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本》说“蜀无姓”然至三国、两晋时，由于巴蜀地区各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融合，巴蜀各族普遍有了姓氏和文字。《后汉书》说冉骏夷：“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通典》说松外蛮（今云南龙川河以西一带）：“凡数十姓，赵、杨、李、董为贵族，……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又邓少琴先生列举的巴有二十四姓，也是一个有力的说明。总之随着移民入蜀和孔孟儒学的传入，秦汉时巴蜀普遍有了姓氏了。西汉时巴郡（今四川阊中）人落下阂，他精通历法、擅长历算，是我国古代民间一位杰出的历算家、天文学家。史载他应汉武帝征召，官居太史待诏，与司马相如、邓平等人共订《太初历》，完成了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部最完整的历法，是我国历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他研制的观测天象的“浑仪”，为我国古代长期发展起来的重要宇宙观——“浑天说”，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与古巴蜀国“无文字”、的历史恰成鲜明对比。又据《华阳国志》:东汉建宁二年（169年），羌族再次发动起义。东汉官府用“以夷制夷”的手段，依靠巴东地区的板楣蛮将羌人镇压下去。常球盛赞板楣蛮的勇锐说：“若微板楣，则蜀、汉之民为左衽矣”，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情况:在中原汉文化的薰陶下，《蜀王本记》所说古代巴蜀“左衽”的服饰习俗，已大为改观了。
其三、尊祖敬宗，埋骨桑梓的文化心理蔚然成风。死后“埋骨桑梓”，是中国古代汉民族的共同心理，也是“尊祖敬宗”道德的实践。要做到尊祖敬宗，生则侍其脚下，死则葬入祖莹，以继续侍奉尊长。这种心理与追求，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逐渐形成为汉民族“埋骨桑梓”的共同心理和习惯。古巴蜀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多实行船棺葬、悬棺葬、岩穴葬，据巴蜀史专家提供的资料指出：船棺葬有两说:一说认为，葬具作独木舟状，用长约五米、直径在一米以上的糖木凿削而成，墓坑为土坑竖穴；一说认为，船棺葬是将放有尸体的棺木放在水面上，俟船棺沉入水中即算入葬。悬棺葬则是将放有尸体的棺木置于悬岩绝壁之处，岩穴葬则是将盛有死者尸体的棺木放在船上，行之江河，依水位高低，寻其洞穴或凿其洞穴葬入其中。在上述巴蜀普遍遵循的三种葬俗中，除土坑竖穴葬外，一个家族的死者大多不大可能葬在同一个墓地（祖坟）。因此古代巴蜀各族也多无某姓氏的共同祖莹，当然也就没有“埋骨桑梓”的心理和观念了。由此可见，巴蜀古代民族与中原各族在这方面并无共同的心理状态。然而，自秦汉移民进入巴蜀后，汉民族“埋骨桑梓”的习俗，在巴蜀一些少数民族中有了较多的反映。巴郡安汉人张翕，曾任越西郡守，在位十七年，政绩昭著，夷汉爱敬有加，死后，夷人如丧“考妣”。越西郡苏祁县民二百余人效法汉族“埋骨桑梓”的习俗，“赍牛羊送丧，至安汉本县，起坟祭祀”'旬。又巴郡、猿、螯之民护送郡守朱辰之丧，回广都（今成都双流县）原籍安葬。可见，巴蜀各族“埋骨桑梓”的风俗习惯与中原已无多大差别了。
其四、巴蜀“正道直行”“刚直不阿”的文化精神卓然风行。由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原儒家文化的熏陶，中华民族崇尚气节、重视情操的一面十分突出。因此、民族自尊心、刚直不阿和正道直行的浩然之气，早已成为汉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孔子作《春秋》虽主张大一统，但他仍坚持正义，重视民族气节和情操。其推崇的“士可杀而不可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正是汉文化提倡的“正道直行”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不仅在中原地区培育了众多象“不辱使节”的苏武这样坚持气节，不丧志辱身的典范人物，而且对巴蜀地区这种精神的产生也起了重大影响。西汉成帝、哀帝时，巴郡谯君黄为谏大夫，数进忠言。王莽篡汉后，他“违避王莽，又不事公孙述”。又《华阳国志》曰杨厚：杨统仲子，“道业侔父。三司及公车连征”，特征拜侍中。东汉顺帝、桓帝时梁太后临朝，外戚梁冀相继为大将军、大司马等职，擅权朝政，杨厚“自退。归家修黄老，教授，门徒三千人”。又西汉末，公孙述割据巴蜀称帝，抗拒光武帝统一。为使公孙述弃帝称臣，蜀郡王皓、王嘉、广汉李业等数谏，致“刎首死节”。光武帝刘秀“旌表忠义”，“表其门闾”。其“正道直行”的浩然正气，昭然若揭。西汉蜀郡郸（今成都郸县）人何武，历任杨、兖州刺史，司隶校尉，京兆尹，御史大夫等职。汉成帝时拜大司空，封汜乡侯。史载他“为人忠厚正直”，“临州郡，虽无赫赫之名，及去之，民思之。才虽不及丞相薛宣、翟方进，而正直过人”。哀帝死，太皇太后王政君举内侄王莽为大司马，专擅朝政;而王莽则图谋不轨，伺机篡汉。由于何武“忠厚”“正直”，王莽“惮武与其叔红阳侯立不从”，因他故“槛车征武”，何武遂自杀，为正义和气节而献身。
蜀郡新繁(今四川新都新繁镇)人章明，西汉末为大中大夫。王莽篡位，他“不以一身事二主”而自杀;蜀郡江原人王皓，当时为美阳令，王莽篡位，王皓“去官西归”。及公孙述称帝，遣使征皓”，“皓乃自刎，以头付使者”。其不丧志辱身的浩然之气，跃然纸上。
其五、巴蜀商业文化的滋生与发展。据《史记》所言:“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又同书称: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南越食蒙枸酱”。唐蒙回到长安后，询问蜀国商人，商人答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从大夏回到长安，“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布’”。
由此可见，由于人们从事的社会职业不同，劳动的价值就有较大的悬殊。正如司马迁所言:“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用从事商业追逐财利是致富的最佳途径。因此从事工商业致富的价值取向，逐渐在巴蜀地区滋生和发展。致使巴蜀地区居民不仅在国内大做其生意，“周流天下，得其所欲”，而且不顾官府禁令“窃出”国外，做起国际贸易来。《华阳国志》:“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林之饶，居给人足，以富相上。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妇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祭之前夕，举行预祭)，赠絮有加……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常璩所言蜀地“工商致结驷连骑”的奢侈之风，皆由“秦风”所“化”极是。因此可以说，蜀地此“风”因秦移民所致，也无不在情理之中。益州豪族作为益州地方势力，益州地区的社会环境是否安定，往往会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益州地处西南，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加之民族关系错综复杂。自古以来，民族问题、地方割据问题频频出现，能否正确处理好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地方割据势力的关系，更是关乎益州为豪族生死存亡的大计。益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集聚区，在这里各民族间有着长期交往的历史，相互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纷争。自秦统一西南地区，开始在这一地区建制，又经过两汉时期的经营，西南各民族间有了更多的经济文化交流。各民族间出现过合作也出现过冲突，但是和平始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都为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汉朝时期益州刺史部及其周围生活着大量的少数民族，在这些民族当中其经济文化水平存在着很大差异，一部分民族已经走向定居，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发展较慢还处于逐水草迁徙的游牧时代。益州少数民族的主体主要分布在益州地区的边缘地带，在其南部生活的主要是史书中所谓的“西南夷”诸族；益州东部的巴郡主要生活着民风彪悍的賨人，也被称之为“板楯蛮”；益州西部的高原山区主要是生活了一些羌人、氐人诸民族。下面将对这些民族进行简单介绍：生活在益州南部的主要是当时汉人所谓的“西南夷”，“西南夷”是当时汉人对益州南部诸多少数民族的总称，其族属相当庞杂，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其各民族文化水平也不尽相同，有些先进的民族已经建立起了早期的国家，如夜郎、滇国等。“西南夷”诸族当中文化最为先进的当属古滇国，传说中滇国为楚人庄蹻所建立，其主体民族为当地滇人，其活动范围也主要是在今云南省的中部地区。古滇国是南中最为富庶的区域，据《后汉书》所载：“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夜郎在滇国东北部，在今贵州省境内，在经济文化繁荣程度上次于滇国，其在西汉初期建立了局部统一的少数民族国家，有首领称夜郎王。在汉武帝时期，曾出兵平定南中，改夜郎为牂牁郡。在滇国西南部，还有哀牢国，其活动范围以今天云南保山为中心，哀牢地处横断山脉之间，水源充沛，土壤肥沃，矿藏丰富，为哀牢繁荣的文化奠定基础。
哀牢人口众多，永平年间，哀牢王柳貌率领族人五十余万内附于汉王朝，于是汉明帝在这一地区设置了永昌郡。在今天四川西南部的雅安、凉山等地还生活着当时的莋都夷、冉駹夷和邛都夷。邛都夷文化较为先进，已经走上定居生活，冉駹夷处于高寒之地，不便耕种但精于饲养牲畜。而莋都夷经济文化则较为落后，还处于“被发左衽”、“食肉衣皮”的社会阶段。
益州西北部还生活着大量的氐人，“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因此氐人多次反叛，成为当时汉朝西部一大威胁。除了氐人以外，益州西北也生活着大量羌人。羌人原先依附于匈奴，其风俗与匈奴略同，皆是随水草而居，无固定住所，其人性格果敢，崇尚战死，以病死为耻。
羌人种姓众多，没有固定君长，以强者为尊，弱者为他人附属。羌人作风彪悍，擅长山地作战，在后汉时期，成为中央王朝的心腹大患。在益州的东部，生活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賨人，也被称之为板楯蛮。賨人为巴氏廪君之后，传说廪君死后化为白虎，于是賨人皆以人祭祀白虎。后秦惠王占据巴蜀地区，对賨人采取羁縻政策，以巴氏为其君长和秦人通婚。秦昭襄王时白虎为患，巴郡賨人射杀白虎，于秦有功，于是对賨人更加有待，规定：“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汉初，賨人又帮助汉高祖刘邦伐定三秦，汉高祖免除了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的租税，对其他賨人每年征收没人征收四十钱称之为“賨钱”，这些政策对賨人来说是十分优待的。
秦汉时期益州地区的少数民族族类众多，其人口多寡也无定数，且互相之间并无统属，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千差万别，有些有“耕田邑聚”，走向定居，有些还在“随畜迁徙”过着游牧生活，可见其情况之复杂。益州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益州刺史部的南部和西部，在益州东部的巴地也分布着一些少数民族。益州诸多民族当中“西南夷”与汉朝中央政府的关系最为典型，笔者将以此展开论述。“西南夷”是中原人士对汉代益州刺史部所辖的南中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统称，他们主要分布在今云南、贵州、四川西部和南部等地区。益州地区南部的少数民族，在汉武帝以前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并不频繁，史册所载也只有战国末期庄蹻入滇，在南中称王，以及秦代常頞通西南夷，曾在西南诸国设置官吏的史实。是因为秦朝存在时间极其短暂，随着秦朝的灭亡，秦朝在该地区所进行的管理也随之被废弃。西汉初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政府断绝了和南中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交通往来，并且遍设关卡，阻止蜀人与其交通贸易。不过据《史记》所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賈，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可见巴蜀与南中的交通虽被官方所阻断，但是巴蜀地区的人民与南中地区的民间贸易并未中断，还是有一些蜀地人士冒险与南中地区进行走私贸易。
汉武帝时期，汉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空前强盛，汉武帝也开始积极地开疆拓土。他为了经略南越，采用唐蒙的策略，试图借用夜郎兵力夹攻南越，于是开始了对南中地区的经营。唐蒙以汉朝使者身份游说夜郎国君，并给与其大量的财物，夜郎国君为汉朝财物所动，且认为与汉朝相距甚远，山险水长，交通不便，便与唐蒙签订盟约，开始内属。汉武帝在此设置牂牁郡，设置官吏，并以夜郎侯子为令。同时司马相如也认为蜀地以南的邛、莋也可以置郡，汉武帝以相如为郎中将前往宣示谕旨，皆如夜郎，设置一都尉，十余县，归蜀郡管辖。这是汉武帝第一次经略西南夷地区，但是这次经略并不顺利。其主要原因就是唐蒙开西南夷道，唐蒙开西南夷道前后数年，耗费巨大，且徒劳无功，还引起西南少数民族的反抗，汉武帝派军队镇压也是无功而返，面对这种失控局面，汉武帝只好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专心经营北方对付匈奴，对西南夷的经营暂时告一段落。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禀报，西域大夏国，仰慕中国文化，渴望与之交通，但是道路被匈奴阻挡，不过通过蜀地南部的邛地向西两千里可以到达身毒国，于是汉武帝又派人前往西南寻找通往身毒国的道路。这一次尝试也随着西南地区滇国的阻挠，寻找道路的任务也以失败而告终。汉朝对西南的第二次经营是在平定南越之后，元鼎六年，汉武帝趁着平定南越之时，全军士气高涨，以此为契机，出兵西南，一举拿下頭蘭、且蘭、邛、筰等不服从汉朝的夷人势力。
夜郎、滇国、冉駹等当地的势力，见到这种情况则纷纷望风而降。于是汉武帝在此设立了牂牁、益州、犍为、越嶲等郡管辖西南地区，这样包括今天云贵地区和四川南部西部的广大地区就正式纳入西汉版图。此后，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管理的任务就是对现有成果的巩固维护统一，巩固统一的过程艰难复杂，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随着少数民族与汉朝的沟通越来越密切，少数民族在当地上层领导者的号召下，积极拥护中央政府，逐渐融入中华文化圈，成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另一方面，由于某一时期中央政府采取的民族政策失当，又或者是其他原因，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也会产生一些冲突。汉朝政府将西南地区纳入到郡县体系之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汉朝政府和少数民族之间也会出现摩擦，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出现少数民族的反抗。两汉时期发生过多次少数民族起义事件，如西汉成帝时期，夜郎王兴、漏卧侯俞和句町王禹互相攻伐，朝廷调停只有夜郎王不服，更是侮辱朝廷使臣，被牂牁太守陈立所杀，陈立一举镇压了夜郎王家族的叛乱。王莽时期，由于王莽对少数民族政策的不当，引起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起义，王莽多次出兵均以失败而告终。西汉王朝在经营西南地区时，这个过程是曲折的，有时甚至出现过倒退现象，但是其对中华民族的功绩却是不可估量的。汉朝在西南地区的经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南地区落后的局面，促进了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祖国西南边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