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身为隋朝的旧臣，深为赏识隋代宗臣中的一些才能卓越者。因此在开国之后，他大力提拔任用这些隋朝的宗亲及旧臣，招抚了许多隋朝降将。这些人在新朝各显其能，各尽其用，使唐朝的政局在开国不久便大有起色。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认识到曹魏以来“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士的弊端，为广招人才扩大统治基础，缓和社会矛盾，依然沿袭了隋朝创设的科举制度。武德四年（621年），根据李渊颁布的敕令，唐朝开始设置明经、秀才、俊士、进士诸科的选士制度，成为唐朝开始科举取士的标志，李渊还于武德年间开创了制举。与其他各科相比，武德一朝创立人才选拔制度对儒学人才更为重视[101]。在科举取士之外，李渊还采用了汉魏六朝以来的荐举制，作为对前者的补充。自武德之后，以科举为主辅之以其他方式的人才选拔制度完全确立。
宽简刑罚，制定《武德律》
在律法方面，李渊于太原起兵之时就曾颁布有宽大之令，从而使得那些先前苦于隋朝苛政的百姓闻之，竞相前来归附。攻占长安之后，李渊更是对唐军约法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其余一并蠲除。登基后，李渊于武德元年（618年）大赦天下，减轻刑罚。在此后的执政期间，他更是遇事便行大赦，对百姓务从宽宥。
隋朝时曾相继制定开皇律和大业律，但李渊对于隋律的改革实持每况愈下之见，所以他在登基之后命裴寂、刘文静等“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由烦峻之法”，以宽简作为其立法定律的指导思想。其后，又令裴寂与尚书右仆射萧瑀等撰定律令，其“大略以开皇为准”。至武德七年（624年）五月颁布《颁定科律诏》，将新修科律颁行天下，是为武德律。武德律修订的原则是“斟酌繁省，取合时宜，矫正差违，务从体要”。虽然其篇目“一准隋开皇之律，刑名之制又亦略同”，但武德初选定开皇律作为唐律修订的蓝本，以律、令、格、式等部分构成了唐代完整的法典体系，不仅为后来的贞观律、永徽律、显庆律、垂拱律、开元律等的修撰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基础，并对后世和周边国家的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军事
加强武备
李渊在唐朝开国之初，为了早日平定地方叛乱，完成全国统一大业，便大集诸军、加强武备，并继续沿袭北朝以来推行的“兵农合一”的府兵制。
统一战争
唐朝开国后，许多地方还在分裂之中，农民起义军和隋朝残余将领割据各地。李渊在长安安定之后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统一战争。李渊、李世民父子对农民起义军首领或割据势力，用招降或武力消灭两种方式同时进行。先后平薛举薛仁杲父子，灭河西李轨，北定刘武周，逐鹿中原，灭王世充、窦建德和萧铣，招降杜伏威，完成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至贞观二年（628年）唐灭梁师都，中国重新统一。
经济
劝课农桑，厉行节俭
隋末兵乱迭起，致使田亩荒废，百姓饥馑。天下统一之后，李渊便下《劝农诏》，要求州县牧宰对民众“明加劝导，咸使戮力，无或失时”。随后，唐廷相继颁布一系列诏令，以辅助农业生产，如《罢差科徭役诏》《申禁差科诏》等。通过此类诏令，唐朝将“蠲减徭赋”“不得差科”等作为日常化管理制度予以确立。为避免臣民因沉湎酒醪欢娱而大行屠酤，造成不必要的社会资源浪费，导致耕牛数量减少，李渊发布了《禁屠酤诏》以提倡节俭、禁行屠酤。总的来说，这些措施有力保障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为了避免征求不息使百姓不堪重负，李渊以身作则，厉行节俭[110]。为节约财政开支，减轻隋末以来京城寺庙道观因结构庞大、人员芜杂造成的资源浪费，李渊诏令澄清释迦、阐教。有感于隋炀帝的巡幸过度，遍建离宫，广采民女，糜费繁恣的情况，他还颁教将“驰道所有宫室，悉宜罢之，其宫人等，并放还亲属”。
经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的颁行，武德年间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赋役制度
在赋役制度方面，李渊主要延续了北魏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又实行了租庸调制。
武德二年（619年）二月，李渊初定租、庸、调法。当时因战争而未真正实施。随着天下一统，社会形势渐趋稳定。李渊于武德七年（624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调法”，开始在全国推行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是一种以人口为基础，以土地为载体的赋役制度，从国家角度讲，它为征税提供了一个颇具操作性的执行标准，在唐代前期扩大并稳定了国家税收，有力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从民众角度看，它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户负担。由此可见，李渊在位之时创立的租庸调制适应了隋末唐初现实社会，成为唐代前期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
币制改革
唐立国之初，仍然沿用汉代以来通行于世的五铢钱。武德四年（621年）七月，为整治混乱的币制，李渊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时人认为“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一度使“远近甚便之”。贞观年间仍继续沿用开元通宝，高宗时一度改铸新钱，最终复行开元通宝。开元通宝的使用，使唐代货币保持了长期的统一与稳定。它在钱币铸造的形制、重量上成为唐代乃至后世各朝铜钱的范本。
文化
文教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认为“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在对现实社会和传统惯性的考量中，选择了儒家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鉴于“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博深”，李渊提出“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的指导思想。他创立了中央官学，并以国子学来统摄六学。同时还在国子学中立周公庙、孔子庙，四时致祭，并礼遇其后代。在此基础上开始在国家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行礼制，借助礼制来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