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插花是人类审美需求的产物

人类对自然认知的不断科学化带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类对美的需求和审视也有了相应的提升。如唐代杜牧的诗句“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重阳节登高将野外采来的菊花簪满头上，方才尽兴而归，这是因爱美之心而逐渐产生的艺术形式。《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被王熙凤、鸳鸯捉弄插了满头花的情景，让我们不禁想到杜牧的这首诗，只是时代不同，审美情趣也不一样，清朝女子在头上戴花只是点缀一两枝，不再是满头了，一般只有梨园戏台上才会夸张地插满头花。

文化艺术的发源不能脱离创造者的生存环境和审美需求，其发展也不能脱离文化积淀和它所在的时代背景，其存续是建立在前人摸索实践的基础上的，其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插花艺术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就是人们对植物及栽培技术的认知和探索，这集中体现在历朝历代的草木花卉谱系、岁时记录、耕作民历等方面的著述中，还有抒怀怡情的诗词曲赋中，如宋代李流谦的《梅花》（其五）诗作：“道人一味著幽禅，谁遣天花到眼边。乱插铜瓶看尽日，向人终是好因缘。”

对上古先民来讲，植物提供了栖居之地，提供了果腹之需，提供了愉悦之美。将植物图案刻画烧制在器物上，说明先人对植物的珍爱和崇拜。

东汉墓葬品花树绿釉陶盆（图1-1），给人直观的印象是一个以盆为器皿的写景式作品。这说明汉代有诸多的植物应用形式，包括以陶盆为载体的写景式布置方式，它们是人们将自然景象浓缩到器皿里的一种记载，或是人们希望与植物相伴的理想世界。还有一幅汉墓的壁画，是一个陶盆上画有间距基本相同的六朵花枝。这两者都有写景盆花的意蕴，有人分析是插花的物证，也有人说是盆景艺术的起源。虽然无从考证这两种说法哪个最接近事实，但也佐证了插花与盆景两种艺术之间密不可分的渊源。南北朝时庾信的《杏花诗》中“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一句也印证了以盘赏花的情景。

南梁萧景墓地的神道柱上有一幅线刻画，跪位的童子双手托着插有植物枝条的罂。这在《南史·晋安王子懋传》中有文字记载，证实了将花插进罂内的情景：“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此句应是最早记载瓶内水养插花的文字。罂，是一种口小腹大的盛水器皿，与印度的卡拉蕯贤瓶造型相似，是佛案上常见的瓶式花器，花材枝杆靠小口站立。渍，指的是将花插进有水的器皿，使花呈自然生长的竖立状态。

南朝梁元帝萧绎，虽自己经常不务朝廷政事，但很是喜爱花，也研究花，在《纂要》中对花的认识——“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被人们当作激励上进的千年警句。《纂要》注明了二十四种植物，配与二十四节气。古人对每个节气总结了不同花信。《蠡海集》中有这样的记录：二十四番，花信风者，盖自冬至后三侯，为小寒十二月之节气……古之人所以为候气之端，是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风之语也。

从小寒到谷雨的八个节气，约一百二十天。每个节气十五天，每个节气分为三候，每候计五天，八个节气共二十四候，每候对应一种花。

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

大寒，一候瑞香、二候兰花、三候山矾；

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樱桃、三候望春；

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

惊蛰，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蔷薇；

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兰；

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麦花、三候柳花；

谷雨，一候牡丹、二候荼蘼、三候楝花。

《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了古时二十四节气的世俗和民风，如贴门神、挂年画、印染、刺绣等，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岁时节令文化，同时也影响到周边的国家，今天的日本、朝鲜半岛地区依然存在这些古风习俗。隋朝的杜公瞻还为《荆楚岁时记》做了注，将南方民风与北方民风进行比较。后来原文与注一起流传开来，成为传承千古文明的纽带之一，也成为当代人解读祖先生活文化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