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焦氏易林》概貌

《焦氏易林》一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焦氏易林》以前主要是在小传统中流传的，就像一朵淡淡的野菊，盛开在偏僻的野外。而且，由于《焦氏易林》产生于西汉时期，文字古奥，使用典故繁多且用典方式过于简洁，无形当中就为阅读设置了许多障碍。并且，这本书从外在的形式来看，又和《周易》有很密切的关系，对《周易》的畏难心理也造成了阅读这本书的人数有限。在流传的过程中，很多江湖术士辗转传抄，又造成了该书版本不一，错讹甚多。尽管一些学者和藏书家寓目此书，可是对它却褒贬不一，大多数人只是把它看作术数之学或易学末流。故此，《焦氏易林》不登大雅之堂，难为文人雅士欣赏，影响力自然也便有限。

要了解一本著作，我们首先必须清楚它的作者。《焦氏易林》的作者在明代以后是有争议的。在明代以前，各种典籍对于该书的作者都认为是西汉时期的焦赣，有的把这部书称作《焦氏易林》，有的称之为《易林》，但至少没有怀疑作者的。可是《汉书·艺文志》却没有载录此书，以至于后人怀疑它的作者。明代以后，陆续有人对焦赣的作者地位提出了质疑，造成了这本书的作者归属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便是传统的说法，认为焦赣是《焦氏易林》一书的作者，《隋书·经籍志》以后的历代正史均这么认为。一些典籍中引用此书，一般称其为《焦氏易林》，也有称作《易林》者，但均无对其作者表示异议。焦赣，名延寿（一说是字），是一位生活于西汉中后期的下层读书人，曾经做过当时的小黄县县令。由于历史文献的缺乏，对于他的生卒年月目前还不能确切地考证出来。古人对此有些不同的说法，比如唐代的王俞在给《焦氏易林》写的一篇序言（这也是我们目前所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可信的《焦氏易林》序言）当中说焦赣是西汉元、成之世的人，元帝和成帝在位的时间段为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7年；而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焦赣生活在西汉昭帝（前86—前74）和宣帝（前73—前49）时期；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认为焦赣在西汉昭帝的时候就已经是小黄县的县令了。对此问题，近人在古人考证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进展，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考证焦赣当生于汉武帝天汉、太始之间，也就是公元前96年前后，卒于汉宣帝末年或汉元帝初年，即公元前48年前后。闻一多先生在《中国文学史》讲稿中考证认为焦赣约生于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约卒于汉元帝建昭四年（前35）[1]。陈良运先生在《焦氏易林诗学阐释》中认为焦赣“生于武帝太始元年以后（前96），而卒年在汉成帝河平四年（前25）或稍后，活了七十岁左右”[2]。当然，这些考证出的时间有的相差很近，有的则相差甚远，但都是通过间接的材料推测和判断而已。近年来，马新钦先生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焦氏易林作者版本考》中又对焦赣的生卒年月进行了考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焦延寿的生卒年史料十分匮乏，故尔我们只能暂定为：焦延寿的生年必在武帝天汉末年（前97）之前，其卒年必在宣帝元康元年（前65）以后。”[3]相比较而言，马新钦先生的看法最为客观。另外，山东大学的周立升先生通过研究伪费直《焦氏易林序》（周立升先生认为此序不伪）和今本《焦氏易林》的内容（主要是考察书中记载史实的年限），认为焦赣当生于公元前86年（昭帝始元元年）左右，卒于公元10年（新莽始建国二年）前后。[4]照这样推算，焦赣大概活了近百岁，这不是不可能，只是缺乏实证。非常有意思的是，像顾炎武、余嘉锡、胡适等人先是通过一些文献推测了焦赣的生卒年，然后再考察今本《焦氏易林》中的某些内容反映的史实焦赣不可能知道，以此来断定今本《焦氏易林》非焦赣著。而周立升先生则先根据有关文献资料断定今本《焦氏易林》是焦赣所著，然后再根据《焦氏易林》一书的内容来推断焦赣的生卒年。事实上这两种方法都带有先入为主的倾向，即他们的结论虽然相反，但结论推导的前提都是预设的，因此在思维方式上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焦赣的籍贯在正史中没有交代，《汉书·儒林传》和《汉书·京房传》都只是说他是当时西汉时期梁国人，至于是梁国哪个县并无说明。《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八引《陈留风俗传》中说焦赣是梁国蒙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也认为焦赣是梁国蒙人。马新钦先生在其博士论文《焦氏易林作者版本考》中也专门考证了焦赣的籍贯，赞同这种说法。我们认为焦赣为梁国蒙人是较为可靠的。蒙就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东北。至于周立升先生相信《焦氏易林》前面一篇假冒的费直序言，认为焦赣就是建信天水人（学者对此多有疑辞，认为建信和天水相隔甚远，且年代也不相一致。关于这一点，后文关于作者考证部分有详论，此不赘述），并考证焦赣不是当时的梁国人，建新天水在今天山东东营市广饶县北。[5]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从文献方面讲没有证据。根据《汉书》等文献的记载，焦赣自幼家贫，由于好学而被梁王看重，受其资助得以学习，后来做了小黄县的县令，在任期间把县内治理得非常出色，以至于路不拾遗，监狱空寂，没有盗贼。并且，由于他学识渊博，研究《周易》有得，并受到隐士的传授，他自称自己的《周易》之学来源于当时著名的易学大师孟喜，可是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可，他还教出了汉代易学史上非常有名的学生京房。

第二种观点认为今本《焦氏易林》的作者是崔篆。第三种观点认为今本《焦氏易林》的作者是东汉方士许峻所著。第四种观点认为今本《焦氏易林》是东汉以后人所著。另外，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容肇祖先生所提出的，认为《焦氏易林》“确为哀平以后的占筮书。即不然，亦当是慢慢积渐而成”[6]。这些观点在本书作者考证部分会一一详细介绍。

正是由于《焦氏易林》的作者具有很大的争议，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一部伪书。可是，我们从《东观汉记》中的记载可以知道，早在东汉明帝永平五年（62年）的时候《焦氏易林》就已经被用来占卜天时了。由此可知，认为今本《焦氏易林》是东汉方士许峻所著是不成立的，因为许峻是东汉中期人，卒于公元2世纪前半叶，《焦氏易林》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至于说《焦氏易林》是东汉以后人所著，就更不可信了。我们认为《焦氏易林》的作者问题应尊重传统的说法，即作者为焦赣。

《焦氏易林》的形式非常独特，应该说它是先秦两部经典的嫁接——《周易》和《诗经》的融合，同时它又体现了巫、史文化的统一与回流。从外在形式看，《焦氏易林》一共有4096首四言（有少量三言者）押韵的像短诗一样的“林辞”（其中有重复的若干首，估计是流传过程中有的林辞散佚。后人以同书中的其他林辞补入；或者是像《周易》一样，不同的卦爻而有相同的爻辞。但后一种可能性较小，因为在《易林》成书时代，术数文化已经颇为发达，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术数类提要》所言：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因此《焦氏易林》为了便于民间占卜的运用，不太可能设置那么多重复的林辞），这一点应该是受到了《诗经》的影响，而且这些林辞使用、化用了《诗经》当中大量的语句或意境，广泛地使用了《诗经》所开创的赋比兴手法，所有的这些都说明《诗经》对《焦氏易林》影响甚大。但在后世的文献分类中，《焦氏易林》一般被分在术数类或易类，反映了古人对于《焦氏易林》的看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焦氏易林》的编撰目的是为了社会大众的占卜决疑，虽然作者也声明这些像诗一样的林辞也有抒情言志的作用（“作此哀诗，以告孔忧”），但在文学尚未完全自觉的时代，是没有人注意它的文辞之妙的。作为一部术数类的典籍，大家注意的还主要是它的社会实用功能。该书之所以取名《易林》，是因为它和《周易》有关。它的结构是由《周易》的六十四卦变化而出，它的篇章的排列顺序（其实就是卦变的顺序）和《周易》的卦变哲学有关，它的思想内容是易理的具体显现，它的卦后系辞也受到《周易》卦爻辞的深刻影响，甚至于它的遣词造句，按照尚秉和先生《焦氏易林注》中的观点，也无一不是从《周易》卦象而出，是《周易》运象遣辞思想的实践表现。因此，《焦氏易林》就是以《诗经》的形式仿造《周易》而编撰的衍《易》之作，是当时《诗经》学、易学兴盛和传统占卜方法不能方便民用的背景下的产物。巫史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按照闻一多先生的看法，“史出于巫。巫术进为宗教，巫乃演为史。卜祝由方伎（术）变为学。”“史的职掌是礼。乐是礼的一部分，诗又是乐的一部分，故诗出于史。”[7]诗歌出于巫史，说的是诗歌的原初形态。《焦氏易林》的林辞属于诗歌的形式，而它的功用在当时却是巫术的占卜，因此，《焦氏易林》体现了巫史文化的统一与回流。这和当时史官意识的觉醒以及巫风的流行不无关系，而且，在《焦氏易林》中，还出现了许许多多历史典故和类似后世咏史诗的林辞，更说明了它的巫史合一性质。

《焦氏易林》一书的体例非常有规律。全书共4096首诗歌，这些诗歌类似《周易》的繇辞，我们称之为林辞。这样的林辞有着悠久的渊源。《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疏曰：“卜人所占之语，古人谓之为繇，其辞视兆而作，出于临时之占，或是旧辞，或是新造，犹如筮者引《周易》，或别造辞。卜之繇辞，未必皆在其颂千有二百之中也。此传……三者皆是繇辞。其辞也韵，则繇辞法当韵也。郭璞撰自所卜事谓之辞（洞）林，其辞皆韵，习于古也。”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占卜者自撰押韵的占卜之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焦氏易林》当中的这些林辞，当是承袭了这一悠久的传统。那么什么又叫“林”呢？元代胡一桂在《周易启蒙翼传》中解释道：“所谓林者，自为韵语占决之辞也。”虽然胡一桂是解释郭璞《洞林》，但同样适用于《焦氏易林》，因为郭璞《洞林》《新林》明显是与《焦氏易林》一脉相承。通俗地讲，林的“实质含义就是一种新制的、以仿古易占辞之韵语为形式特征的、内容较为繁富的占辞系统”[8]。《焦氏易林》林辞的排列严格按照《周易》八卦变化的顺序，这些卦变的顺序基本上等同于林辞的目录或标题。比如说当《乾》卦变为《坤》卦时，它的林辞是这样的：“招殃来螫，害我邦国。病伤手足，不得安息。”我们把这一林叫做《乾》之《坤》。《焦氏易林》的林辞排列以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的顺序为经纬，旧本分为十六卷，每一卷为四卦。比如第一卷的第一卦为《乾》卦，然后在《乾》卦的下面又有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均是由《乾》卦变化而来，变化出来的这六十四卦的顺序仍然是今本《周易》的卦序，也即总的顺序按照今本《周易》的卦序《乾》《坤》《屯》《蒙》……排列，在这种排列的每一卦下面又变化出今本《周易》的六十四卦，这样，《焦氏易林》也就有了64×64=4096首林辞。

就数量规模来说，《焦氏易林》4096首林辞是相当可观的。这些林辞所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举凡自然万物，芸芸众生，无不囊括。而其辞句则出入经史百家，并采撷讴谣俚语，语言质朴古雅，老辣生狠，自然峭古，体现出西汉时期诗歌语言的淳朴之风。内容的广泛是和它的实际功用相关的。因其为卜筮书，所以要像《周易》一样“知周乎万物”，无所不包，这样才能满足世人各种各样的占卜需求；因其为卜筮书，往往为士大夫所不屑为，所以其民间性导致其语言接近百姓平常生活话语，而其内容又多为普通大众所熟知；因其为卜筮书，故需有预言性，预言性的语言不可具有确定的指向性，否则就难以达到《周易》“象其物宜”的象征性，也就不可能像《周易》一样具有“周流六虚，变动不居，不可谓典要，唯变所适”的诠释的灵活性。因此，卜筮一类的语言大多使用“象”这种特殊的语言。这些象一般分为三类：人世之象，自然之象和虚构（想象）之象。在人世之象中，使用最多的就是过去历史之象，也便是典故，因此，《焦氏易林》对于之前的经史百家融炼化用，像《周易》《诗经》《春秋》及其三传、《荀子》《韩非子》《老子》《庄子》等无不运用自如。典故的运用，可以从历史人物和事件中取得一种类比的解释途径，后世很多占筮之书甚至签诗等均受到这一语言形式的影响。

《易林》中这么多的林辞，内容非常广泛：战争行役，农耕渔猎，商旅生活，男女爱情，相思怀人，异域风情，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贵族贫民……无所不有。在文体风格方面，既有抒情性极强的吟唱，也有春秋笔法的叙事短章，既有富于哲理的警示，又有诙谐幽默的讽刺。其题材之广泛，形式之多样，修辞之巧妙，蔚为大观。《易林》林辞形成于《诗经》和《楚辞》之后，又处于汉乐府的影响之下，因此它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想象奇特的浪漫主义精神也显示出自身独有的特征。它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出浓郁的忧患意识，所反映的生活多是沉闷的、艰辛的、悲苦的。它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对神仙的描写和动植物拟人方面，往往出人意表，却又呈现出一种现实的烙印，因此是一种现实的浪漫主义精神。透过《易林》林辞文字的背后，我们可以听到诗人的歌哭，可以看到众生的欢娱。两千年前的生活画面在我们眼前浮现，那些飘飞长寿的神仙，那些劳苦耕作的农人，那些行役艰苦的士卒，那些相思憔悴的男女，还有那些能言诉说的动植物……无一不随着诗歌的韵律在书页间跳动，让今天的我们徜徉于一片浩荡的古诗的海洋。

《焦氏易林》自成书之后，便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以至于东汉明帝时期被用来占卜天气的变化，自《隋书·经籍志》载录之后，历代正史均有著录。而且，从《隋志》可以看出，在南朝梁时期，《焦氏易林》还不只一种版本。隋唐时期《焦氏易林》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像《北堂书钞》《初学记》和《艺文类聚》等大型类书都引用了《易林》中的句子，这无疑促进了《易林》在社会尤其是在士人中的传播。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也是可信的一篇《焦氏易林》的序言，就是唐朝王俞所写。由于《易林》和《周易》与术数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易林》的传播便分为上下两个层面来进行。上层知识分子主要关注它的文辞和易学成就，下层百姓留意的则是它的术数占卜功能。由于宋代读书人对儒家经典的特殊重视，研究《周易》便成为一门重要的学问，那么，和《周易》有关联的《易林》便进入了士人的眼界；再加上宋代术数文化的发达，江湖术士对于《易林》这样一种应用方便的占法备加青睐，这就导致《易林》在下层社会广为流传，以至于出现了术士杜撰卦辞而在百姓面前冒充《易林》的情况。当时很多应用《易林》占卜的事例也被记录下来，而且很多私家书目也都记载了《易林》的情况。有宋一代，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易林》和《诗经》的关系，像《诗总闻》和《慈湖诗说》便是这样的著作。《易林》在元代仍然被两种眼光来解读，一种便是把它看作易外别传，另一种则把它看作江湖术数。但它的文辞还是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像明万历年间的处士胡一桂（字百药）曾写下若干首四言诗，便是受到了《易林》的影响所致。明代是《易林》的文学价值被充分肯定的时代，钟惺、谭元春的《诗归》、杨慎的《升庵集》和王世贞的《艺苑卮言》等都对其文学价值做了较高的评价，甚至把它看作“汉诗一派”。清人多治汉学，故研究汉代易学者多论及《易林》，其论褒贬不一，而对于《易林》的文学价值，费锡璜《汉诗总说》则有发挥。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时期，《焦氏易林》还传播到了韩国。据张伯伟先生整理的《朝鲜时代书目丛刊》记载，其中有两部目录著录了《焦氏易林》[9]。近代以来，《易林》的传刻翻印仍然不绝，民间的流行更是难以统计。

作为一部在民间小传统内流传的占筮之书，由于需求量大，刻印自然便多。可是一般人对于《焦氏易林》却秘而不宣，认为它应验奇准，故不愿轻泄。这些原因导致《易林》流传版本的繁多，但却校勘不一，错讹甚多，不同的版本对于相同的一林，林辞有时会有较大的出入，有的版本的林辞句子甚至不可解读。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校注《易林》的本子，相比较而言，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芮执俭的《易林注译》较为可取，而四川大学刘黎明先生所著的《焦氏易林校注》则更为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