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夏代北京文化的基本估量

一 “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型”的性质与时间

在红山文化之后，北京出现的最有影响的文化是夏家店文化，它因发现于赤峰夏家店而得名，该文化从时间和器物的变化看分为下层和上层。在很长时间内，人们把燕山南北相类的文化都看作夏家店文化，只是又分为燕北型和燕南型。所以，我们暂且仍从“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型”来称呼这个时期的京津冀北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地域，北起赤峰地区的西拉木伦河，南至河北的拒马河，西到张家口地区宣化一带，东至医巫闾山和天津一线，由于它基本覆盖了后来的燕国领域，早期有人曾把它称为“先燕文化”。这种文化在北京地区发现的有：昌平雪山和下苑、丰台榆树庄、房山琉璃河、密云燕落和凤凰山、平谷刘家河、房山镇江营和塔照等地。另外，在燕南、冀北其他地方也有许多该文化的发现，如张家口白庙，蔚县筛子缕罗、三关、东小泉，涞水西义安、庞家堡，易县岳各庄，唐山大城山、小庄、沽冶，天津蓟县张家园、围坊，宝坻歇马台和大厂县大坨头等。[1]这些地区往往有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叠压。上层问题暂不讨论，我们首先集中讨论下层问题，因为它牵涉夏商两代北京地区文化的基本面貌与估量。

首先要解决的是这两种文化的时间，因为，假如该文化如有些学者所说的只是殷商文化，讨论夏文化便与此无关。如上所述，“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型”在形态上与燕北有很大差异，但在时间上确实大体相当。所以，其时间的确定仍应从整个夏家店下层文化入手，然后再谈其差别与属性。关于这个问题，陈平先生在《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中发表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综述》一文，对各家意见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概括，很值得我们借鉴。陈先生文中指出，在早期研究中，由于出土材料尚不很丰富，一般将该文化时间定得较晚，如李恭笃、高美璇二先生，便认为整个京津地区的夏家店下层遗存时间相当于商末周初。早期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其他学者。但是，随着考古资料的更多发现与研究的继续深入，许多学者认为这是继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之后，北方持续而起的一种文化，它的时间要早得多。如张忠培先生在198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考古学论文集》中，发表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一文，特将辽西、海河北、张家口地区的壶流河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类型和分期年代做一张表（如下），使我们一目了然地看出他的观点：

该表中的海河北系自然包括了所谓“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型”，他把该文化分为三期，其一、二期认为跨越整个夏代，而第三期最晚也不过早商晚期。与张忠培相类的观点还有李伯谦先生，他曾于1900年发表《论夏家店下层文化》[2]，选择燕北药王庙、燕南大厂县大坨头和壶流河作为三种类型的代表，并同样列出一表（如下）：

表中的大坨头型即燕南型，其时间同样认为是由夏而至商的前期。而郭大顺先生是将唐山大城山下层划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并由此判定该文化上限突破距今4000年前，即突破龙山文化。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上下限目前仍继续讨论，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不会晚到商周之际，而跨越夏代也为更多的人所认可。所以且不论所谓“燕南型”是不是归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其时间属夏代和商代早期大体无误。这个问题的解决，对北京史研究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这说明，北京历史在新石器时代的辉煌之后，不仅没有断档，而且考古学中有许多遗存。人们一般认为北京是所谓“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型”的中心地带，情况确实如此，即使著名的蓟县遗址、大厂遗址，实际上仍近在京郊。

那么，所谓“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型”究竟是怎样的面貌呢？不少学者对燕南、燕北进行了比较。邹衡先生拿辽西与燕南比较。他指出辽西型房屋几乎都有外石墙，内有土坯墙的半地穴，而墓穴大多有石棺，晚期有用陶范制的青铜礼器，石器有磨制、打制和细石器三种，陶器盛行卷缘筒状鬲，随葬品多彩绘黑陶。而燕山（即指燕南——笔者注）型以北京为中心，其房屋少见外石墙，墓葬多土穴，少见石椁，已出现青铜礼器、铁刃铜钺、金臂钏、金耳环等，卷缘筒状鬲和彩陶少见。[3]李经汉先生则明确分为燕南型和燕北型，他认为燕北型的青铜器发现较少，流行打制石器，陶器以夹砂和泥制灰陶为主，直腹鬲极为流行。而燕南型青铜器比较普遍，石器以磨制为主，流行鼓腹鬲。[4]但也有人指出，李先生所说的燕青铜器不属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将更晚时期的一些文化遗存误划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产生的误解。但无论邹、李，在其他器物上和房屋、墓葬的分析都比较一致。这就使我们看到了这种所谓“燕南型”文化的大体轮廓。

在做了这些比较之后，人们开始发现，其实所谓“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型”虽然和长城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间大体相当，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更多的却是个性。“燕南型”其实并不完全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而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土著文化，它可能根系于雪山二期文化并渗透部分龙山文化因素，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邻而不同源。如吴鹏、韩嘉谷等先生均持此种观点。

至于此种文化的族属，最早由于将其时间定得较晚，许多学者是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商代北京地区的部族，如孤竹、肃慎等归于夏家店下层燕南型，既然目前许多学者已认可此种文化是由夏而至商代早期的文化，这种对于族属的认识显然就不大妥当了。至于夏代本地区到底有哪些部族，目前尚有待进一步研究。由于夏代文献资料甚少，或许会长期给人们留下一个疑团。

二 夏代北京保持土著文化之原因

夏代是我国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王朝，从那时起中原文化开始起先导作用。北京地区虽然地域偏北，但距夏的中心地带并不甚遥远。考古情况表明，在河北省的中部已明显受龙山文化的大量影响，而京津、冀北却别具一格。北京地区之所以保持它的土著文化特征，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高寒·洪泛·大乐之野 首先，我们要从自然生态和生产条件来探讨北京地区在夏代的情况。如上章所述，在新石器时代有一个大暖期，而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地球的大暖期结束，这使北方的气候变得高寒少雨，很不利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早在距今5000年时，红山文化曾达到它的高峰，并出现了如辽西女神庙那样的神秘王国。当时的长城以北，已是农业甚为发达的地区。但到中原的龙山文化时代，北方普遍出现了由农变牧的现象，在考古学上则表现为小河沿文化的大规模南下，有些学者认为黄帝由西向东并南下征伐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说，长城以北的居民或改农从牧，或南下到燕山以南较温暖的地带谋求生存。所以，《山海经·海外西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称呼叫“大遗之野”，可能就是指的长城以北的情况。意思是说，那里原本是很兴旺的地方，但却在被人们遗弃着。而燕山以南，宜耕宜牧，既无燕北的干旱与高寒，又不像中原那样洪水泛滥，所以被称为“大乐之野”。由于大暖期造成的海面上升，沿海出现海浸，而且大雨不止，所以早在夏建立以前，尧、舜、禹时期的中华大地上，许多部族都在饱受洪水的煎熬。从考古情况看，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史前的氏族部落已相当密集，但正是这些地区到新石器时代后期洪泛最为严重，所以尧、舜、禹几代的历史就是与洪水抗争的历史。因此，与中原比较，北京和冀北的山麓台地与丘陵地带便又避开了大洪水。北高寒，南洪涝，唯北京周围虽有气候变化但于生产生活并无大碍，确实可称为“大乐之野”了。这个“大乐之野”就是《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所说的古冀州。应当指出，古书中所说的“冀州”，不能视为今河北省之地理范围，除北京、冀北之外还应包括晋北、晋中之地。陈连开先生曾从古代气候学、地理学、考古学等多方面进行考察，与我们这种观点是非常一致的。他认为，所谓“大遗之野”指由富庶而变贫瘠，其地域指今赤峰、辽西地区。[5]而燕南地区虽然也受自然气候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变化不大。苏秉琦先生亦曾指出，燕地论土地不如中原肥沃，论出产也不如中原和南方丰富，但却历久不衰，和它宜耕宜牧的自然条件有关。可见，考古界与史学界对这一点有共同的认识。所以，直到战国，燕虽弱但独于东方六国而后亡，生命力十分强。北京历史所以绵延不绝，此重要原因之一也。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夏代的北京地区生活相对稳定，居民虽有迁徙，但不像北部的“大遗之野”和南部的洪涝地区那样复杂，所以能够形成和保持其土著文化的特点，它既有龙山文化的因素，也受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但更多地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性，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土著文化。其代表是北京近畿的河北大厂大坨头和北京雪山二期文化。如韩嘉谷先生就曾指出：“在燕山以北出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同时，燕山南麓的龙山文化孕育出一支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即大坨头文化。在昌平雪山遗址H66龙山文化灰坑中，作为大坨头文化基本器类的敛口鼓腹鬲已经出现，透露出其渊源。但由于在大坨头文化中有部分器物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通，因此在这种文化发现之初，人们也将其归入夏家店下层文化之中，称作‘雪山型’或‘燕南型’。随着材料的积累，愈来愈表明它们不仅渊源不同，而且相通因素是局部的。”[6]苏秉琦先生亦曾指出，后世流行的燕式鬲与兽纹瓦当，其实早露渊源。当时北京地区可能居住着许多不同部族的居民，但其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大体相通的。北京的这种土著特点，甚至经历夏、商，一直到周前期。

中华民族独特的建国方式与北京土著文化 北京地区夏商时期的土著文化特征之所以形成并保持相当长久，与我国独特的国家建立方式有很大关系。夏朝是我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所以传统史学把夏看作中国国家的起点，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如上章所述早在红山文化的高峰时期，在辽西地区便出现了颇具规模的古国，从全国各地考古发现来看，这种古国可能还不只辽西一地。辽西地区无论从坛庙、冢的国家权力格局或大量的玉器与规模可观的城堡防御体系，都表明那里的部族已脱离原始形态而具备了国家的特征。到传说时代的炎帝、黄帝、蚩尤等，其军事组织的庞大完整，生产条件的进步，天文气象、交通工具、原始的哲学观念、最早的数学概念等种种发明和部族间的战争规模等，也绝非原始部族所能达到的。所以，夏商周是在原始古国基础上的升华，按苏秉琦先生的说法，三代是国家形式的更高阶段——方国阶段，而并非此前没有国家。不过，夏朝的建立的确和以往古国有很大不同，如果说传说时代是万国林立、群雄竞争的局面，而夏代则更多的是许多古国或部族的相互容纳与联合。前者是战争和文化的冲撞，后者是联合，文化的包容。我国是在基本没有改变氏族结构的情况下进入阶级社会，所以在政治架构上保留着许多氏族制度的特点，在文化传统上保留了许多多元化的格局。《吕氏春秋·用民》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这种数量的估计当然只是个概数，泛指其多，但当时的确有许多相对独立的古国存在，夏王朝只是一些大的部族集团或大的古国进一步联合的结果，所以它可以允许各古国或部族原始文化的独立存在。联合的结果在中原地区自然升华出更高层次的文化，但周边地区却必将其原有文化封杀。尧时担任司空的禹是夏人的祖先，担任司马的契是商人的祖先，担任田畴的后稷是周人的祖先，所以，夏、商、周都是尧部落联盟的核心成员，“以尧为首领的华夏集团是以夏族、商族和周族为主体的部落组成的联合体”[7]。尧本身的发祥地在冀中保定地区，舜的重要活动地点在军都山西部，禹才是中原夏人的祖先。实际上，这个集团是在黄帝部族的基础上进一步联合发展而来。而黄帝集团同样落足于北方。如上章所述，传说时代的许多大首领均与北京有关，因而夏朝建立后不可能取代诸部族文化。反过来说，北方文化为夏王朝的建立曾做出过重大贡献。禹虽然传子建立家天下，但只是改变了人事关系，尧、舜、禹都是禅让而来，而且在一个接班人掌权之后老首领还要继续摄政，夏王朝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建立，是北京地区得以保持其土著特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