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考古发现看商代北京文化面貌

20世纪上半叶，北京商代考古几乎是个空白，虽有些传世文物，但亦不足证实历史的真实面貌。1977年，北京平谷县刘家河发现一座商代大型墓葬，遗址虽有破坏，但出土文物仍甚为丰富，使人们看到商代北京地区文化之一斑，其中有陶器、金器、玉器、铜器，最有代表性的还是青铜器。这些器物不仅使我们看到商代北京的生产和技术水平，而且反映了当时的制度文化、礼仪面貌、精神生活和艺术特点。除刘家河以外，在平谷的韩庄、安固，昌平张营、小北邵，房山琉璃河、皇后台、镇江营、塔照、焦庄等地也有商代遗址发现，但均不如刘家河典型丰富。所以，我们可以以刘家河为代表，从文化层面上加以探讨。刘家河商代墓葬，大多数人认为属于商代中期，但亦有学者指出，从其金耳环等物品特色看，仍不排除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可能。

一 从刘家河青铜器看商代北京青铜器文化

刘家河青铜器共出土有32件，其中礼器占16件，有弦纹铜甗、弦纹铜鬲、雷纹小方鼎、兽纹小圆鼎、饕餮纹铜盉、饕餮纹铜爵、三羊铜罍、饕餮纹铜卣、饕餮纹方铜盉、三鱼铜盘、双鸟柱铜盘等。

商周时期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高峰，它创造了美轮美奂的青铜器艺术。这些青铜器在当时是象征权力，用于祭祀，葬于王侯墓葬的礼器，真正适用的东西比重反而小。因而，其工艺极其繁复，技术相当高超，特别注意其象征意义和观赏价值，往往艺术性很高，它是当时社会精神、文化面貌的一种物化的表现。

从刘家河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来看，它和中原地区的商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商代流行的饕餮纹、雷纹、弦纹、鱼纹、鸟纹、象鼻纹等，在刘家河青铜器中皆有发现，许多纹饰与湖北黄陂盘龙城二里岗文化相似，其共同点是多为直耳器，足为中空到底的尖锥形，敛口，折沿，深腹，圆底。这说明，商代北京文化与中原地区是一种互动交流的关系。

然而，北京地区的青铜文化又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刘家河出土的三羊罍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精品，通高26.8厘米，口径19.9厘米。整体造型为敛口，方唇，短颈，折肩，深腹，颈部饰两道凸弦纹。这些总体特征与中原商代器物相近，但其肩部突起了三个形态生动、惟妙惟肖的羊首高浮雕。羊首的形象很有立体感，给人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虽然中部仍有兽面纹装饰，亦借用了兽面纹回旋曲折的形式，但那种象征统治者凶猛的特点似乎减少了许多，而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羊的温顺平和，似乎是北方民族生活的写照。

双鸟柱龟鱼纹铜盘是又一件艺术精品。此盘高20.5厘米，口径28.8厘米，敞口，宽折沿，腹内收，圈足、足上有大镂空，盘底平坦，中心绘有龟形图案，龟背甲饰以涡纹，边缘处饰以云纹，云纹内又增饰圆圈纹。而龟的周围，有三条鱼环游，鱼龟饰于殷商青铜器并不少见，但奇特的是在盘的口沿上矗立着两只相对的鸟柱，总体观察，似乎出现一种鱼龟游于浅底、鸟儿嬉于岸边的境界，在艺术构思上别出心裁。此种盘式中原不见，当为商代燕地所特有。

还有一件三足提梁铜盉，与二里岗商文化的盉颇为不同，通高20厘米，腹身作壶形，小口，有盖，细长颈，圆鼓腹，体似葫芦，管状流斜出于上腹部，盖钮与提梁间有铜环套接，三个锥形短足。这种形制的盉中原少见，但与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出土的黑陶壶近似，也是北京区域特点相当浓厚的器物。概因北方多牧猎活动，历来器物多小口、长身、鼓腹，后世辽金之鸡冠壶早期亦多皮袋形状，这种器形盛液体不易流洒，故多此形状。刘家河铜盉为礼器，不是实用之物，但礼器多为实际生活用品之转换而来，故仍反映当地习俗。

另一件精品器物是铁刃铜钺，残长8.4厘米，柄上有穿孔，钺身一面扁平，一面微凸，刃部为陨铁锻制，是先将陨铁锻造成2厘米的薄刃，再与青铜钺身浇铸为一体而成。此件铜钺弥足珍贵，据目前来说，只有河北藁城有一件类似的铜钺，说明北京地区用铁的历史早于中原地区。在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中也有一件铜钺，其造型与商代刘家河铜钺惊人的相似，应是商代制造技术的延续。

刘家河商墓中还出土一些铜饰，颇耐人寻味。其中很有意思的是人面形铜饰，长10厘米，宽10.5厘米，高0.9厘米，像今之面具，双目为孔，大耳、蒜头鼻，两耳外张，皆作张口欢笑状，头顶有二孔，应是穿索系挂之用。由于安阳曾有同类面饰和洗盥器物壶、盂盆勺等共出，有的认为系浴室装饰物。但平和的面具饰物却颇有争议，不少人认为可能是衣饰。笔者以为此面饰可能与此方民族习俗有关，联系到后世辽金墓葬中多铜或金面具，或许是系于衣衫，有防灾避邪的用意。同墓出土的衣饰还有其他形状的铜泡，有蛙形、蟾蜍形等。我们在第一章曾讲到，燕山南北多有蛙信仰，这是又一证明。

从刘家河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总体面貌来看，它既有商代中心地区一般青铜器的特征，但又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色，似乎少了些中原器物的威严，但多了不少生动活泼的气息，更多地反映出北方民族自由开朗的一面。

二 刘家河金玉器物及商代北京人的审美观

北京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已出现装饰品，到商周之际人们的审美观念无疑已提高到相当的水平，这在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同样得到证实。刘家河商代墓葬除发现铜饰件以外，还出土了一批金玉饰物，而且工艺水平已经很高。

金器有臂钏和耳环等。两件臂钏形制相同，系用直径0.3厘米的金条制成，两端对接处做成扇面形，使其形态更宽狭有致。金耳环制作更为巧妙，下部为喇叭形，喇叭底部有一沟槽，可能原来还镶嵌着其他饰件，随着喇叭收缩，上端渐细而成环状弯曲，末端尖细，与喇叭坠反差很大，显得玲珑优美。此种形制在北方其他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亦有发现，有些学者据此以及其他器物推断刘家河商代墓葬不排除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可能。此外，还有一件金笄，长27.7厘米，头宽2.9厘米，尾宽0.9厘米，一面平滑，一面有脊，截断面呈钝三角形，重达108克。可以想见，当时的贵族妇女头插金笄、耳挂金环、两臂佩金钏的那种摇曳多姿的面貌。

除金饰以外，还有玉饰，如以绿松石做成的珠串，九件玉珠皆对穿其孔，其中一颗还做成蝉形，串联起来便是一件美妙的玉项链。以蝉形做装饰同样在新石器时代即有发现，也是北京地区的一种传统。

与金玉饰物一起，还发现有麻织物残品，可见当时北京地区纺织技术亦达到一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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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平：《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综述》，《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

[2] 见《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3]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4] 李经汉：《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和类型》，《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5] 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6] 韩嘉谷：《用边角料做时装》，《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7] 王冠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先秦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8] 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式》，《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9] 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10] 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11]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2]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