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传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人（今江苏省宝应县东南）。生年不详。
关于陈琳生年无确考。考《三国志·魏书·张昭传》：“（昭）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与琅邪赵昱、东海王朗俱发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与王朗共论旧君讳事，州里才士陈琳等皆称善之。”张昭卒于吴嘉禾五年，年八十一，可推其生年为汉桓帝永寿二年；“弱冠察孝廉”在灵帝熹平四年。俞绍初认为当时陈琳既以“州里才士”而“称善”昭，应在弱冠之年左右，推其生年当不晚于桓帝延熹三年；又《后汉书·臧洪传》载，袁绍兵围臧洪，“使洪邑人陈琳以书譬洪”，洪答书曰：“足下当见久围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义，推平生之好，以为屈节而苟生，胜守义而倾覆也。”是陈琳与臧洪系姻亲旧好，二人年齿亦当相若。据《后汉书·臧洪传》，汉灵帝熹平三年“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则洪为延熹三年生。参以《三国志·魏书·张昭传》记陈琳之事，琳或生于是年前后。从之。
关于陈琳籍贯，曹丕《典论·论文》谓“广陵陈琳孔璋”，《三国志》本传亦云：“广陵陈琳，字孔璋。”《三国志·魏书·臧洪传》：“臧洪字子源，广陵射阳人也。”又载：“绍令邑人陈琳书与洪。”可知陈琳与臧洪同邑，亦广陵射阳人。按《后汉书·郡国志》，广陵郡射阳属徐州。其地在今江苏省宝应县东南。陈琳家室不详。
陈琳年少得名。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听张昭与王朗共论旧君讳事，并称善之。
《三国志·魏书·张昭传》：“（昭）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与琅邪赵昱、东海王朗俱发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与王朗共论旧君讳事，州里才士陈琳等皆称善之。”推测陈琳察举孝廉时仅十余岁，详见上条。
少时，为何进主簿。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陈琳劝进勿招外兵，进不听取祸。琳避地冀州，归袁绍。
《三国志》本传：“琳前为何进主簿，进欲诛诸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四方猛将，并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谏进曰：‘……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大兵合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进不纳其言，竟以取祸。琳避难冀州。”陈琳始为何进主簿的年月不详；而陈琳谏何进召外兵事，又见《后汉书·何进传》：“主簿陈琳入谏……进不听，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陈琳避难冀州归袁绍，盖在何进败亡后不久。
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袁绍领冀州牧，使陈琳典文章。
《三国志》本传：“琳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又见《文选》卷四十陈琳《答东阿王笺》注引《文士传》，“典文章”作“典密事”。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兴平二年）秋七月，袁绍胁韩馥，取冀州。”《三国志·魏书·袁绍传》又载：“绍自号车骑将军，主盟，与冀州牧韩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遣使奉章诣虞，虞不敢受。后馥军安平，为公孙瓒所败。瓒遂引兵入冀州，以讨卓为名，内欲袭馥。馥怀不自安。会卓西入关，绍还军延津，因馥惶遽，使陈留高幹、颍川荀谌等说馥曰：‘公孙瓒乘胜来向南，而诸郡应之，袁车骑引军东向，此其意不可知，窃为将军危之。’馥曰：‘为之奈何？’谌曰：‘公孙提燕、代之卒，其锋不可当。袁氏一时之杰，必不为将军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资也，若两雄并力，兵交于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将军之旧，且同盟也，当今为将军计，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袁氏得冀州，则瓒不能与之争，必厚德将军。冀州入于亲交，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愿将军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计。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谏馥曰：‘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乃欲以州与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从事赵浮、程奂请以兵拒之，馥又不听。乃让绍，绍遂领冀州牧。”袁绍使陈琳典文章，盖正在其领冀州牧时。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陈琳受命作书与臧洪，劝其降绍。
《后汉书·臧洪传》：“（洪）徙为东郡太守，都东武阳。时曹操围张超于雍丘，甚危急……洪始闻超围，乃徒跣号泣，并勒所兵，将赴其难。自以众弱，从绍请兵，而绍竟不听之，超城遂陷，张氏族灭。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兴兵围之，历年不下，使洪邑人陈琳以书譬洪，示其祸福，责以恩义。”此事又见载于《三国志·魏书·臧洪传》。
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兴平二年十二月，雍丘溃，操灭张氏之族，而此传有“绍兴兵围之，历年不下”之语，则陈琳作书劝洪降事，当在是年。此书已佚。
然《三国志·魏书·臧洪传》载洪答书，此书感情真挚，动人心弦，然深明大义，绝不屈尊，表达不降之意甚明，是建安时期一篇极具风骨的书信文章。
汉献帝建安四年（199年），袁绍使陈琳更公孙瓒与子书。袁绍攻破易京，陈琳作《武军赋》。
《后汉书·公孙瓒传》：“建安三年，袁绍复大攻瓒。瓒遣子续请救于黑山诸帅……四年春，黑山贼帅张燕与续率兵十万，三道来救瓒。未及至，瓒乃密使行人赍书告续曰……”李贤注：“《献帝春秋》‘候者得书，绍使陈琳易其词’，即此书。”又见《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裴注引《献帝春秋》。《书》载本集，曰：“盖闻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为不然，岂意今日身当其冲！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鸣于地中，梯冲舞吾楼上。日穷月蹴，无所聊赖。汝当碎首于张燕，速致轻骑，到者当起烽火于北，吾当从内出。不然，吾亡之后，天下虽广，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此书一出，公孙续信之不疑，果大败。
《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瓒军数败，乃走还易京固守。为围堑十重，于堑里筑京，皆高五六丈，为楼其上，中堑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瓒自知必败，尽杀其妻子，乃自杀。”
《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四年三月，袁绍攻公孙瓒于易京，获之。”陈琳因是而作赋。《赋》云：“回天军，震雷霆之威，于易水之阳，以讨瓒焉。鸿沟参周，鹿箛十里，荐之以棘，乃建修橹，干青霄，竁深隧，下三泉。飞梯、云冲、神钩之具，瑰异谲诡之奇，不在吴、孙之篇，《三略》、《六韬》之术者，凡数十事，秘莫得闻也。乃作《武军赋》。”此赋有佚文，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皆有片段，多不属于上文之中文句，在此从略。作为陈琳最有代表性的辞赋作品，《武军赋》突出了大赋颂赞的雄浑、壮丽的特质，用事无巨细的铺排手法，将袁绍军队的整肃与豪壮表现得淋漓尽致。葛洪在《抱朴子》中称赞道：“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然而其散佚亦早。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陈记室集》中说：“孔璋赋诗，非时所推；《武军》之赋，久乃见许于葛稚川，今亦不全，他赋绝无空群之目。”可知陈琳以章表书记名世，而诗赋则影响不大，甚至亡佚。《武军赋》作为陈琳辞赋作品中的代表作，其文学构思以及语言运用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然却未受重视，过早散佚，实为可惜。
建安五年（200年），陈琳为袁绍作《檄豫州书》。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五年）二月，绍遣郭图、淳于琼、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绍引兵至黎阳，将渡河。”又《后汉书·袁绍传》叙建安五年事节引陈琳《檄豫州书》，后云“乃先遣颜良攻曹操别将刘延于白马，绍自引兵至黎阳。”
陈琳《檄豫州书》载本集。本檄极尽褒袁贬曹之能事。作为陈琳最为著名的作品，《檄豫州书》文脉贯通，一气呵成，气势沛然，理据充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建安文学“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昂扬特征，不愧为建安第一檄文。
《三国志》本传裴注引《典略》：“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因檄文言辞过于激烈，对曹操的刺激相当巨大。建安十年，袁绍败，琳归曹操。《三国志》本传：“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学者多以此为曹操爱才之证，其实此处更多反映的是曹操思想通脱达观的一面。从曹操读檄后“病愈”且“数加厚赐”的反常行为，到对陈琳既往不咎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曹操的宗祖观念并不强烈。正相反，曹操多次努力希望结交党人之流而厌恶宦官，正说明他对祖先身份发自内心的不认同感。从这个角度考察曹操赦免陈琳的心态，会进一步理解曹氏政权同文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建安九年（204年），袁尚遣琳乞降，曹操拒绝。明年（205年），陈琳归曹操，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
《三国志》本传：“（建安九年）夏四月，留曹洪攻邺……秋七月，尚还救邺……夜遣兵犯围，公逆击破走之，遂围其营。未合，尚惧，遣故豫州刺史阴夔及陈琳乞降，公不许，为围益急。”此事又见载于《后汉书·袁绍传》。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夕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详见上条。《文选》卷四十四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注引《魏志》于“琳谢罪”下有“曰矢在弦上不得不发”九字，为今《魏志》所无。《群书治要》卷二十六载《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于“琳谢罪”下小注引《文士传》：“琳谢曰：‘楚汉未分，蒯通进策于韩信；乾时之战，管仲肆力于子纠。唯欲孝计其主，取祸一时。故跖之客，可使刺由；桀之犬，可使吠尧也。今明公必能追贤于忿后，弃愚于爱前，四方革命，而英豪托心矣。唯明公裁之。’太祖爱才而不咎也。”
建安十二年（207年），从征乌桓，陈琳作《神武赋》。
赋载本集。其序云：“建安十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东征乌丸。六军被介，云辎万乘，治兵易水，次于北平，可谓神武奕奕，有征无战者已。夫窥巢穴者，未可与论六合之广，游潢污者，又焉知沧海之深？大人之量，固非说者之所可识也。”赋云：“旆既轶乎白狼，殿未出乎卢龙。威凌天地，势括十冲，单鼓未伐，虏已溃崩。克俊馘首，枭其魁雄……”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于是年五月经易水至无终，七月引军出卢龙塞，八月登白狼山，斩蹋顿各王以下。此赋所叙与史实基本相合，当作于平定乌桓以后。
建安十三年（208年），从征刘表。预赤壁之役，作有《神女赋》。
本集载《神女赋》有云：“汉三七之建安，荆野蠢而作仇。赞皇师以南假，济汉川之清流。”南假，谓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表。按此赋原载《艺文类聚》卷七十九，疑赋文之“三七”为“十三”之抄误。俞绍初以为《艺文类聚》辑此文，初将“十三”倒作“三十”，经发见，乃于“十”字右下方加注小字“乙”，而转误成“三七”耳，可从。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陈琳既随军南征，自当预赤壁之役。
陈琳《神女赋》载本集。另王粲、应玚亦作《神女赋》，神女故事参见《应玚传笺证》建安十三年条。《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注》：“沔（汉）水东径方山北……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日游处。”盖陈琳等游汉水，有感游女之事，乃各拟宋玉《神女赋》而有是作。
陈琳以随征荆州起首，点明来汉水因由，其后又云：“感仲春之和节，叹鸣雁之噰噰。”知在二月左右，亦与曹操还襄阳时间相合。赋云：“汉三七之建安，荆野蠢而作仇。赞皇师以南假，济汉川之清流。感诗人之攸叹，想神女之来游。仪营魄于仿佛，托嘉梦以通精。望阳侯而
瀁，睹玄丽之轶灵。文绛虬之奕奕，鸣玉鸾之嘤嘤，答玉质于苕华，拟艳姿于蕣荣。感仲春之和节，叹鸣雁之噰噰。申握椒以贻予，请同宴乎奥房。苟好乐之嘉合，永绝世而独昌，既叹尔以艳采，又说我之长期。顺乾坤以成性，夫何若而有辞。”文辞优美婉丽，明显可见仿照《离骚》与宋玉的痕迹；亦可与曹植《洛神赋》相对照。
建安十六年（211年），邺中游宴，作《宴会诗》。
曹操于建安十三年为丞相，琳以司空军谋祭酒徙门下督，其事年代不详，当在曹操为丞相以后则可以确定。《三国志·魏书·吴质传》裴注引《魏略》：“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与（吴）质书曰：‘……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皦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夜风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辰，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据俞绍初考证，南皮之游参与者可以确考之人只有阮瑀、吴质、曹真、曹休等人。然据南皮之游的规模来看，建安七子应大多在场，陈琳自然亦列其中。
陈琳《宴会诗》：“凯风飘阴云，白日扬素晖。良友招我游，高会宴中闱。玄鹤浮清泉，绮树焕青蕤。”重在铺陈游宴之美景，并乐在其中。俞绍初又以为《止欲赋》亦为此时所作，其证据不足，待考。
建安十八年（213年），陈琳作《武猎赋》。
《古文苑》卷七王粲《羽猎赋》章樵注引《文章流别论》：“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玚、刘桢并作。琳为《武猎》，粲为《羽猎》，玚为《西狩》，桢为《大阅》。”具体年月无考，暂系于本年。陈琳《武猎赋》今佚。
建安二十年（215年），从征张鲁，至汉中，陈琳代曹洪作书曹丕。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张鲁。”陈琳《书》云：“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贼，情奓意奢，说事颇过其实。得九月二十日书，读之喜笑，把玩无厌……汉中地形，实有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数万，临高守要，一人挥戟，万夫不得进。而我军过之，若骇鲸之决细网，奔兕之触鲁缟，未足以喻其易。”先时曹丕《与曹洪书》称：“今鲁罪兼苗桀，恶稔厉莽，纵使宋翟妙机械之巧，田单骋奔牛之诳，孙吴勒八阵之变，犹无益也。”
值得一提的是，陈琳在此书中以曹洪口吻写作，文中甚至出现“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贼，情奓意奢，说事颇过其实，得九月二十日书，读之喜笑，把玩无厌，亦欲令陈琳作报，琳顷多事，不能得为，念欲远以为欢，故自竭老夫之思，辞多不可一一，粗举大纲，以当谈笑”等字样。《文选》卷四载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题下注引《文帝集序》：“上平定汉中，族父都护还书与余，盛称彼方土地形势，观其辞，如（知）陈琳所叙为也。”陈琳以高世之才借曹洪之口写成此书，然曹丕等人读之，会意一笑，亦心照不宣。此文体现出陈琳活泼可近的一面，亦体现出其与曹丕、曹洪等人的亲密关系。钟惺言：“魏文帝见曹洪笺，知其为陈孔璋笔，与书嘲之。洪答书置辩，仍出琳手，未数行便云：‘欲令陈琳作报，琳顷多事，故自竭老夫之思。’予每读至此，辄大笑腹痛，不能终篇。”（《题五弟快为予书游牛首古诗三首与茂之后》）可见在曹丕创作《与曹洪书》之前应另有陈琳为曹洪与曹丕作书一篇，今不可见。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陈琳与王粲、刘桢等并作《大暑赋》。同年从征吴地，作《檄吴将校部曲文》。
《初学记》卷三引有陈琳《大暑赋》。考《艺文类聚》卷五又载繁钦《暑赋》及曹植、刘桢、王粲《大暑赋》各一首，观其文意，盖同时所作。《文选》卷四十杨修《答临菑侯笺》：“又尝亲见执事，握牍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仲尼日月，无得逾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对鹖而辞，作《暑赋》弥日不献。”考杨修《答临菑侯笺》作于本年，则《暑赋》、《大暑赋》亦应作于本年。陈琳《大暑赋》今只存六句，散见于《初学记》与《韵补》。
《文选》卷四十四载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尚书令彧告江东诸将校部曲及孙权宗亲中外。”赵铭《琴鹤山房遗稿》卷五《书文选后》：“此檄年月地理皆多讹谬。以荀彧之名告江东诸将部曲，彧死于建安十七年，而檄举群氐率服、张鲁还降、夏侯渊拜征西将军等，皆二十、二十一年事。”因断其为赝作。徐公持《建安七子诗文系年考证》谓“观檄文所云，皆与史实相合不妄，《文选》、《类聚》并以为琳作，当有所据。”并定此檄作于建安二十一年征吴之际，今从之。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陈琳与刘桢、应玚等皆卒于大疫。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幹、琳、玚二十二年卒。”其中徐幹卒于二十二年之论有争议，参见《徐幹传笺证》建安二十三年条。裴注引《魏略》曰：“二十三年，太子又与吴质书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引《魏书》：“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四月裴注引《魏书》载《曹操令》：“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则陈琳等人当卒于冬季之后。
关于陈琳墓的地理位置有所争议。《温飞卿诗集》载《过陈琳墓》诗：“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古坟……石林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又《全唐诗》卷一百五十七孟云卿《邺城怀古》：“崔嵬长河北，尚见应刘墓。古树藏龙蛇，荒茅伏野兔。”俞绍初由此认为陈琳墓位于邺城。今江苏宝应县射阳湖镇亦有陈琳墓，古属陈琳故里。二者孰是，尚待确证。
陈琳长于章表书檄的公文创作，而纯粹的文学诗赋传世至今者不多，艺术成就亦不比前者。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曰：“陈琳，袁本初书记之士，故述丧乱事多。”此是从陈琳经历出发对其文学创作题材进行评价。而刘勰《文心雕龙·檄移》篇则对陈琳以《檄豫州书》为代表的檄文创作提出自己的看法：“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俊养，章密太甚，发邱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又在《章表》篇中言：“琳、瑀表章，有誉当时。”虽对陈琳言辞过激失实有所批评，然亦对其表章创作的才华以及其直面曹操的勇气给予盛赞，是十分中肯的评价。后世张溥在《陈记室集题辞》中对陈琳有所批评，着重点亦在其言过其实、身事异主诸方面；而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则加以赞扬。与刘勰的观点差异不大。
近现代学者对陈琳的考察多将其置于建安七子群体之中，而由于史料的缺乏，对陈琳个人的研究并不多见。其中陈琳章表檄文作品是学者用力较多的方面，因应玚、阮瑀和陈琳同善于公文创作，故将应、陈或阮、陈二者书檄作品作对比研究的成果较为多见，如王鹏廷《陈琳、应玚的文风异同比较》、高新伟《陈琳、阮瑀文学成就比较》等。总的来说，对于陈琳个人的思想状况、文学（书檄）创作等方面的研究尚显单薄，还存有比较大的研究、发挥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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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绍初：《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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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