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

略论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文学的世界性，是指在相当的审美层次上，从内容到形式诸方面，世界各民族对某一民族文学作品的认同、共识或共鸣。中国的楚辞、唐诗，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印度泰戈尔的诗，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俄国普希金的诗，等等，跨洋过海，流年经代，为各国各族人民所喜爱、所阅读、所传颂，其中的历史意识，哲学理趣，向往追求，道德观念及艺术上的价值，为世界各国几代人和几代作家所汲取，对于提高人类的文明素养（人的质量），推动文明的进程，对于各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类文学作品在艺术审美与价值选择上体现了普遍的意义，可以说具有较强的世界性。

文学艺术审美的世界性，是个内蕴极其丰富而科学的概念，浅层理解会流俗，认为深不可及会神秘化，偏执狭隘会自我隔绝，僵化停滞会走向枯竭。

用强、弱来表述文学的世界性不一定准确，但世界性肯定有突出和鲜明的程度问题。某一民族的人们，对其他民族的文学，或多或少会有感兴趣的东西，但不可轻易称其为“世界性”。歌德当年曾对一部中国传奇（据说是《风月好逑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它很值得注意”并由此夸赞道：“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1]这部中国传奇在国外产生了影响，特别对于歌德这样的审美主体来说能引起共鸣，不可谓没有世界性，但综合考察，这部作品的世界性并不强。

文学的世界性，或说具有世界性的文学，不等于“全世界的文学”，更不等于“文学方面的世界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看来，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世界的文学”是在一定意义上讲的，不可理解为现阶段存在一种超越时空、凌驾于各民族之上的“世界的文学”。“中世纪的欧洲是属于世界主义的，它被基督教和拉丁文化统一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共同的人文主义则把欧洲的作家们结合起来，到了18世纪，欧洲竟然法国化、哲学化了。这初期三个阶段的世界主义实际上是时间长短不一的语言统一时期——至少是承认一种被普遍运用并受到热爱的语言占了优势的时期。随着浪漫主义的出现，民族独创性被肯定了。”[3]还有许多文艺理论和实践现象可以说明，“文学的世界主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不存在的。我们讲文学的世界性和文学的“世界主义”或“世界文学”是有质的不同的。

我们处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历史新时期。政治的过招、经济的竞争，都伴随着文化的碰撞与交锋，都要遭遇“文明的冲突”。国学的研究，文化的建设对国力的兴衰强弱历来有着突出的作用。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发展、文化强盛在当前显现得尤为突出。这期间，随着经济的影响，文化的碰撞，随着空间的舒展与宽阔，文学不但不会全球化，反而会更加强化国家观念与民族特色。因此，我们必须从时代的高度与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对待文学创作与文化建设问题。“大英帝国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4]当年的这种理念，显然并没影响英帝国对各殖民地物质财富的掠夺，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价值观念无可阻遏地渗透、浸润了英国人的心灵。美国仅有二百多年的国家历史，是个种族杂多的移民国家，但在维护“美国利益”方面是惊人的一致。我们的祖国有五千年灿烂悠久的历史，五十多个民族一直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崇尚国家统一，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利益，是我国各民族珍贵的价值观念，也是各民族优秀文学的主旋律。点燃社会的文明之火，唤起文化的自觉和民族的自信，弘扬爱国爱民的优秀传统，是跨向21世纪拓展前景的中国各民族文学的重要使命和突出的特征。“杜鹃再拜忧天血，精卫常怀填海心”，爱国强国是文学创作永恒的情怀。

我国的文化是一体多元的，我国的文学也是一体多元的。就是说，各民族处于一个政体和国体中，但文化上是纷繁多样的。中国各民族的文学，没有等级的划分，但有类型、花色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每个民族都有某种为该民族所有，为其他民族所无的珍贵特质。这优越的方面和珍贵的东西，就是民族互动与文学创作的生长点，各民族交流融通的新质，就是各自所具有的珍贵优秀的方面。比如说中国东方歌舞团，主要还是以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傣族等民族的歌舞见长。如果是单一的汉族或其他民族的歌舞，那不但不会如此色彩纷呈，而且必然走向单调与消亡。如同珍惜维护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一样，同样需要珍爱保护文化的生态，充分重视保护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我们说民族作家走向自觉，走向文化，就是他们从创作到理论体现了这种悟性。那就是文学创作必须开掘文学的本土资源，倡扬本民族优秀的潜质，用民族民间的东西构筑自己作品的血肉，保持和发扬文学的民族特点和风格。

文学的民族性，是指一种文学在各民族文学的比较中，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所显现出的差异性、个性色彩。

对于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作家和评论家有过诸多论述。这些论述在很多方面意思是趋于一致的，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一是没有深入讨论下去，二是歧见很多，其中也不乏谬见。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得深、把握得准的作家还要看俄国的果戈理和中国的鲁迅。果戈理有句听起来老而又老的话：“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衫，而在于具有民族的精神。诗人甚至在描写异邦的世界时，也可能有民族性，只要他是以自己民族气质的眼睛、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观察它，只要他的感觉和他所说的话使他的同胞们觉得，仿佛正是他们自己这么感觉和这么说似的。”[5]鲁迅曾说到一个外国人，自幼生长在中国，自以为是中国通，其实不然，许多事情做起来并不像。所以文学的民族性尽管是多侧面的立体结构，但其核心是“民族的眼睛”和“民族的精神”。

民族题材是文学民族性的重要因素，但有时却是最不能说明问题的，张承志的《黑骏马》写的是蒙古族草原生活的题材，但他的作品可不是蒙古族文学。他是用他本民族的眼睛来看草原生活的，是用他本民族的精神来观照草原生活的。但文学的民族性又不能“唯成分论”。李凖是蒙古族的子孙，木华犁的后代，但他的《大河奔流》、《李双双小传》等，不能说成是蒙古族文学。莎士比亚的有些作品取材于他国，但他的作品是英国文学，鲁迅是地道的中国作家，普希金是十足的俄罗斯诗人，泰戈尔是纯正的印度诗人。这类作家，他们生命的根深深扎在本民族生活的土壤中，他们的天性与心灵与他们本民族血肉相连，与本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熟悉本民族的历史沿革、文化传统，他们有深厚的民族文学的造诣，他们习惯和熟悉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抒情方式，他们掌握着丰富的民族语言。

“每个民族都有两种哲理：一类是学究式的、书本的、郑重其事的、节庆才有的；另一类是日常的、家庭的、习见的。这两种哲理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彼此接近，只要谁想描写一个社会，他就必须认识这两种哲理，尤其是必须研究后一种。”[6]别林斯基的这些观点，读起来似乎很旧，领会起来新意无穷，深意无限。当代文坛上某些趋时的作品根本谈不上什么民族性。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他们缺少对这两种哲理的学习和研究，他们没有抓住民族精神更深更有价值的方面，他们没有认真研究民族的历史和风俗。他们注重的是一些时兴的文学符号和浅层的浪花，他们仅凭感觉捕捉的往往是一些表面现象。

阿来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和某些评论时说：“一个令人遗憾的情况是，一方面西藏的自然界和藏文化被视为世界性的话题，但在具体的研究中，真正的民族文化很难进入批评界的视野。所以，阿古顿巴这个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与《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之间，那种若有若无的联系不被人注意，好像就成了一个命定的事情。”[7]阿来的这个意见，对于理论批评的警策性在于，尽管中国各民族的文学必然相侔于全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态势，有其共性，但要防止概念化的抽象和套搬，要特别注重民族文学的个性，关注民族、民间的东西对民族文学发展的意义，注意民族心理建构的原型，捕捉民族生命隐秘的启示，不要忽略作家的感觉经验。乌热尔图的头脑里，装满了鄂温克族古老的梦想、传说和神话。反映到他的创作中，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珍爱，告诉人们“遵守该遵守的，信奉该信奉的，爱护该爱护的”，否则就要倒霉遭殃。通过乌热尔图作品所体现的鄂温克人对山林的依恋，对动物的珍爱，对和谐的呼唤，是很多其他文学作品难于企及的。这也会给其他民族的文学创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珍贵的启迪。在蒙古族古代经典《蒙古秘史》问世750周年前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蒙古秘史》是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留下的印迹，在世界文化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著作。《蒙古秘史》的独特的艺术、美学和文学传统及天才的语言，使它不仅成为蒙古文学中独一无二的著作，而且也使它理所当然地进入世界经典文学的宝库。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中国的；越是中国的，才便是世界的。这个推论的积极意义在于发展文化必须有民族自信心，要扎根于本土，要为我所用。文学的民族特点和风格，是文学发展规律的需要，是繁荣中国文学，建设中华文化的需要。

有鲜明的民族性，才有世界性，世界性是民族性的追求，是民族性的理想。世界因各个民族而多彩，各民族的艺术在世界上争芳斗艳。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万里长城是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金字塔是埃及的，它也是世界的。这样一种提法是积极的、发展的、前进的观点。但目前直至久远，我们所应注重和强调的应该是民族的。文学的民族性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是难于随风摇摆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及其文学，对英国，对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英国很快即出现了以柏克为代表的民族保守主义的反作用。巴尔扎克、莫里哀、雪莱、托尔斯泰等，无论他们的视野如何开阔，知识面怎么宽，他们也还是属于法国、英国或俄国。英国出不了巴尔扎克，法国出不了普希金，俄国出不了莫里哀，英国、法国和德国出不了鲁迅。

当然，文学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和民族传统，不是僵硬凝固的概念，而是个动态的流程，是在长久的积累与积极的互动中更新发展的。大家熟悉的一批民族作家突出的特点是最少民族的狭隘性和保守性，能与时俱进，深入生活，好学多思视野开阔，能从现实生活中，从当前的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中汲取鲜活灵动的营养，从而使自己进入时代的语境，激活新的创造力。

民族性的鲜明和稳定，与民族的狭隘性是根本不同甚而是相对立的两个命题。因此说越是民族的东西，越能走向世界主要是指作品体现了民族有价值的积极的方面，独特性鲜明的方面。同时，又很少狭隘保守的东西，甚而体现出受外国外族的有益影响。法国莫里哀在法国以外的影响大大超过了拉辛。这是因为相对说来，拉辛民族的保守性较强，而莫里哀人道主义和美好的人情味，却更容易冲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在世界上产生广泛久远影响。

满族女作家叶广芩深有体会地说：“1968年我走出北京，来到陕西，这使我有了与京师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人生体验；再后来我到国外去留学，那完全陌生的领域又使我与中国文化拉开了距离，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们的民族与文化，这些无异于给我开辟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视野。”[8]阿来在强调民族民间文学影响之后，又说：“这部小说（指《尘埃落定》）的成功，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我在地方史、宗教史方面积累的知识，比如能通过汉语言从各国优秀文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比如我把我的故乡放在世界文化这个大格局，放在整个人类历史规律中进行的考量与思想。”[9]叶广芩和阿来的见解，体现着一批活跃在文坛，有较深文化素养和较高文学品位的民族作家的总体风貌。在他们的作品中，不赞美远古的荒蛮，不欣赏初始的拙朴，不渲染病态的陈迹。他们不会把劣点弱点当特点，他们敬重和理解先辈的业绩与传统，但不沉迷不褊狭，认识到只有超越自己，才能发展自己；只有走出去，才能飞起来。他们总能努力把昨天的事情用今天的文化眼光去观照与融会。

我们的时代飞速发展，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当今世界既充满矛盾与冲撞，又需要对话与沟通，各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不可能处于封闭孤立的状态，对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相互关系必须有科学的态度与开阔的视野。各个民族的文学，从题材、思想立意、价值观念到文学形式、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都有比较优越的方面。民族的文学，必须深深地扎根于本民族生活的土壤中，同时要有开放的眼光与胆识，善于学习和借鉴外国外族那些有益的东西，以丰富和强化自己。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无穷尽的，是个世远年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文坛因各种民族文学的存在和发展，而呈现绚丽多彩的局面；各民族的文学又在多彩多姿的局面中，不断汲取其他民族有益的艺术养料而得到不断的发展。

（原载《文学研究所学术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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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3] ［法］马里奥斯·法朗索瓦·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4] 鄂华：《鄂华中短篇小说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5] ［俄］果戈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2页。

[6]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86—87页。

[7] 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8] 叶广芩：《采桑子·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页。

[9] 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