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写作缘起

认识到西方古典文学中“讽刺诗”这一文类，始于拉丁语课程中对罗马诗人马歇尔（Martial,38—103）警句诗的翻译。马歇尔的警句诗短小隽永而谐智并生，循着这种戏谑多讽的传统，笔者进而接触到罗马文学中被称为“罗马讽刺诗（Roman satire）”的文类。罗马人认为“讽刺诗”完全是罗马人自己的创造，而没有受到希腊人的影响。随着对“罗马讽刺诗”认识的加深，笔者逐渐了解到罗马人引以为豪的这一诗类，实际上其起源并非那么单纯，而其实是众说纷纭。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罗马人鲁克留斯、贺拉斯、帕修斯和尤文纳尔等是写作讽刺诗的重要诗人，这些罗马诗人所开创的“讽刺诗”传统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对“罗马讽刺诗”进行校勘、评注和阐释的研究，自公元4世纪开始至今绵延千余年从未中断。“罗马讽刺诗”是西方古典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并在今天西方高校的古典系课程设置中，“罗马讽刺诗”是一门常设课程。我国研究西方古典学的机构屈指可数，从事古典学研究的人员也很稀少，于是导致我国整体上对罗马文学的研究不足，而对“罗马讽刺诗”的研究，更鲜有人涉猎。2015年年初，我开始在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大学”（Trinity College Dublin）古典系进行交流和学习，这对笔者的拉丁文语言学习和对西方古典语文的知识有较大提高；同时，笔者更深刻地认识到“罗马讽刺诗”对于整个西方文学传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因为笔者一直从事英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更能体会到“罗马讽刺诗”对于英国文学所产生的影响。逐渐地，循着这个脉络，笔者就转向了当下这个研究课题，即研究英国17世纪后半叶享有“桂冠诗人”称号的新古典主义文学大家德莱顿的讽刺诗学。

起初，虽然另外几位18世纪讽刺诗人如蒲伯（Alexander Pope,1688—1744）和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也都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因为前者创作了包括《夺发记》（The Rape of the Lock,1712）和《群愚史诗》（The Dunciad,1728）在内的多首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讽刺诗，后者亦创作有《伦敦》（London,1738）和《人类愿望的虚妄》（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1749）两首在英国文学史上享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讽刺诗体。[1]但考虑到德莱顿的讽刺诗理论和创作对于英国讽刺诗发展所起到的重要转折作用，如他对讽刺诗所进行的史诗化努力，他的《麦克·弗雷克诺》（MacFlecknoe; or,A Satyr upon the True-Blew-Protestant Poet,T.S.,1682）所开创的“仿史诗”（Mock-heroic epic）传统等[2]，使得他本人在英国讽刺诗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意义。

德莱顿对古典时代以来的诸多讽刺诗问题，如其起源问题等，进行过全面而深入的理论探讨，他的讽刺诗创作实践和理论对后世讽刺诗人和作家如蒲伯等产生过重要而直接的影响。于是，本书仅选取德莱顿作为研究对象，以对他的讽刺诗学进行研究作为主题，结合他的讽刺诗创作实践，对他的讽刺诗学进行细致阐释和深入讨论，揭示出其讽刺诗学体系中为讽刺诗所开出的新面目和所提示的运作新机制，来理解德莱顿赋予讽刺诗不同于其前代讽刺诗学的理论旨趣，并观察此具有新鲜内涵的讽刺诗学与他的讽刺诗创作实践之间的呼应与沟通，从而进一步凸显他为革新讽刺诗学而进行的灵巧运思，以及他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努力对后来讽刺诗实践所产生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