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跡图》

《禹跡图》，刘豫阜昌七年（1136）即南宋绍兴六年四月刻石。根据图中绘制的内容推断，该图绘制于元丰三年（1080）至绍圣元年（1094）之间。图幅纵80厘米，横79厘米，采用“计里画方”绘制，每方百里，横向方格70个，纵向方格73个，共5110方，是我国至今发现最早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该图绘制范围，北起受降城（今内蒙古狼山西北），西北抵沙州（今甘肃敦煌），东北到辽水（今辽河），南至琼州（今海南省），绘有政区名380个，标注名称的河流80条、山脉70多座。图石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

以《禹跡图》命名的地图不止一幅，在江苏镇江还有一幅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刻石的《禹迹图》（“跡”“迹”相通）。该图在许多方面与1136年的地图一样，如每方百里以及山脉与河流的表示、府县的名称等。不过也存在一些区别，现存镇江的《禹迹图》表示河流的线条不区分干流及支流，该图上的文字注记“元符三年（1100）正月依长安本刊刻石”，证实原图编绘的年代为1100年之前。由此也证明现存西安的1136年绘制的《禹跡图》并不是最初的版本。该图石现收藏于镇江市博物馆。

此外《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十八载：“保真观，在稷山县治东北隅，元建，中有石刻《禹迹图》，共五千七百五十一方，每方二尺余，折地百里，志禹贡山川，古今州郡山水地名，今坏。”这一稷山县的《禹迹图》总共5751方，比今陕西省博物馆藏《禹迹图》的5110方（镇江市博物馆藏画方数目大致相似）要多出不少。“每方二尺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按此折算，这一《禹迹图》碑长宽各大约15丈，过于夸张了，因此可能是“每方二寸余”，这样长宽各1.5丈，也要比镇江和陕西藏《禹跡图》大了许多。从绘制内容即“志禹贡山川，古今州郡山水地名”和“折地百里”来看，该图应当与当前的两幅《禹跡图》大致相同，是《禹跡图》另外的一个版本。可惜该图在清代就已经损坏了，不过由此可以推定当时曾有若干《禹跡图》碑。

《禹跡图》图中注文不多，只在图幅上额注有“《禹跡图》，每方折地百里，《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阜昌七年四月刻石”。从内容上看，图中列出了很多《禹贡》中的山川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禹贡》中的内容，可以认为这是我国较早的读经地图。

至于该图绘制时所使用的底图，可以做如下推测。“图中京西南路和北路，京东东路和西路，河北东路和西路，河东路，永兴军路，秦凤路，淮南东路和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和西路，成都府路，利州路，福建路等所标注的均为宋代的府、州，即图幅上额附注的‘今州郡名’。而荆湖南路和北路，梓州路，夔州路，广南东路和西路等，唐、宋地名混合使用，域外地区几乎全部使用唐代州郡和山水地名”[1]，虽然，注记中记该图要表现“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但在某些地方用当时宋代的地名，而在其他地方单纯使用唐代地名，既不符合地图绘制的原则，也并不能真正地表现“古今州郡名”。反而暗示《禹跡图》的底本可能来自唐代而羼入宋代的政区地名。同时图中使用“计里画方”的绘制方法，显示出作者对于地图绘制有着充分的掌握，但是图中地名标注的方式，又显示出作者对于地图的绘制缺乏一定的常识，而且可能甚至也没有参考过当时刊行的《元丰九域志》，否则不会在南方将唐宋地名混用。而且图中显示出作者对南方的资料并不熟悉，或者对南方的地理情况并不感兴趣，而宋代这一地区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开发。由此可以推测《禹跡图》可能是一位不太懂地图绘制的北宋士大夫，为表现《禹贡》的内容，在一幅唐代“计里画方”的地图的基础上改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