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何谓大众？在西方，大众是一个颇含贬义的指称，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是由两类人组成：少数人和大众，少数人和高雅、精英相连；大众和低俗、普通相关。英国学者利维斯认为：“在任何一个时代，明察秋毫的艺术和文学鉴赏常常只能依靠很少的一部分人。除了一目了然和众所周知的案例，只有很少数人能够给出不是人云亦云的第一手的判断。他们今天依然是少数人，虽然人数已相当可观，可以根据真正的个人反应来作出第一手的判断。”[16]利维斯从社会学的角度为社会成员进行了分类，少数人学问高深、趣味高雅，大众则文化程度低、没有品位。他总结了市场经济时代西方社会的文学鉴赏事实，但也表现出明显的精英主义意识。

在倡导文学大众化的知识分子眼中，经济地位与阶级属性成为判断大众的一个主要标准。大众指的是以体力劳动为生的占国民大多数的群体，“这里所谓大众，固然不妨广泛的说是国民的全体，可是主要的还是占全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以及手工业者，新式产业工人，小商人，店员，小贩等等”[17]。他们经济贫困、政治地位低下、文化落后，在大部分知识分子甚至是后来到达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眼里，下层劳动民众还是被轻视和被鄙视的。但是由于实用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国人的潜意识中又存在轻视知识分子重视农工大众的倾向，“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样的说法无论在知识分子之间还是普通民众中间都很有市场，人们往往把对社会的现实贡献作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尺度。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度，手工劳动能很快产生效益，而知识分子的知识效应并不明显，农工大众因为自己的具体劳动形式让人感觉他们的价值很实，而知识分子因为抽象的劳动形式却让人感觉他们的价值很虚。农工大众在中国社会一直很受重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就会更加明显。“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就把自己作为大众的一部分。蔡元培说：“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18]这种说法很真诚，说明了当时劳工的神圣。20世纪30年代，农工大众受到倡导文学大众化的知识分子的尊重和肯定，文学大众化的倡导者们如瞿秋白等更加重视农工大众的作用。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农工大众在革命和战争中表现出传统的人性美和高贵的献身精神，显示了巨大的力量，让一般知识分子相形见绌。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看到农工大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虽然知识分子最先懂得、了解启蒙知识和革命道理，但是如果革命道理不能为农工大众掌握，革命将不能成功，一旦革命爆发以后，动员广大民众参加革命才是最重要的，因此，革命的领导者无不重视农工大众的力量。不仅仅是毛泽东，无论是深刻了解文艺规律的瞿秋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其他领导者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都极为重视农工大众的力量，主张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对农工大众肯定的另一用意是告诉有志于文学大众化的作家，为大众创作作品并不是低俗的、粗糙的、幼稚的，而是思想先进的、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并且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这有利于激发作家的创作动力和创作活力。

文学大众化的另一应有之义就是文学的民族化，文学民族化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转变之后一个不断的话题。中国现代小说是从对西方小说的借鉴中产生的，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小说手法对现代小说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内在的。在形式上，中国现代作家借鉴了西方小说横截面式的结构，以人物为中心，塑造个性独特的性格，摆脱人物类型化、简单化的弊病。在语言上，他们使用的并不是传统白话，而是吸收欧化句法和外来词语，形成了中国现代精密的白话。“鲁迅创作用的不仅仅是白话文，他不是一个‘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我怎么说，就怎么写’的白话文实行者。他用的是欧洲语言的表现方式，用西方的语法结构，来创造一种新的文体，形成了一种现代汉语的雏形。”[19]尽管胡适的《尝试集》完全用的是口语创作，但他的这种创作方法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肯定，大部分作家并没有在口语化的道路上发展，大部分作家都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朝着现代白话的道路上发展。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借鉴西方小说的形式，采用欧化色彩的现代白话，反映了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判断一种文学形式是否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不是根据它是否和传统形式相同与否，而是看它是否能反映本民族的现实生活、思想、情感与心理，是否与日益复杂的民族生活相适应。“创造新中国的‘民族文学’，真实的反映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史诗，发扬中国民族光荣的历史传统，作家应真切地研究中国民族和中国社会政治的特点，语言，风俗，习惯的特点，深刻地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实质，从典型的环境创造出典型的人物来，描写出中国人的特殊的个性，造成中国文学的优异的独特的风格。文学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20]在这方面，中国现代小说具有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只不过由于普通民众的思想文化水平较为低下，中国现代小说暂时不能为普通民众所接受欣赏而已，正是因为鲁迅先生等新文学作家创造的新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现代小说的存在，中国的小说形式再也不可能完全回到传统的章回体形式之中。从解放区的文学大众化创作实践来看，无论是赵树理的新评书体小说，还是马烽、西戎、袁静、孔厥、邵子南等的新章回体小说，都是在扬弃了传统小说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小说形式，形成了大众化、民族化、通俗化的风格。

中国现代小说赢得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读者群体，但由于农工大众思想文化水平没有达到足够的程度，他们对这种新的民族文学形式感到陌生而不能接受。“在20世纪初，新文学的接受问题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如在内容方面，缺乏必要文化水平的大众不可能迅速认可西方的现代新思想；在形式方面，新文学的西方化特点也难以被习惯于读传统文学的大众所接受。加上新文学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新文学接受问题之难是可想而知的。”[21]新文学接受问题本来是一个创作者与接受者双方的问题，但却被文学大众化的倡导者们武断地认为是“五四”新文学没有形成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不过是简单模仿西方文学的结果。随着时代的变化，适应彼时代的文学形式有可能不适应此时代的需要，尤其是战争环境的需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因为它不适应目前战争形势的需要就全盘否定之。瞿秋白、钱杏邨等人对“五四”新文学的否定遭到了茅盾等人的质疑，而向林冰的主张也受到葛一虹、胡风、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批评。为了适应革命或者战争形势的需要，我们可以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来建设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而我们在建设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时，往往在“影响的焦虑”的心态下以全盘否定前代的文学形式来显示我们不同于前人的创造。其实，任何建设与创造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前人的影响，文学大众化之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浮出历史地表成为时代主潮，既和“五四”新文学的某些弱点有关，也和某些人对“五四”新文学的片面看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