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也有一些在今天看来是有益与无益杂糅的东西。对于前者，我们固然应采取批判继承并加以发展的态度；而对于后者，则应谨慎地对待，既不能把无益当作精华，也不能视精华为无益，而应当分清什么是有益、什么是无益，进而抉择去取，并说明抉择去取之由。例如历代“正史”中的《五行志》一类的著作，正属于后一种情况，是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难中之难。

胡祥琴副教授所撰博士学位论文《怪异的叙事——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研究》正是选择了这个“难中之难”，于此可见作者知难而进的学术勇气。诚如作者所说，由于研究上的困难和近代以来“科学昌明，理性发达”，人们往往不把这一领域视为重点加以研究，以致长期以来这一领域不被研究者所关注。

记得2008年，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主编《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时，我本人负责编撰第一卷《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论》时，发现“二十四史”中关于书志部分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只是有关“艺文志”、“经籍志”、“河渠志（书）”、“地理志”有些论文刊发出来。研究《五行志》的论文寥寥可数。至于我自己对于《五行志》、《符瑞志》的认识，也是片面的和肤浅的，认为它们的价值只是在于保存了一些有关自然现象的记载。20世纪80年代，我曾向一位青年朋友建议，试将《汉书·五行志》中所记自然现象加以梳理，进而写篇文章。后来，这个年轻人果然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上。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片面认识，着实汗颜。

胡祥琴博士选择南北朝三部“正史”中的“五行”“符瑞”诸志作为研究对象，表明作者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这里所说三部“正史”即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其中当有这样一些考量：第一，既关注到考察朝代更迭过程中的有关历史现象，也注意到仅就一个朝代兴衰过程中的相关考察；第二，一方面研究以汉族贵族为主的统治者所建的皇朝，另一方面又探讨以北方少数民族贵族为主的统治者所建的皇朝；第三，充分考虑到南、北对立与之联系的这一特殊的历史形势。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所作的研究，自应具有较高程度的代表性和近于历史的真实性。作者在本书“绪论”中指出：“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至少提供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关于该时代的‘自然灾害’问题，对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意义重大；二是这些荒诞的记述方式，实际上是现实政治的曲折反映，通过现象看本质，对理解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也有重要意义。”这一认识，是对上述研究对象作深入的和全面的考察才能概括出来的。从“正史”的《五行志》、《符瑞志》的研究来说，作者的思考和立论，都显示出学术上的开拓精神。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面对一个艰难的研究领域，选择正确的和合适的研究方法，是促使研究工作达到预期目的的重要环节。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5—603页）。本书作者的研究方法正是遵循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清晰地表现为这样的路径：首先，从五行观的产生及其演变到《汉书·五行志》的出现，这是“五行”学说从哲学形态走向史学形态的过程；其次，“五行”学说从史学形态又翻转过来影响（尽管是折射的影响）到政治形态，而《汉书·五行志》《宋书·五行志》等，正是在其不同的“发展点上”表现出来的“典范形式”。而这正是作者的着力处，也是本书的重点所在。

作者在探讨南北朝三部“正史”《五行志》、《符瑞志》的范围上，使宏观论述与微观考察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也可以看作是理论思考与个案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避免了泛泛而论，也不致陷于无根之谈。如作者着眼宏观，于第一章讨论“五行思想的渊源与流变”，而于第二、第三两章分别阐述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的产生及其位置与特点，相对于前者来说，这是进入微观的讨论，即对“诗妖”“服妖”作了更细致的探析。作者进而在第四章中对南北朝正史《五行志》作“个案研究”，相对于第二、第三章来说，这是更深入的微观探索。这种宏观与微观两相照应，一般与个别相得益彰，层次分明，步步深入，使人读来明白、易晓，不觉晦涩。这是本书在叙事与议论上的成功之处。

沿着理论与方法所指引的路径，通过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究，并着眼于“通”的考察，作者“超越”论题的范围从而赋予论题更深刻的底蕴，揭示出对于“五行”诸志在流变中的重要变化，即《旧唐书》以前，它们的“主题”是附会政治统治，为朝代盛衰兴亡“创造”出种种“天意”的神话，乃是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而自欧阳修撰《新唐书·五行志》起，“五行”多倾向于“略作《洪范五行传》，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这就是说，《五行志》已不再披着神秘的面纱为政治统治虔诚地念着咒语了。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大变化，当然也是中国史学上人们历史观的一大变化。除了作者指出的经学盛衰对《五行志》撰述方式产生影响外，人们在天人关系认识的发展上，已无法容忍与天人感应、谶纬邪说相关的思想在史书中处于显赫的位置。在“五行”“符瑞”诸志盛昌之时，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在大步前进，这从王充到柳宗元的思想轨迹看得十分清楚。王充“不仅把‘天’从自然界驱逐出去，而且还把‘天’从历史的领域驱逐出去”；而柳宗元“对神学天命论的斗争，从自然观一直贯穿于历史观”，从而展开了“对神学历史观的批判”（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263、265页）。由此亦可证明，本书作者对于“五行”“符瑞”诸志在“正史”的位置及其变化的结论，是一个重要而有见地的结论。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反映历史现象的史书内容也是复杂的。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对欧阳修《新唐书·五行志》以下历代正史的《五行志》及其以前的“正史”中的《五行志》应区别看待，即使对极为“荒诞”的南北朝三部“正史”中的“五行”“符瑞”诸志也应作辩证看待，即对它们的社会（政治）属性应予以揭示，而对它们的自然属性方面的内容，则不能因前者而予以否认。作者引用丰富的资料对“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的自然史价值”作了细致的和深入的分类阐述，尤其是对它的几个特点的概括，颇有参考价值。这一部分内容，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尤为突出，也给人们许多启发。概括说来，作者在本书第五章中提出的问题及研究路径，进一步反映了对《五行志》的全局及其局部的认识，都贯穿着辩证法的精神。这正是作者在讨论“怪异的叙事”之时，不至于走向偏颇而始终保持对于研究对象的理性态度之关键所在。

我对“正史”中的《五行志》没有研究，知之甚少。祥琴博士索序，勉强写了上面这些肤浅认识，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是为序。

瞿林东

撰于2018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