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候就是那么奇妙。我与张文诺之间虽然没有建立过直接的学术血缘关系，但却保持着长久而紧密的学术联系；虽然没有过共处一地的学习与生活经历，彼此之间却产生了非常真诚的情谊。或许是性情相投使然，或许是学术志趣相近促成，总之在我心里，文诺早已是我契阔谈宴相交甚笃的年青朋友与同道中人。因此，当文诺嘱我写点序文时我只能欣然受命，权作学术友谊的一次纪念。

说起来，我与文诺只在八九年前见过两次面，一次是他以研究生的身份来南京访学，一次是他赴宁考试。此后，主要是邮件、电话和短信的交流。初次见面时，文诺好学如饥求知若渴的神情，对学术研究的虔诚姿态，谦逊厚道大智若愚的君子之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诺是山东人，外貌却难觅北方大汉的粗犷，更多的倒是“北人南相”，几分文弱而思虑周全，持重大器而不失机敏灵活。后来，无论是入学攻博还是毕业工作，无论是确立选题还是学有所得，他都第一时间联系我。记不清有过多少次的讨论，而我也从来不用讲客气，有建议就直言更勿需担心不虞之隙。因此，从文诺踏上研究之途到现在成为一位成果颇丰的年青学者，期间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经历了多少艰辛的磨练，我都有所感受。

当我读到文诺这部厚重的著作时，我再一次想到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八个字。与其性格相似，文诺无意于追求那种“语不惊人死不朽”的表面气势，却铆足干劲通往“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坚韧底气。“文学大众化与解放区小说研究”这类选题在文诺这个年龄段及更年轻的研究者中，是越来越受冷落的一个领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不少研究者对于那一时期的“文学大众化”的理论价值与解放区小说的文学价值的判断倾向于贬低乃至否定，进而也大大低估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价值。其实，对于研究者以及学术史而言，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研究对象自身的价值是一回事，对于研究对象的研究价值是另一回事。前者着重于文学自身的意义，后者看重的是其文学史意义，前者的价值之大小并不与后者的价值之大小有直接的关系。研究价值主要来自于如何从历史的眼光审视文学现象，进而论析其文学史价值及史学意义。这也就是说，相当一段时期以来，伴随着人们对于现代性思潮、后现代思潮、纯文学思潮、自由主义思潮、现代派文学等等的推崇，研究界在文艺大众化、解放区创作等领域的研究基本陷入裹足不前的境地。正如同对于作家创作来说，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一样，对于学者研究来说，最重要的也不在于“研究什么”而在于“怎么研究”。说实话，最初得知张文诺要选取这一主攻方向时，并不是很看好，待到他发表出一篇篇扎实的创新成果后，我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也知道了我的担心源于我的偏见。文诺用自己的成果证明了，在他逆势而动的背后早已有了充分的打攻坚战的心理准备，也有着充分的学术自信与理论自觉的。

一个研究者确立一个什么样的选题来攻关，除了别无选择的项目课题外，往往不外乎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根据自己的阅读兴趣来选取。比如特别喜欢鲁迅的杂文，那么就以其为研究对象。在研究生考试面试或者与学生谈选题的时候，老师们往往习惯先问对方“你喜欢哪个作家？”“你感兴趣的作品有哪些？”之类的问题，选题者也往往根据自己感兴趣的作家作品来谈自己的研究设想。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阅读兴趣与研究兴趣常常集中于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那里。于是我们也看到，这些年来，研究力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诸多领域中分布严重不均，人为的厚此薄彼的现象极为明显。应该说，这是人们无意识之中混淆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审美价值与研究对象之学术史价值而带来的结果。比如，两位学者分别研究鲁迅和一个三流作家，我们显然不能因为鲁迅的文学价值远远地高于那个三流作家，就想当然地判定前者的研究价值就必然大于后者，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二者的研究价值与研究对象自身的价值地位根本不能划等号，研究价值之大小完全取决于研究成果怎样创新性地解决了学术史问题。第二种情况则是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来选取主攻课题。这时候，研究对象的审美价值、文学意义有多大并不是重要的，研究者是否对研究对象有着浓厚的阅读兴趣亦非考虑的重点，即使研究者在情感上对于研究对象有某种程度的排斥，甚至有某些阅读上的心理障碍，也不成为问题。真正重要的是研究主体是否从历史的动态联系中发现了潜隐于研究对象身上的学术史价值，从而产生了浓厚的思想冲动和探索欲望。相对而言，这第二种情况远较第一种情况少见。这里之所以扯这么多，是因为我从张文诺集多年之功完成的这部著作的字里行间深深地感受到了这样一种浓厚的学术史眼光和问题意识。

梁启超在其著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经提出，要著学术史必须具备四个必要的条件，其中有两个条件都与此有关，其一便是强调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其二则强调“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这两个方面都指向了学术研究的学理化、理性化及历史感之至关重要的必要性，这在文学史研究中尤需如此。文艺大众化与解放区小说创作作为独特的社会背景下的复杂文学史现象，其价值一度被夸大甚至独尊，后又被一些研究者简单的加以否定，这都不是真正的学术史研究应持的态度。最初，我对文诺选题的担心也源于此。如果不能充分地警惕主观之好恶对于文学价值与学术史价值的混淆，便很容易走上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倾向。简单的肯定自然会流露出研究主体之现代价值观的缺陷，而简单的否定也必然会造成文学史研究在学理层面上的缺失。令人欣慰的是张文诺在切入这一研究领域时，自觉地确立了一种可贵的“历史的”、“美学的”与“理性的”三者相结合的学术姿态。

该著的可贵之处首先体现在对于历史真相与美学评判相统一、历史意识与美学批评相结合的学术追求。在张文诺看来，近年来有关该领域的研究中，论者往往着重分析解放区小说与文学大众化思潮中的政治因素，挖掘文本中主流言说与作家自我言说的矛盾、主流话语对个体话语的规约，从而出现了简单化、政治化的倾向，不能给予其客观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许多成果没有从总体上把文学大众化思潮与解放区小说创作结合起来研究，没有全面研究文学大众化对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影响。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这些问题，他拒绝简单的政治化评判，在知识考古学的视野下，将晚清视为四十年代文学大众化思潮的肇始源头，并将其与“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思潮、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思潮的历史联系与内在机制进行了符合客观逻辑的剖析。在此基础之上，他一方面着重梳理论述了文学大众化思潮对解放区作家在创作理念、审美情趣、艺术手法、写作状态诸层面的历史影响；另一方面又从美学的层面考察了解放区作家在小说题材、结构形式、地域化风格等方面的创作实践所体现出的大众化倾向，以及这种倾向所包含的审美主体意识。在文诺的笔下，这两个方面涵盖了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构成了历史的与逻辑的互动关系。

该著的可贵之处还体现在追求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学术自觉意识。如前所述，张文诺在面对解放区小说创作文本时有意识地拒绝个人“好恶”和“爱憎”的掺杂，不对其进行孤立的价值评判。在他的视野之下，文学现象只有置于复杂而有机的历史联系与逻辑线索之中才被赋予应有的学术史价值。在文学大众化与解放区创作这一研究领域，毛泽东的“讲话”自然是不可绕过的至关重要的文学史事件。对“讲话”前与“讲话”后的历史联系的阐述必然成为研究者学术功底之深浅与学理之深刻与否的重要环节。该著有意识地专设一章论述“讲话”前的解放区小说创作。在这一章的论述中，我们发现研究界不时出现的庸俗历史主义或者机械进化论的思维定势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合一化的强烈介入。

比如，该著中提到“讲话”前周而复创作的小说《被炸毁的街市》塑造了为了营救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战士徐国斌这一英雄形象。作品生动地表现了日军的凶残、群众的麻痹与徐国斌的英勇，但小说结尾通过英雄结局的凄凉渲染了了一种浓郁的感伤情绪。通过对大量类似文本的细读，著者指出：“这些小说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感情冲击，打破了长期以来被历史理性梳理过的浪漫光环，展现了无序、混沌的战争真相。此后的战争小说的情感基调是豪迈乐观驱走了感伤哀痛，造成了情感基调的单一化和简单化，让人遗憾。”进言之，“讲话”发表以后，抗日题材小说“向纯之又纯、高大完美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却失去了其发生阶段的泼辣、粗犷而又真实、丰富的特色”。这一论断无疑是非常独到有力的学术见解。再如该著从地域文化表现，特别是乡村空间意义的角度剖析解放区小说的独特价值，都表现出历史感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品格。

这些可贵的努力得张文诺不仅将文学大众化与解放区小说创作这一研究领域推到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高度，也在研究方法与学理层面上显示出“70后”一代学人超越性的学术实力。

张光芒

2016年3月于南京大学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