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地主贵族享乐生活的，有密县打虎亭一幅疱厨图和饮宴图，内画杀鸡、宰牛、酿酒、烹调的情节，婢仆择盘进馔的图象和宴请宾客的场面。表现娱乐的，有沂南画像石的乐舞百戏图，内有惊险的马戏，丰富多彩的杂技，鱼龙曼衍之类的化装节目。在一幅画幅中，表现数十个精彩节目，非常现实生动。小幅构图，有表演七盘舞，或描绘巴俞舞等。洛阳出土的汉画砖中绘有上林虎圈斗兽图。又有军面戏(翻筋斗)、舞偶人戏(傀儡戏)。其他还有鸟获扛鼎、跳丸、跳剑、走索、钻刀圈、马上倒立图景，以及坐着观舞的人，蓄养倡、伎、优伶，宴会，歌舞、吹竽、弹琴图景。表现各种劳动的，有汲水、烧火、杀猪、宰羊、杀鸡、打鸭、烧茶、煮饭。在狩猎图中，可以看到猎人和猛兽搏斗。在孝堂山石刻中，有一幅在地主家堂前，四个人拉着一辆鼓车，七个人吹打杂技，前后演奏。《汉书·梁冀传》：“当春秋佳日，冀与其妻，共同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以倡使，鸣鼓吹奏，酣怄竟路，或连继日夜，以形娱姿。”孝堂山的石刻画，正是这种生活的写照。在许多丰收图与宴乐图中，沂甫画像石最为出色，其左面雕着用牛车载着谷物，在打谷场上堆积着粟米以及农民用口袋运粮情形，同时，还有人坐着监视。表现宗教和神话故事的，有“虎吃女魃”打鬼仪式的大图。表现生活技艺的，有冶炼、纺织、戈射、播种、收割、采莲、采桑等石刻。总之，汉画像石、画像砖的内容是极为广泛的。其特点是写实。《淮南子》中说：“寻常之处，谨毛而失貌。”高诱注：“谨细微毛，留意于小，则失其大貌。”即要抓在对象的比例动态，从大处着眼。刻画主要讲究线条，粗细交错，变化转折，简朴拙质，奔放活泼为其特色。
西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西汉时期，教育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工具，更是国家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基石。在武帝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儒家学说成为教育体系的核心。这一政策旨在培养德才兼备的儒生，进一步规范社会秩序。西汉政府在京师设立了太学，旨在培养高级儒生，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了郡国学和县学等地方学堂。这些学堂主要教授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六经”，注重道德规范与行为标准的培养。此外，政府还编纂了一系列教材来规范和推动教育体系的发展。西汉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儒家经典如《五经》、《诗赋》、《射御》等。教学方法上，太学设有专职教师如五经博士，负责讲授经典儒学，而地方学堂则承担普及基础伦理道德教育和识字知识的任务。此外，政府还鼓励私人办学，形成了多元并行的教育格局。
教育对社会的深远影响。西汉的教育政策不仅提高了社会的文化水平，还培养了大批文化精英。通过教育，儒家理念被深深植根于人民的思想中，有助于维持帝国的统一与稳定。尽管教育内容在东汉时期趋于单一和僵化，但整体上，西汉的教育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道德教育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方面。西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自身的实现途径。总结起来，基本有三种，即学校教育、乡里教育和家庭教育。在具体的教育实施中，还非常讲究这三者之间的相辅相成。
在教化为治国之本的思想指导下，学校与其说是培养人才，造就上层精英的地方，不如说是开展思想教化的中心场所。西汉的学校教育被视为思想教化的一种重要途径或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西汉教育的发展，则是离不开一个人所做贡献的，而这个人就是董仲舒，这位汉武帝时期的顶级大儒，在此方面可谓是绝对居功至伟的。首先是中央官学。董仲舒指出，办学校是进行教化的最好途径，他说“立辟雍库序，修孝锑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昭辛雍是中央的学校，库序是地方的学校。董仲舒建议中央办太学，认为“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将立太学育贤才作为教化的本源。地方官学同样是促进一方教化的中心场所。在中央办太学的同时，地方学校也要办。董仲舒说“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主张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体系，库序即为地方学校的泛称。西汉地方官学将推进教化与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办学宗旨，并且在实践中，将两者很好的结合了起来，地方官学遂成为该地区实施礼教的中心和辐射源。地方官学通过示范和服务的手段影响、带动民众，在革除陋习、移风易俗、推进教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西汉政府比较重视社会教育，其社会教育也具有一定的井系，有着不同的教化形式。办学校进行教育是很有效果的，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进学校接受教育。太学的招生名额有限，一般平民子弟也难以有入地方官学的机会。
为此，董仲舒说“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必须通过地方官吏宣扬“三纲五纪”等教化内容，来教导万民。这种社会教育，在古代也是有的，而且是有效果的。他说，古代在地方上都设有“德教之官'，，专门以德教化民，万民经过教化后，就没有人再犯法入狱，所以社会秩序十分安定。地方官吏是万民的师表，有教育万民的义务。如果他们以圣人的善，君子的德教育万民，必将取得良好的效果。西汉奉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在统治者高度重视孝的社会环境下，家庭教育的各种形式中都贯穿着孝的思想，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教育成为西汉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在家庭教育中处于异常重要的地位。西汉的家庭教育，促进了家庭和睦，稳定了社会秩序，把“以孝治天下”的任务直接落实在乡亭、家庭，有利于把《孝经》思想转变成为社会化的思想。家庭教育是西汉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西汉家庭教育的形式多样，在内容上则以习字教育为基础，以孝道教育为核心，以家庭伦理和社会规范教育为主旨。家庭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家庭成员修己以安人，在于教会家庭成员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伦常关系及掌握社会生活的准则。汉代家庭教育以教民“莫善于孝”的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孝道教化的作用，使社会伦理道德思想得以普及，使人们能自觉地把其作为行事之总则。这对维护西汉社会的稳定、维持西汉两百余年的统治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动，教育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从此兴起，教育的对象由贵族官僚子弟向普通民众子弟转变，教育的普及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到汉代，在汉初无为政策的大环境下，统治者废除了秦朝的“挟书律”，这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特别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将教育和入仕相结合，从而激发了当时社会各阶层民众学习的热情，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各级学校的发展和兴盛。在汉代统治者以教化为主的教育理念影响下，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在其培养对象上没有严格的身份限制，这就使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可以有受教育的机会，并作为走向仕途而参与政治的一种途径。关于两汉农民受教育的状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体现。
第一、国家的教育理念和政策。
汉代的教育理念可以说是和国家的治国统治方针的形成相始终的。汉朝始建，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改变了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统治方式，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但教育仍是国家重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并着手草创有关教学要求的一些法律。西汉之初，虽然一些儒生仍致力于改良儒家的各派学说，使之能够运用到实际政治中去，但儒学尚未引起统治者的充分重视。同时，一些儒者积极地进言献策向当政者表达自己的思想，叔孙通曾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学者陆贾在《新语》中提出“设辟雍庠序之教”，主张通过对庶民大众实行道德教育，进行思想上的感化。在此期间，汉代统治者也在不断地探索治国方针，对儒生的看法逐渐发生改变。如一向鄙视儒生的刘邦，曾在陆贾的规劝下，认识到能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并由此开始重用士人，下求贤诏征召贤士。汉惠帝时下令“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这就为当时教育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文帝时，贾谊继承并发展了陆贾的思想，提出只有教化，才能使民“绝恶于未萌”，认为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下，推行教化的关键在于各级官吏，即“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但汉初这些儒生关于治国方针的思想和言论并没有对统治者产生大的影响，在有关教育方面的探讨还仅仅限于理论的层面。而对汉代教育理念和政策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董仲舒。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诏举贤良时所上的《天人三策》中提出要实现国家的大一统，他指出治国之道在于“任德教”、“兴教化”，而教化要由贤才来实施，这就必须兴办太学来培养贤才，“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董仲舒还批评了汉初“荫任”、“富赀”的郎官制，主张应任贤使能，建立严格的人才选拔机制，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又在承相公孙弘等人的建议下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员，太学正式建立。对于该时期的教育理念，从汉武帝在其下达的兴学诏书中可窥其一斑。
由此，汉代统治者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教育政策，奠定了以教化为主的教育理念的基调。自此以后，两汉时期的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推崇儒学，将教育的教化功能置于首要地位，这既促进了儒学在教育领域中的发展，也有利于国家意识形态在庶民大众中的传播和渗透。
两汉时期，这种以教化为主的教育理念一直到东汉都未发生改变，另外，汉代统治者还为在太学求学的学生提供了一些优待条件以便于他们更好的学习，如学生不仅可以不交纳学费，还可以免除徭役赋税。当然，地方官学也常常给学生免除徭役的优待，如任延办武威郡学，学生均“复其徭役”。汉家王朝的这种优待条件给求学的普通民众特别生活困苦的农民子弟解决了后顾之忧，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求学热情。通过以上所论可知，汉代统治者兴建太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崇乡党之化”，这种以教化为主要特点的学校教育理念肯定也是郡县乡里各级各类学校的基本指导方针。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汉代的学校教育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应是对所有庶民大众开放的，从理论上来讲不应有出身门第之别，这样可以使国家的统治理念和伦理教化等能够推广到所有民众中去。
第二、官学的招收对象。
西汉中期以后，为满足对民众实行教化和为国家培养贤才的需求，在儒学独尊的教育政策下，各级官学相继建立。汉代的官学主要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其中中央官学以太学为主，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东汉时出现了宫邸学、四姓小侯学以及鸿都门学；而地方官学主要是郡、国、县之类的学校。以下通过对官学的招生标准和教育对象的了解，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两汉时期农民受教育的状况。
首先，来看太学的招收对象。
关于太学学生的身份，马廷鸾在《论西汉博士太常得失》中指出，西汉“公卿子弟不养于太学”。当然，以上所举这些学者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笔者认为，我们应从当时太学学生的出身来源来看其性质究竟是面向贵族官僚子弟的教育还是面向普通民众子弟的教育。据上文所述，汉代统治者设置太学主要是以教化为主以此来为国家培养人才。另外，从丞相公孙弘的奏议中也可看出政府将太学的招生对象限定在“民”的范围内。这里所指的“民”应是涵盖当时所有符合条件的民众，不应有身份的限制，这应该是汉代统治者设置官学的初衷。诚然，国家的制度规定还要看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情况而定，因制度最终是要贯彻落实到庶民大众的，所以随着社会结构的动态发展，其内涵也会有所变化。两汉时期，在太学建立之初，因官员子弟及贵族子弟可凭其特殊身份通过“任子”等途径走向仕途，太学并不被这些贵族官僚子弟所看重，因此，当时太学的生源主要以普通民众为主。但在汉代统治者通经入仕选官制度的影响下，太学逐渐成为民众的仕进之途。在这种情况下，西汉后期，贵族子弟和官员子弟开始逐渐加入其中，使太学的招生对象逐渐复杂化。特别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秉政，并规定了贵族官员子弟就读太学的特权，即“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到东汉质帝时，更是明令中级以上官员有义务将子弟送往太学读书，这样，太学的学生成分逐渐变得复杂，太学中出身贫贱的普通民众子弟甚至还受到官僚子弟的嘲讽，如霍光的儿子霍山曾说：“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当然，这从一个侧面可反映出儒生中农民子弟居多。不过，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国家并没有限制普通民众子弟入太学求学的权利，太学生中既有官僚贵戚，也有贫寒子弟。对此，从史籍的记载中可略窥一斑。可见，在整个两汉时期，作为汉代国家的最高学府，对学子并没有严格的出身门第规定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