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少数民族文献遗产作为一种历史记录，是借助于一定的记录符号将少数民族成员各种活动的真实场景和过程记录于一定的载体之上，因而外在的记录符号载体符合民族文化表现的基本条件，而蕴含于文献遗产中的原始知识体系所包含的思想文化信息和各式各样的隐性信息资源，必须通过使用者熟练解释并口传面授，才得以世代相继而积累传承下来。民族文献遗产使用的记载符号有文字、图画、图案、刻画符号等形式，通过文献载体直接记录能够被普通民众容易解读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为显性信息资源，而隐性信息资源是指如少数民族成员中的个人经验、特殊人才的技能或蕴含在少数人或普通民众的记忆中并不为文献内容所直接记载的信息资源。

民族文献遗产大多产生于传统的社会环境中，由特定人员制作、使用、维护、保管，并且在特定的场合使用和诵读。民族文献遗产由于制作传统有着自身的特点如图画、音节、文字、排列方式等，历史的局限如世袭传承制度、垄断文字的保守、书写物质材料的不足、书籍流通的限制、学习传承人员的身份限定、印刷技术普及传播范围小等，普通民众在接受信息时只能通过仪式活动听诵、听解、感受作品，而不能通过视觉的直接阅读就可获得文献信息的全部文化内涵。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资源的接受并不是由个体阅读活动构成的，而大多数是由集体听诵活动构成的，并且在林林总总的宗教仪式和民间生活仪礼中完成的，此时仪式过程中的文献作为其中一部分内容承担了仪式环节中的重要功能，是引领仪式顺利进行的重要物质保证。相对于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由八万多个汉字共同完成的表意系统，少数民族文字却用较少的文字完成了对等意义上的历史信息的储存。这说明在表意功能上，少数民族文字具有更加宽泛的表意性，所呈现的是一种整体性信息，表达出了更为广泛的内容，而在表意的具体指向上，汉字则要明确得多。

纳西族的东巴图画文字可谓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着的远古文字，只有纳西族的东巴们至今仍在使用，一般民众很难能够准确释读，所以东巴文献一直被视为“天书”。东巴文献大都由诗体构成，由于东巴图画文字的数量有限，所以作为记录符号的使用，往往是借助于图画文字符号的能指，通过象征与隐喻进行所指的意义转换，使图画文字符号在意义的表现上具有了多向性。图画文字符号是从一般图画中分离出来的，它脱离了艺术与宗教的范畴，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储信息的手段。从思维发展的角度看，图画比结绳和刻木更加形象具体，所以更容易实现信息的存储与转换。同艺术和绘画不同，记事图画的线条向着简单化的方向发展，并逐渐符号化，但它又不同于后来的象形文字，它仅仅提供了一种整体性信息，又同象形文字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作为简洁的记录符号，东巴图画文字在完成对纳西族历史文化的记录过程的同时，也为其他人了解纳西族社会提供了原始性记录，但是这些记录符号后面的隐性信息资源的完全解读必须通过东巴等传统研习、传承人员才能顺利实现。

彝族的毕摩在各种仪式上吟诵经籍时，身边往往有数位幼年徒弟在逐字逐句地跟随轻声诵读经文。毕摩的领诵起着一种有声的演诵示范作用，学生跟着毕摩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记诵，积段成章，直到能够背诵整部经卷后，毕摩才返回来让学生识字、抄写经文、释读并理解经书，并逐步掌握主持仪式的各种知识。学生从小就跟着老毕摩在各种仪式中修习背诵文献经典，这实际上触及了文献中的内涵隐性信息的重要问题，就是将隐性信息、文化记忆和表演仪式与文献中记录符号直接表达出来的书面显性知识的习得、掌握和运用结合为一体。学生之所以能够背诵那么多经书，就是因为老毕摩们不仅使用语言、文字的直接手段来传授各种隐性、显性知识，而且使用身体姿态和手势动作参与传授隐性信息的具体形态展示，而形象的、动态的仪式情境强化了他们对文本显性信息的理解和记忆。

学习水书同样也具有相当大的困难，首先水族古文字及运用程序学习、记忆和理解都非常困难，学习水书需要大量时间、精力，需要具备较强的记忆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学习水书首先要认识水族古文字，水族古文字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其不同的组合却表示不同的含义，而且往往是一两个水族古文字要表示多种意义，这些都是必须掌握的。这就决定了水书文字的隐性信息具有深层次、多样性、易变性等特点。同时学习、研究水书还需要了解水族民间诸多的生活习惯、生产实践、环境变化等习俗，如水族社会文化中留存至今的七八百个鬼神信息等，这些都是水书记载内容中显性信息的社会文化环境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学习水书的过程并非全天都跟随水书先生学习，而是当水书先生在某些仪式中运用水书时，徒弟以助手的角色间断地学习，在具体的仪式操作中逐步领悟各种操作规程，学会制作各种祭器，使用一些工具、法器，吟诵口诀等，在能够独立掌握各种仪式操作规程之后，才能够“出师”成为新一代水书先生。这些学习方式就决定了水书隐性信息的学习过程和传承方式具有独特的专一性、单向性、指向性和限定性。

传统上民族文化传承方式大多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面对面、辅助以身体的展示是传承的主要手段，所以传承人身体健康的好坏、记忆的长久维持将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化的传承效果与质量，而目前大多数优秀民族文化传承人年事已高，隐性信息的保存、传承遭遇到了人员短缺的困境。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传承人健康状况开始下降，精力不济，记忆力已大不如前，甚至少部分传承人因突发疾病或其他原因，来不及将自身的民族文化记忆全部传承给下一代，就离开人间，造成民族文献遗产的间接大量流失，一些文献的隐性信息将永远无人能够准确释读。被传承人大量减少，民族文化传承呈现出后继乏人的局面，使得民族文献隐性信息的延续和传递无法得到有效保证，民族文献隐性信息传承的完整性势必遭遇挑战。

民族文字和语言使用范围、人群的日益缩减也制约了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传承释读。各少数民族文献遗产中有大量使用非汉文记载的文献，由于民族文字使用人口减少，而且民族语言使用者的年龄呈现偏大趋势，这些民族文献的释读人员急剧减少。民族文字、语言使用范围受到很多局限，受制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往中的汉语影响，其主要使用范围限于民间文艺、地方宗教、家庭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相对不很重要的社会领域，而在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开设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内容，其传承方式极为有限。从民族语言内部发展来看，民族语言结构发展较缓慢，词汇加入了大量现代词汇，这种语言实际上处于受到侵蚀的态势，只有部分成人和儿童使用自己的本族语言文字，另外部分人已经转用其他的语言，存在潜在流失的危险——失去儿童使用者。

各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制约了民族文献遗产原生性隐性信息的提取，民族文化自我更新能力差，传统文化内容传承方式单一、落后，内容缺乏新意，同时外来强势文化的碰撞，对少数民族文化本质内容造成冲击。由于社会的发展，民族地区原有的封闭状态被打破，造成内外文化信息的互动交流，使当地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冲击下发生各种变化，民族文献内涵的传统文化信息自身产生和发展的固有社会传统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外来文化借助于现代传媒，大肆地传播与宣传自身文化，强烈冲击着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文化视野。少数民族文化的信息内容却还在沿用传统口传心授的古老传承方式，民族文化传承方式缺乏必要的完善与创新，没有做到与时俱进的发展。因此，民族文献隐性信息在新时期的传承保护自然也就缺乏后劲与活力。

2013—2014年，笔者承担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3批面上项目“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保护研究”。该项目在界定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概念范围、分析其表现特征的基础上，以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保存现状和制约其长久保存的内外因素为根据，探索隐性信息传承保护措施，建立保护理论模型。通过项目的研究，为探索全面保存民族文献遗产信息资源的传承保护模式，保持民族文化的原始特性，促进民族文献遗产传承保护综合效益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项目完成后，笔者并未停止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保护方面的研究工作，于2014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发表了论文《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特征探讨》，于2015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发表了论文《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保存困境研究》，于2018年第3期《档案学研究》发表了论文《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传承问题探讨》，积累了比较深厚的研究基础，收获了比较丰富的研究经验。对于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表现特征、保存困境、传承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并且尝试探索了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保护的各种措施。

2015年7月，笔者的论文《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特征探讨》获得“山东艺术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2016年8月，论文《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保存困境研究》获得山东省档案学会颁发的“2015—2016年度山东省档案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6年12月，论文《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保存困境研究》获得山东省教育厅颁发的“2016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7年9月，论文《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特征探讨》获得“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有鉴于以往的研究基础，结合十年来的深入思考，才有了本书更加完善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在对部分民族文献遗产收藏机构、研究机构以及文献产生地域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借鉴已有的民族文献遗产传承保护经验，以其中的隐性信息为研究对象，致力于隐性信息的保护手段和保护措施研究，从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提取方式、语言文字传承人的培养、隐性信息的存储再现、原生性活态传承的社会环境保障、显性化传播途径的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综合探索。

本研究以少数民族文献遗产中的隐性信息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民族文献遗产中隐性信息的表现特征，在对当前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保存现状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探讨制约其保存的各项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条件。本研究致力于民族文献遗产中隐性信息的传承保护研究，从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提取方式、文献使用语言文字的传承人的培养、文献遗产隐性信息内容的存储再现形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活态原生性传承保护的社会环境保障、隐性信息显性化传播途径的创新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全面、综合探索。

通过本书的研究，能够为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传承保护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从选择技术保障措施、完善传承人员培养制度、扩大文献传播范围、长久留存文献遗产信息等角度推进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保护工作，进而为传承保护优秀的民族文献遗产、避免民族文献遗产信息的无形流失提供基础性保护工作，为全面保护民族文献遗产探索切实可行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