个重要的民族都齐备,却已经是三四年的工程了。三四年,这在事事必求速成的国人看来,是多么悠久的时间呀!但我们觉得,即使花三四年的时间来达到一个初步的目标,多少是要比十几年的蹉跎好一点。基于这个坚信,时间的距离是不会使我们害怕的;我们只要进行,即使是像骆驼那么迟缓的进行着,我们相信也会有收获的一天的。
在这么许多民族的现代文学之中,我们选择了文学历史最短的美国来做我们工作的开始,为着这,在计划的当初,我们是曾经听到许多朋友们的怀疑,甚至于责难。这些怀疑与责难,大部分是出于对美国文学的轻视,以为美国的文学是至今还没有发展到世界的水平线,若比到欧洲的几个重要的民族,仿佛还有点“瞠乎其后”的样子。我们固然愿意承认这种观点也有相当的理由,但是,这种反对却并不能说服我们,使我们把从美国文学着手的计划放弃。
这一种先后的次序,固然未必是包含着怎样重大的意义,但究竟也不是太任意的派定。首先,我们看到,在各民族的现代文学中,除了苏联之外,便只有美国是可以十足的被称为“现代”的。其他的民族,正因为在过去有着一部光荣的历史,是无意中让这部悠久的历史所牵累住,以致故步自封,尽在过去的传统上兜圈子,而不容易一脚踏进“现代”的阶段。美国则不然。被英国的传统所纠缠住的美国是已经过去了;现在的美国,是在供给着到二十世纪还可能发展出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学来的例子了。这例子,对于我们的这个割断了一切过去的传统,而在独立创造中的新文学,应该是怎样有力的一个鼓励啊!
现代的美国文学中有两个应该极郑重的去注意的特征——
第一,它是创造的。
一个民族,即使是古旧的民族,若放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去,是往往会有新的文化产生出来。美国文学,即使在过去为英国的传统所束缚的时期内,它就绽露了新的东西的萌芽。例如,文学上的象征主义以及这一系列的其他新兴诸运动,主要的虽然是法国的产物,但是根底上却是由于美国的爱伦·坡的启发。在爱伦·坡还没有被美国的读者所了解的时候,那新生的萌芽是到法国去开出灿烂的花来了。再如,革命的诗歌,甚至连最近的苏联的诗歌也包含在内,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渊源于美国的恢特曼。像上面所举的两位还是属于过去的时代的美国作家,虽然他们本身的伟大性,是够不上其他民族的文学的匠师,但是他们的影响之大,特别是在启发文学上的新运动的这一点上,却不是同时代的其他民族所能照样的办到。只有新的美国,由于它的新的环境,才有可能是一切新的东西的摇篮。
时间过去,这些新的环境是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迅速的发展。美国是达到了作为二十世纪的特征的物质文明的最高峰。电影,爵士音乐,摩天建筑,无线电事业,一切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造成的空前的贡献以及空前的罪恶,都不约而同的集中在北美合众国的国土上。在文学方面,由于阿美利加主义的醒觉,作家们是意识的在反叛着英国的传统。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二者是密切的结合了,以致,美国文学能够为独特的文学的那种前途,便几乎是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所能够企望办到的。
美国文学不但已经断然的摆脱了别国的影响,而且已经开始在影响别国文学了。
试举左翼文学为例。在世界的左翼文学都不自觉的被苏联的理论所牢笼着、支配着的今日,只有美国,却甚至反过来可以影响苏联。且不论辛克莱一班人所代表的大规模的暴露文学为苏联所未曾有过,只看新起的帕索斯的作品在苏联所造成的,甚至比在美国更大的轰动,就已经够叫人诧异了。美国的左翼作家并没有奴隶似地服从着苏联的理论,而是勇敢的在创造着他们自己的东西。
诚然,美国文学的创造,是至今还在过程中,而没达到全然成熟之境。但是,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在长成中,而不是在衰落中的文学;是一个将来的势力的先锋,而不是一个过去的势力的殿军。假如我们自己的新文学也是在创造的途中的话,那么这种新的势力的先锋难道不是我们最好的借镜吗?
第二,它是自由的。
在今日,假如我们翻开世界地图来,而把在独裁政治统治下的国土画上荫线,我们就会发现干净的土地是一天天的在缩小,而美国却是至今还没有被那些荫线所涂污的少数的国土之一。人类用无量数的生命去换来的自由,现在又从新被剥夺了去,而在美国,它却幸运的至少还保留着一点文学上的自由。我们坚信,只有自由主义才是文学发展的绝对而且唯一的保障,而美国文学,也许是比任何别国的文学都较多的还留着这重保障吧?我们不相信独裁政治是世界必然的趋向。但即使退一步,承认这种政治也许会暂时获得全世界的统治,那么,据合理的估量,也许美国还应该是最后遭殃的一国吧?这一点,又给予了现在的,以至未来的美国文学之发展以极优越的机会。
在现代的美国文坛上,我们看到各种倾向的理论,各种倾向的作品都同时并存着;它们一方面是自由的辩难,另一方面又各自自由的发展着。它们之中任何一种都没有得到统治的势力,而企图把文坛包办了去,它们也任何一种都没有用政治的或社会的势力来压制敌对或不同的倾向。美国的文学,如前所述,是由于它的创造精神而可能发展的,而它的创造精神却又以自由的精神为其最主要的条件。在我们看到美国现代文坛上的那种活泼的青春气象的时候,饮水思源,我们便不得不把作为一切发展之基础的自由主义的精神特别提供出来。
上述两点,一方面固然是说明了我们首先注意到美国文学的理由,另一方面,我们是更迫切的希望能够从这样的说明指示出一个新文化的建设所必需的条件来。自然,我们断断乎不是要自己亦步亦趋的去学美国,反之,我们所要学的,却正是那种不学人的、创造的、自由的精神。这种精神,固然不妨因环境不同而变易其姿态,但它的本质的重要,却是无论在任何民族都没有两样的。因此,在我们把介绍国外文学的第一次微薄的成绩呈献于读者诸君之前的时候,除了请求坦白的指正以外,我们敬以最大的诚意,向国内的文化界表示着如上的愿望。
编者按:该文摘自《现代》第5卷第6期第834—838页,1934年10月1日出刊。该期为“现代美国文学专号”,除“导言”和“编后记”之外,还有4篇概论性文章、3篇文学批评论、11篇作家论、16篇小说、5篇散文、1部戏剧、30首诗歌、87位作家的小传、30种美国文学杂志的编目、12则“文艺杂话”和24幅插图。《现代》前期由施蛰存独立主编,后期杜衡也参与编辑。该“专号”的“导言”和“编后记”一向被认为是施蛰存所作,经常被收入施蛰存文集或全集。那么,它们到底是不是施蛰存撰写的或者是由他独立撰写的呢?这涉及该期的编者问题。笔者曾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认为,它们极有可能是杜衡的手笔。参见张宝林著《还原与阐释: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美国文学形象构建》第五章第一节,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