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隋代所开的运河其实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或是疏浚前代留下的运河。杨广所开凿的运河其实是利用之前众多王朝开凿留下的旧河道，加以疏浚。
杨广下令调征河南、淮北诸郡人民百多万人修通济渠，西段自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循阳渠故道，东段走汴渠故道入淮水[82]，他还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人修东汉陈登所开的邗沟直道，自山阳至杨子入长江，渠宽四十步，两旁皆筑工整平坦的御道，夹种杨柳。从长安到江都，修建离宫四十多座。接着，他派人到江南造龙舟和杂船数万艘。而后，杨广又下命疏浚汉代屯氏河、大河故渎与曹操所开白沟为永济渠，疏浚春秋吴运河、秦丹徒水道、南朝运河为江南河，后统名为隋朝大运河。
在杨广以前，如曹操、邓艾、桓温、刘裕，对河淮交通，均常施力，隋炀帝以后，如唐如宋，亦须时常浚汴，始能利用，充其量，隋炀帝不过加工较完满之一员，其过度推崇者，一方面由昧于水利之历史，别方面则根于事经创作便可享成之依赖心理。
杨坚曾于开皇四年（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
仁寿四年（604年）改名永通渠。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大业元年（604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修阳渠故道、汴渠故道为通济渠，同年修东汉陈登所开的邗沟直道，大业四年（608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疏浚汉代屯氏河、大河故渎与曹操所开白沟为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疏浚春秋吴运河、秦丹徒水道、南朝运河为江南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代江苏镇江）到达会稽（现代浙江绍兴）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代的BJ）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隋朝大运河以会稽、洛阳、涿郡为三点，江南河、邗沟、通济渠、永济渠四段，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汴河）、永济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元、明、清时期，朝廷再修大运河的时候，将河道直接取直，由BJ直通杭绍，不再绕道洛阳。
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至会稽，北到涿郡（今BJ），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东南沿海和华北大平原上，经过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BJ七个省市，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后世元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京绍大运河的大部分河道不是隋朝大运河的河道。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
文化
完善科举
大业二年（606年），杨广增设进士科。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进士试居次。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与唐之科举有一定区别。
杨广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大业三年（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
大业三年（607年），杨广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
大业五年（609年），杨广又下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
但对于隋朝是否开创进士科，是否开创科举，历来有争议，薛登、杨绾、杜佑、刘肃等那一再明确说“炀帝始建进士科”，陈直根据1902年洛阳出土《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认为进士科始于大业元年。
根据隋文帝、隋炀帝的诏书，隋朝仍然是让五品以上官员推荐人，没有允许平民“投牒自进”参加，并不具备科举的本质与主要特点，反而在实质上仍然是察举制，在实质上与汉朝的察举制一样。
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朝。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但实行的实质却仍然是察举制，具体见研究过科举制的历史学家何忠礼的《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金铮的《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
俞大纲、唐长孺、何忠礼、金铮等历史学家认为唐朝开创了科举。何忠礼认为隋代实行的仍是察举制，进士科也起源于唐。
俞大纲对隋置进士科一条颇有疑义，他说：“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试，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提出士人“投牒自试”是科举制度起源的主要标志这一极有价值的见解。唐长孺提出了与俞大纲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特点在于是否“准许怀牒自试”，而南北朝后期，已出现士人“怀牒自试”的个例，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正在萌芽之中。
何忠礼提出，考察整个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应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并通过多方面的论证，认为上述特点中的“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代，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
藏书事业
杨在江南任扬州总管时就网罗学者来整理典籍，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间，共成书一百三十部，一万七千多卷。杨广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这对于保存中国古代的典籍做出了贡献。
杨广使隋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总括全国各地方的总结性地方志。隋炀帝诏命天下诸郡绘制各地风俗物产地图，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杨广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
裴矩在奉敕去张掖，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时，搜集了有关西域的山川、风俗等资料，撰成《西域图记》，书中有地图，有记述，还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人的彩绘图，是地理学名著。“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杨广不仅兴办学校，还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封氏闻见记》记载：“炀帝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列以贮之。”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杨广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份图书毁于战火。
尊崇儒教
杨广崇敬儒教与孔子，于大业五年（609年）下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在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