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政治学的研究内容

什么是文化政治学？文化政治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实，对此并没有确切和统一的界定。这跟人们对文化政治学的不同理解，以及它的不同理论来源和研究旨趣有关，尽管它如今已遍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宣布“文化政治学”就此诞生，但认为“这个词的意义却非常含混不清”[18]，这种表述既反映了伊格尔顿的谨慎，也折射出文化政治理论的复杂性。1991年，一位出生于美国的非裔女作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写了一本名为《向往：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学》的书。她提出，黑人知识分子应投身于对种族、性别、阶级等不平等现象的批判活动，以具体的文化行动来反抗文化领域的权力压迫。文化政治研究的宗旨在于，“清醒地坚持将文化研究与进步、激进的文化政治相联系，将会保证文化研究成为一个使批判性介入成为可能的领域”[19]。在《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中，她提倡用文化政治抵制文化的殖民化，认为文化政治能祛除话语、思维与想象的殖民化特色，使文化研究成为“干预、挑战和改变的有力场所”，从而“保持一种思维模式和进步的政治观，从根本上反对殖民主义，否定形形色色的文化帝国主义表现形式”，“文化批评就能够成为变化的动因，能够以各种解放的方式培养批判意识”[20]。她主要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域出发，将文化政治视为黑人抵抗种族、性别、阶层等权力压迫的意识形态策略。

此后，在1994年又有两本以“文化政治学”为名的著作问世，一是格伦·乔丹（Glenn Jordan）和克里斯·威登（Chris Weedon）的《文化政治学：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Cultural Politics：Class，Gender，Race and the Postmodern World），二是艾伦·森费尔德（Alan Sinfield）的《文化政治学——酷儿读本》（Cultural Politics：Queer Reading）。对于格伦·乔丹、克里斯·威登而言，文化政治表征复杂的权力问题，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哪种人的文化是正统的？哪种人的文化是从属的？什么样的文化被认为值得展示？哪些文化则需要掩盖和隐藏？谁的历史要被铭记？谁的历史又要被遗忘？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构想应当被突出？而哪些构想须被边缘化？什么声音能被听到？哪些则须保持缄默？谁可以代表人？其代表又基于何种缘由？凡此种种均属于文化政治的领域。[21]他们强调文化在意义生产与分配，价值、主体性与身份建构方面的重要政治作用。“文化政治学基本上决定社会实践的意义，进一步的，哪些群体或个人有权力来定义这些意义。文化政治学也关切主体性与认同，因为文化扮演建构我群感的核心角色。文化斗争通常反映以及/或生产深层的情感——爱国主义、精英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反种族主义等诸情感。换言之，它们必须联系主体性。我们所在的主体性的形式扮演决定我们是否接受或抗争现存的权力关系。更进一步，对被边缘化或被压抑的群体而言，新的及抵抗的认同之建构是改变社会的更广泛政治斗争的关键层面。”[22]

这些文化政治学者从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后现代主义出发，吸收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等，形成了研究所谓“非常规政治”或“非正式政治”的“文化政治学”。当今文化研究中大力推崇文化政治学并身体力行的是詹明信和伊格尔顿，他们不仅以卓著的理论建树推进了文化政治学，而且在具体的文学、文化研究中采用文化政治批评方法，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在西方学术领域，“文化政治学”主要关注和研究种族、民族、族裔、身份、性别、年龄、地缘、生态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所关涉的对象一般是社会的边缘群体或受支配群体。以致詹明信认为，文化政治的任务就是“详细列出各种边缘群体、被压迫或受支配群体——所有所谓的新社会运动以及工人阶级——所忍受的种种‘束缚’结构，同时承认每一种苦难形式都产生出了它自己的特殊‘认识方式’（epistemology），它自己的特殊的由下而上的视野，以及它自己的特殊的真理”[23]。这些问题的核心其实仍然是权力，包括权力的界定、分配、使用、执行、生效、争夺、转移、巩固、延续等。有学者甚至认为，文化政治学不仅关涉社会边缘群体或受支配群体，还关涉一个社会的强势群体，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注重文化的政治性功能，对其而言文化政治是为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和战略。因此，文化政治学这门学科向一个广泛的文化概念开放，包括流行的文化实践形式，也包括抵抗的乃至斗争的文化实践形式，以至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每种事物在根本上都与权力有关。权力处于文化政治学的中心。权力是文化的核心。所有的指意实践——也就是说，所有带有意义的实践——都涉及到权力关系”[24]。

文化政治将文化设定为政治斗争的场域，或者将文化视为一种有政治争议的社会建设，试图从日常生活实践中发掘出权力博弈的文化策略。文化政治研究意识形态、主体、性别、身份、阶层、族裔、地缘等问题，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政治、微观政治、差异政治或生活政治。其逃避、消解、反抗现代政治的宏大叙事逻辑，转而以文化启蒙、文化批判与文化革命的方式吹奏政治的号角，以达成人性的文化关怀与政治解放。因而，有学者这样描述西方的文化政治：“从时间上说，它是一种后现代政治；就其表现形态而言，它是一种具体政治；就其重要性而言，它是一种边缘政治；从其世俗性来说，它是一种日常生活政治；就其学理性质而言，它是一种学术政治；就其心理特点而言，它是一种欲望政治；从传统观念看来，它是一种非常规政治；从正统观念看来，它是一种非正式政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25]

文化政治理论重新思考了文化、政治与权力问题，重构了文化、政治的语义、结构与功能。文化成为政治的结构、载体与象征性符码，政治嵌入文化隐蔽的褶皱，弥散成权力的根须，形构出文化多元复杂的意义图式。[26]

也有人认为，文化政治既关涉“文化政治化”，也关注“政治文化性”生成。本质上，文化政治是一种基于“文化”和“政治”关系探讨社会生活领域各种权力关系的理论范式。“文化政治化”关切的问题是文化如何被赋予政治功能，旨在揭示文化背后的政治意蕴。在研究方法上，“文化政治化”不是用文化来解释一切，而是用一切来解释文化。“政治文化性”关切的议题则是政治问题背后的文化价值或文化本质，也就是“政治文化性”如何生成，它遵循政治学的概念逻辑，文化的功能则是寻求对政治问题的文化解释，从而确立政治的属性，其最终目的在于探究政治问题的文化性质或价值空间。简言之，文化政治学既探讨文化如何被赋予政治意义的问题，也关注政治问题背后的价值旨归。[27]西方的文化政治研究旨趣基本上是前者，其研究主体也主要是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而政治学者（严格而言是正统的政治学者）更关注后者。并且，就像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坦率指出的那样，“从根本上来说，文化不是一个让大多数政治学家感到舒服的概念”[28]。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政治内部文化范畴无处不在，譬如在政治学话语内部，在国家话语中，在国家方位内的文化空间中（如公民社会或公共领域），在政府的文化和文化的管理中，以及人们借以理解控制和权力世界的所有话语中，都存在文化范畴或者跟文化紧密关联。[29]

对当代中国学者而言，如果要建构面向中国的文化政治学，那我们所理解的“文化政治”不仅要比上述文化研究者宽泛，而且具有（传统）政治学的特性，主要关注国家政治或总体性政治。具体而言，它主要论述（国家）政治权力的定义、展现（或再现）、论证。它不仅仅把文化当作政治来理解，更主要地探讨正式政治——政党、议会、官僚机构、国家形式、抗议运动及其他——为何是文化的：为何是被竞争的意义的舞台而不是有特权的神圣性和权力。[30]

因此，文化政治研究一般是由这些关键词构建的，即意识形态、话语（论述）、文化霸权、合法性、身份/认同（差异政治）、承认、接合、文化权利、收编、文化整合、规训、定义、表征（文化符号）、文化资本、公民文化等。我们的研究旨趣与西方学者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各自政治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不一样，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西方发达国家已普遍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各自面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问题是不完全相同的。尽管如此，西方学者的研究仍然有可资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