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从戎讲完了后见时间已经过了亥时二刻，就对田千秋、鲁吉阳、籍兴讲你们三个都回去睡觉吧，明天早上一觉醒来咱们就在长江里行船了。等到了明天下午，咱们可就到鱼复了。而到了鱼复就是益州境内的巴郡了。行船经过长江水道到达鱼复那里时，沿途的景色非常美，算得上我大汉朝的一绝。见田千秋、鲁吉阳、籍兴没有走的意思，希望他继续讲下去，刘从戎就索性给他们讲那我就给你们说下鱼复吧。鱼复是春秋时庸国鱼邑，秦惠文王（前314年）置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于鱼复县设立江关都尉，与巴郡太守同级，管辖巴郡军事，治今重庆奉节东白帝城。鱼复，中国古地名，据县志：奉节地域周初属巴之夔子国，前633—前611年灭夔子国后为楚属庸国鱼邑，春秋后期（前611—前453年）至战国前期（前336年）为巴国鱼复邑，治所在重庆奉节白帝城西约2000米的鱼复浦。庸，古国名，出自颛顼帝，据文献记载该国曾随同武周灭商，为“牧誓八国”之一。春秋时，庸是巴、秦、楚三国间地位较高实力较强的诸侯国。公元前611年，为楚国、秦国、巴国三国所灭，巴国分得庸国西部（包括今天奉节）一带的土地。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公元前314年秦置巴郡，辖鱼复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于鱼复县设立江关都尉，与巴郡太守同级，管辖巴郡军事，江关即今天的瞿塘峡。“鱼复”作为地名，其得名有几种说法，第一种和伟大的诗人屈原有关，屈原投汨罗江后，有一条神鱼感佩于诗人的品格，决定把诗人尸体送回故乡。
它驮着诗人往秭归游去，沿途老百姓看见了痛哭不已，神鱼备受感动，被泪水迷糊了眼睛，结果它游过了秭归，直到撞上了滟滪堆，才发现游过了，于是它赶忙掉头回游，人们就把神鱼掉头回游的地方称作“鱼复”。但是这毕竟是传说，也没有见诸文字，真实性存疑。鱼复县，治瀼西，因故地称鱼复浦故名。相传洞庭鳇鱼至此而复归，因而得名。这种说法在后来的《奉节县志》也能找到：“鳇鱼至此而返洞庭。”鳇鱼就是长江特有的中华鲟，中华鲟冬天生活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深水中，春天产卵时要回游至宜宾金沙江一带。鱼复的“复”字在古代写作“復”，“復”就有返回的意思，鱼复因此得名。这种说法被很多文献采纳。鱼复在历史上还被写作“鱼腹”，比如郦道元的《水经注》写到鱼复县时是这样说的：“江水又东迳鱼腹县故城南。”更早的《三国志·蜀志》上，也称鱼复为“鱼腹”：“章武二年，改鱼腹曰永安。三年，先主殁于永安宫。”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逸文》中记载：“夔州奉节县，本汉鱼腹县。”“复”是“復”的简化字，“复”通“腹”。根据《汉语大辞典》的解释，这里“鱼腹”中的“腹”字，不光有肚腹的意思，还有“丰厚”和“中心”意思，组合起来“鱼腹”可以理解成这里鱼类资源丰富。《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三峡地区的巴人初为渔业民族，氏族聚居于洲渚之上。故庸国称夔地为鱼邑，即盛产鱼类的区域。三峡地区瞿塘峡一带曾经鱼类资源十分丰富，而且捕鱼也很容易。从鱼复浦遗址和相近的大溪文化遗址的考古报告中可以看到，这里出土了大量的鱼类骨骸，还有墓葬发现死者头枕鱼、口含鱼、双手握鱼、身体两侧放鱼的现象。
这些都说明当地的人们把捕鱼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来源，捕鱼形成的民俗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鱼复作为一个地名还和一个以猎鱼为主的族群有关。在《左传》里有这样的记载，文公十六年，楚师伐庸时，“惟裨、鱼人实逐之”。这是“鱼人”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从这段文字看，这个氏族部落被人称呼为“鱼人”，其居住地渐渐演变为“鱼邑”，而后“鱼复”了。无论叫鱼邑还是后来的鱼复，或者鱼腹，所表达的中心意思都是一样的，即一个生活在奉节一带的氏族，靠着大量丰富的鱼类资源，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大溪文化，而这个文化是汉文化的起源之一。鱼复盛产脐橙，咱们冬天在长安吃的脐橙大多产自于鱼复。鱼复也因为美味的脐橙被人们所知晓。这里的脐橙酸酸甜甜的，十分可口，果皮也不厚实，比较好剥开，果肉也比较细嫩。鱼复种植脐橙，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来源。而鱼复因为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十分丰富，所以一年四季经常来此游玩的人很多。天坑地缝位于鱼复的南部，是一个很神奇的景点。用专业的说法来说就是喀斯特地貌里的漏斗，鱼复一代有很多的天坑，简直无法计算，而且大小不一，有的像一个大大的球场，有的小得像一个茶杯口。地缝已经开发的地段大概有五千米，有栈道供来通行，左右两边的岩石千奇百怪的耸立着，岩壁上的树木郁郁葱葱，像一幅碧绿的画卷。但是因为地势陡峭，所以到此游玩要尽量避开阴雨天，同时也应多加注意安全等问题。白帝城位于鱼复县城十里左右的白帝山上，是座历史很久远的古城。白帝城的地理位置也很独特，三面环水一面依山，风景美丽空气清新。
从山底到山顶需要攀登一千多阶石梯，便可以看到壮阔的景色。鱼复的天鹅湖风景区海拔高达以前多米，山峰连绵起伏植被很多，仿佛是这座城市的后花园。春天四周都是绿色的景象，十分清新。而到了夏天四处万紫千红，园内的果树上挂满了丰硕的果实，游客们还可以在这里住上几天，感受一下悠闲的生活。秋天，各种各样的菊花的纷纷开放，冬天又是一片白雪茫茫。人们可以泛舟湖中，感受荡起双桨的惬意，与湖面上的野鸭、鸟儿们欢快的嬉戏。总的来说，余府是一个文化很深远的地方。从地名开始就已经透露了它的文化底蕴，加之这里是很多历史故事的发生地，更加为它的文化涂抹上了一抹色彩。余府不仅是农业很棒，手工业也发展得很好。鱼复的稻谷、玉米等农产品和脐橙、茶叶等产品都生长得很好，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后带动了当地的经济。鱼复最有名的也最值得一说的就事大溪文化了，这可是是长江中游三峡地区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里不仅有丰富的文物，还见证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的萌芽。大溪文化的年代大约距离大汉朝有4400年至前3300年，正值母系氏族社会晚期至父系氏族社会萌芽阶段。这段时期，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陶器是大溪文化的重要代表，红陶为主，彩陶文饰独特。彩陶文饰多为红陶黑彩，常见的有索纹、横人字形纹、条带纹和漩涡纹。主要器形有釜、壶、斜沿罐、小口直领罐、盆、豆、钵、圈足碗、筒形瓶、曲腹杯等。大溪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包括穿孔石铲、斜双肩石锛、巨型石斧等。这些石器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力水平。农业是大溪文化居民的主要生产方式，他们以稻作农业为主。在房屋建筑遗迹的红烧土块中，经常发现稻草、稻壳印痕，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水稻的种植技术。手工业方面，大溪文化的手工业生产主要包括制陶业和石器制造业。制陶业有其自身的创造，例如窑的底和壁都用大块红烧土铺垫或垒砌而成，火膛直径为1.2米，其上未见窑箅，在高出火膛底部0.3-0.4米处，围绕窑壁一周有宽0.2米的平台，构成直径1.6米的窑室。待烧制的陶器就摆放在平台上。大溪文化的葬式复杂多样，包括跪屈式、蹲屈式的仰身屈肢葬等。这些特殊的葬俗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大溪文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也展示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水平。通过对大溪文化的研究，可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大溪文化起源于长江瞿塘峡东口，大宁河宽谷岸旁的重庆巫山大溪镇，该镇以镇西有一条名为“大溪”的河而得名。大溪文化初步可分为两个地区类型。长江沿岸的鄂西川东地区，如大溪、红花套、关庙山等地的遗存，可称为大溪类型。长期多夹炭陶，夹砂陶比例始终很小，白陶也很少。圈足盘、陶簋多见，典型器有彩陶筒形瓶。圈足上盛行各种成组的戳印纹。大溪文化以大溪类型为例，可归纳为三期。早期夹炭红陶最多，戳印纹简单、细小，彩陶极少，以折肩圈足罐、三足盘、鼓形器座等为代表。中期戳印纹发达，彩陶兴盛，常见内折沿圈足盘、簋、高把豆、折腹盆、曲腹杯、筒形瓶等。晚期泥质陶占绝对优势，灰陶和黑陶剧增，有细颈壶、折敛口圈足碗等。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普遍涂红衣，有些因扣烧而外表为红色，器内为灰、黑。盛行圆形、长方形、新月形等戳印纹，一般成组印在圈足部位。有少量彩陶，多为红陶黑彩，常见的是□索纹、横人字形纹、条带纹和漩涡纹。主要器形有釜、斜沿罐、小口直领罐、壶、盆、钵、豆、簋、圈足盘、圈足碗、筒形瓶、曲腹杯、器座、器盖等。石器中两侧磨刃对称的圭形石凿颇具特色。有很少的穿孔石铲和斜双肩石锛。偶见长达三、四十厘米的巨型石斧。同时，有相当数量的石锄和椭圆形石片切割器等打制石器。另有大量的实心陶球和空心裹放泥粒的陶响球。大溪文化流行红烧土房屋并较多使用竹材建房。葬式复杂多样，跪屈式、蹲屈式的仰身屈肢葬是该文化的特殊葬俗。大溪文化的彩陶纹饰有横人字形纹、曲线网格纹，有的器形和彩纹，明显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
洞庭湖北岸、西北岸地区，如三元宫、丁家岗、汤家岗等地的遗存，可称为三元宫类型。夹砂陶比例大，红褐胎黑皮陶和白陶占一定数量。有特征鲜明的盘口圈足罐和筒形圜底罐。圈足盘少，彩陶筒形瓶仅有个别发现。以通体装饰的印纹、刻划纹为特色，漩涡纹、变体卷云纹彩陶也具特点，没有发现受庙底沟类型彩陶影响的迹象。有人认为，这类遗存虽确有许多与大溪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但可能是受大溪文化强烈影响的另一种原始文化。大溪文化居民以稻作农业为主。在房屋建筑遗迹的红烧土块中，经常发现稻草、稻壳印痕。红花套那边的稻壳印痕，后来经鉴定为粳稻。除饲养猪、狗外，从大溪、三元宫、丁家岗的发现看，鸡、牛、羊可能也已成为家禽家畜。同时，渔猎、采集等辅助经济仍占一定比重。特别在大溪有些地段的文化层内，夹杂较多的鱼骨渣和兽骨，包括鱼、龟、鳖、蚌、螺等水生动物以及野猪、鹿、虎、豹、犀、象等的遗骸。在大溪文化中，一直没有发现成批的或数量较多的收割农作物的工具，既无打成缺口的或穿孔的石刀、陶刀，也未见石镰。为数甚少的石刀、蚌镰显然主要不是为了收割水稻使用的，而是用于采集活动。这种现象表明，大溪氏族部落收割稻谷不是像黄河流域那样用刀掐割粟、黍穗头，也不是连杆割取，而是在田间带莛薅拔，再捆扎成把晾晒。这种收获方法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比较普遍，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氏族部落、马家浜氏族部落大都如此。直至近代，一些南方少数民族仍用这种办法收获稻谷。稻谷的去壳加工，主要用杵和臼。
后来在红花套遗址发现了两处保存较好的地臼，是一种锅底状的圆坑，周壁坚硬光滑，附近还有木杵的遗痕，是一种长 1．4米，中部较粗、两端呈圆头的稻米加工工具。这一发现证实了《周易·系辟下》关于上古时代“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的记载。此外，在许多遗址中还出土了舂米用的陶臼，还出现了一些直接利用形体合适的河卵石做成的石杵。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下，长江中游地区当时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都较发达。大溪文化先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生产，考古发现显示，许多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夹有稻壳和水稻的茎叶碎末。一些遗址还有较多稻壳和稻草灰烬出土。对红花套、关庙山两处属于大溪文化中期阶段的稻谷鉴定，表明是粳稻。这个古老文化的各氏族常用的夹炭陶器，是以炭化稻壳粉末作为羼合料的，足以说明种植稻类作物已十分广泛。在三峡谷地，缺乏适于农耕的沃土，采集和渔猎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大，如清水滩等遗址的堆积中包含大量鱼骨和兽骨，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大溪文化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石器制造业。长江中游氏族部落当时的制陶业有其自身的创造。在划城岗后来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窑址，先在地下挖坑，结构分为斜坡状火道、火膛、窑室、出烟口几部分。窑的底和壁都用大块红烧土铺垫或垒砌而成。
火膛直径为 1．2米，其上未见窑箅，在高出火膛底部 0．3—0．4米处，围绕窑壁一周有宽 0．2米的平台，构成直径1．6米的窑室。待烧制的陶器就摆放在平台上。这种陶窑使用的材料和构筑形式，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尚属少见。制陶业方面，以白陶和薄胎彩陶最为突出，代表了较高的工艺水平。在白陶圈足盘上，通体饰有类似浅浮雕的印纹，图案复杂精细。薄胎细泥橙黄色的彩陶单耳杯和圈足碗，胎厚仅1～1.5毫米，绘以棕红色的多种纹样，显得精美别致。后来在划城岗发现一座保存稍好的窑址，由斜坡状火道、火膛和出烟口 3部分构成。火膛下半部挖在生土中，上半部用大块红烧土垒成。火膛之上未见窑箅，围绕窑壁内侧有一周放置陶坯的平台，大多数陶器火候较低，据测试烧成温度为750～880℃。在红花套、关庙山发现的房屋基址，普遍经过烧烤，已成红烧土建筑。分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类，前者常呈圆形，后者多属方形、长方形。地面起建的房子往往先挖墙基槽，再用粘土掺和烧土碎块填实，墙内夹柱之间编扎竹片或小型树干里外抹泥。室内分布柱洞，挖有灶坑或用土埂围筑起方形火塘。居住硬面的下部，常用大量红烧土块铺筑起厚实的垫层，既坚固又防潮。有的房顶系铺排竹片和植物秆茎，再涂抹掺有少量稻壳、稻草末的粘土。有的房子还有撑檐柱洞或专门的檐廊，或在墙外铺垫一段红烧土渣地面，形成原始的散水。可见为适应南方气候条件，建造住房已采用了多种有利于防潮、避雨、避热的技术措施。
大溪文化也体现在墓葬上，其中大溪墓地的最多且人骨保存较好。该墓地死者头向普遍朝南，除个别为成年女性和儿童的合葬墓外，绝大多数实行单人葬。葬式一类为直肢葬，数量占半数以上，以仰身直肢为主。另一类为屈肢葬，其中多数是仰身屈肢，以双脚压在髋骨下的仰身跪屈葬和下肢向上□曲的仰身蹲屈葬最为特殊。下肢弯屈程度很大的屈肢葬，当是将死者捆绑后埋葬的。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最多的30余件。女性墓一般较男性墓富。有的石镯、象牙镯等饰物，出土时还佩戴在死者臂骨上。在几座墓里发现整条鱼骨和龟甲，有的把鱼摆放在死者身上，或是置于口边，也有的是两条大鱼分别垫压在两臂之下。以鱼随葬的现象，在中国新石器文化中尚属少见。另外还有以狗作为牺牲的。大溪墓地儿童与成人的葬制基本相同，但在红花套和关庙山则是瓮棺葬。大溪文化与仰韶文化比较，两者都有外形近似而各属自身系统的折沿盆、敛口钵、□口瓮和小口直领罐等陶器，反映了在同一时期南、北所流行的器物形制和作风。另一方面，明显存在互相交流影响的因素。如淅川下王岗的早一、早二期遗存中的陶豆、盂、筒形瓶式细高器座等，是受大溪文化影响的产物；大溪、关庙山、红花套等处发现的圆点钩叶纹和花瓣纹的彩陶罐、垂幛纹彩陶钵片、双唇小口尖底瓶片等，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南下影响所及的实物例证。至于大溪文化与时代稍晚的屈家岭文化的关系，两者当是先后直接继承发展的，也有人认为是不同系统的两种文化，但现在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