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文：先秦儒家“文”义的源起与诠释
- 廖恒
- 3459字
- 2021-03-15 17:58:23
第五节 研究现状
一 先秦儒家思想研究
近代以来，对先秦儒家的研究从1900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24]这一阶段是传统经学解体与“中国哲学”作为近代学科的建构时期，陈黻宸、谢无量、钟泰均以《中国哲学史》为名出版专书，但观念与知识形态上仍近于旧学，至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其以西释中的新范式领风气之先，与前倡之文学革命说合流，故“暴得大名”，成为学林领袖，[25]但其激进姿态所招致的批评和问题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那里才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冯著《中国哲学史》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为中国学问的现代形态提供了一个学理上可论证、可持续发展的样本。“哲学化”的主流之外，章太炎、廖平、蒙文通、李源澄等承经学余绪，多有所作，但并未得到重视和关注。同样持儒家立场的“第一代新儒家”在先秦儒学上用力甚伙，如熊十力的《原儒》《读经示要》、马一浮的《复性书院讲习录》、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论语新解》等；而作为儒学批评者的顾颉刚、郭沫若等也以《古史辨》《十批判书》不断提出挑战。1950年到1980年为第二阶段，研究重心转移到港台，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第二代新儒家”的著作如《中国哲学十九讲》《心体与性体》《中国人性论史（先秦）》《中国哲学原论》中对儒家渊源、流别的探讨尤为深入，牟宗三以康德哲学为架构，建立了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第三阶段是1981年至今，论文和专著的数量大大增加，如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阐发“儒道互补”论、陈鼓应提出“道家思想为中国文化主干说”、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对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应用、吴兴明《谋智·圣智·知智》对中国谋略文化知识形态的研究、陈少明对经典生活世界经验的研究，以及持续多年的简帛研究热潮，如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老庄孔孟哲学的底蕴及其贯通》、廖名春的《论帛书 〈系辞〉 的学派性质》，等等。另外，汉学家的研究也蔚为大观，如柏林大学首位汉学教授高廷（J.J.M.de Groot）的《普适主义》（Universismus）、葛瑞汉的《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史华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芬格莱特的《孔子：即凡而圣》、弗朗索瓦·于连《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道德奠基》、郝大维、安乐哲的《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通过孔子而思》等，对于儒家的研究也极有参考价值，其以翔实的文献与扎实的哲学功底，所出成果常予人启发。
二 先秦儒家文论的相关研究
在一些重要的文论通史中，这个论题的研究时有涉及，如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等。相关专著如吴兴明《中国传统文论的知识谱系》（巴蜀书社2001年版）、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文本与历史之间——中国古代诗学意义生成模式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探讨文论与儒家思想的文章时有发表，如程勇《内圣外王之道与儒家文论话语构建的原初向度》（《广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2期）、《简论汉代经学视野中的儒家文论》（《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先秦儒道文论叙述中的显性话语与隐性话语》（《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袁济喜《关于先秦儒家文论的再认识》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王毅《略论先秦两汉儒家文论中的情志关系说及其意义》（《山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董朝刚《论中国古代文论与儒、道思想》（《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杨海文《“互文”与“互动”：儒道关系新论》（《福建论坛》2005年第6期）等。
值得重视的是，就文体而言，先秦时期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彼时未有今之所谓散文、学术文章、应用文的分类，也难以分类，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写道：“我国古代散文……（所谓文、史、哲不分），并非是一种独立的审美形态。而在以后的发展中，散文作品一直秉承了这样的特点，审美性的散文虽也有出现，但占据主流的仍是将应用文、学术文加以文学化。……因此，文体的分类往往成为一切单篇文章的分类，对 ‘文’的理解既广，当然所包容的体类就十分繁多了。”[26]
徐正英认为，以纯文学为标准来看待和研究文学是近代西方传入我国的文学观念，并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史实，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学是一种大文学观、杂文艺观，这是中国文学固有特征的真正体现。他指出：“即便被称为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家所讨论的文学对象亦仍以应用文为主。曹丕所称 ‘经国之大业’的 ‘文章’就主要指奏、议、书、论、铭、诔等，陆机所论十种文体、挚虞所述十一种文体除诗赋之外亦皆应用文体，《文心雕龙》所分三十三大类八十四小类文体，除骚、诗、乐府、赋四大类六小类外，其余亦皆为应用文体，《昭明文选》所收三十九类文体中除赋、诗、骚三类外，其余三十六类也全是应用文体，更不用说宋代的《文苑英华》将有史以来所存文体皆纳入文学范围了。”[27]
余虹先生采用现象学还原把“文论”还原到语言论、生存论两个维度，从而为“文”的原初意义找到可靠的基础。吴兴明赞成余虹先生对于传统“文论”的西学同一性预设的破除，但是他认为“还原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走向。还原总是向着意识自身的逻辑归属域回返，还原之为走向意识的深处，总是从历史知识的经验状态走向开启此种知识的先验域位”[28]。因此他认为以任何目的论、连续性、普遍形式、先验结构等预设来面对思想史，都将封闭思想史。他认同福科的看法，用一种彻底的历史主义的策略，即斩断历史叙述之任何先验可能性的策略即“知识谱系学”（genalogy）。在《中国传统文论的知识谱系》一书中，吴兴明用此方法对传统文论进行了谱系学考察。
对于“文”的知识考察还有彭亚非的《先秦论“文”三重要义》（《文史哲》1996年第5期）、《原“文”——论“文”之初始义及元涵义》（《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袁济喜的《关于先秦儒家文论的再认识》（《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此外，俞志慧《君子儒与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基于扎实的文献材料对儒家文论的若干重要命题作出了阐释，认为这些命题所对应的并非审美的文学，而是建立君子人格的政教。
[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9页。
[2]周振甫：《文心雕龙辞典》，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页。
[3]郭绍虞：《儒道二家论 〈神〉 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燕京学报》1929年第4期。
[4]陈寅恪：《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 审查报告》，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中华书局1961年版。
[6]陈寅恪：《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 审查报告》，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中华书局1961年版。
[7]钱穆：《国学概论·弁言》，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页。
[8]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页。
[9]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壹 先秦两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12]Karl Jaspers,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Müchen, 1957, S.14-15.
[13]Karl Jaspers,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Müchen, 1957, S.15.
[14]Brockhaus Enzyklopädie in 24 Bände,Band 24, F.A.Brodehaus, Mainheim, 1993, S.88.
[18]Dasein一词，有亲在（熊伟）、此在（陈嘉映）、缘在（张祥龙）、此是（溥林）诸译，这里取较通用的译名。
[20]余虹：《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文学本质论问题论纲》, 《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1]余虹：《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文学本质论问题论纲》, 《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2]余虹：《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文学本质论问题论纲》, 《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4]近代以来的儒学研究阶段各有说法，这里采用的分期主要参见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编辑委员会《二十世纪儒家研究大系》，中华书局2003年版。
[25]余英时：《中国近代史上的胡适》，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页。
[26]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7—498页。转引自徐正英《甲骨刻辞中的文艺因素》,《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