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澳门早期设计艺术
设计（design）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基本范畴，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其领域涉及人类一切有目的的活动，反映人类的自觉意志和经验技能，与思维、决策、创造等过程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狭义的“设计”则主要指有关美学实践的领域内，甚至只限于实用美术范畴内的各种独立完成的构思和创造过程。虽然，“设计”一词在20世纪以后才被广泛使用，但自从有了人类，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人类的设计活动。人类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类的创造史、设计史。我们可以从澳门考古发掘成果认识澳门古代设计艺术，理解古代澳门人的生活方式。
（一）原始社会时期的澳门设计艺术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门先后经历了1973年、1977年、1985年和1995年四次规模较大的考古发掘，几十年来考古学家对澳门的考古发掘证明，澳门最早的人类活动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图1-3 石锛、磨石
图片来源：陈炳辉：《澳门史前考古与文化》，澳门：民政总署、澳门艺术博物馆，2003。
距今6000年前，澳门地区就有人类采贝捕鱼、采集狩猎的痕迹，考古学家在竹湾、黑沙北部、黑沙南部、路环村、九澳村等地，先后发现了人类早期制作的陶片、手环、石斧、玉器、玉髓刮削器和玉器作坊遗址。
石器，早期人类用于生产、生活和抵御动物的石制工具和武器，经历了砸打制成工具的旧石器时代和采用磨制、钻孔技术制成工具的新石器时代。尤其是早期人类在磨制工具的过程中，运用已有的“形态”知识，赋予石器更加精确且功能性强的形状，以使其更加合乎“人”的使用，使人拥有更高的工作效率。在澳门路环黑沙遗址出土的石器基本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包括石斧、石锛、砾石尖状器、磨石、砺石等生产工具（图1-3）。1980年，在关闸附近出土了一把大约4000年前制造、磨制精良的长条形石斧和一件青铜斧，还有一些陶片、石器。而澳门博物馆兴建之际，在对大炮台、圣保禄学院和教堂进行考古发掘时，曾捡到两件打制的燧石石器（图1-4）。
图1-4 燧石石器
图片来源：陈炳辉：《澳门史前考古与文化》，澳门：民政总署、澳门艺术博物馆，2003。
彩陶，新石器时代一种彩绘的陶器。先将彩绘在坯上，然后入窑烧成，烧成后陶器上的彩触水不脱。一般在红、橙黄、灰色陶胚上，绘上黑色或深红色花纹图案，最常见的有几何纹、动物纹、植物纹和人物纹。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马家窑、大汶口、大溪和屈家岭等文化都发现了具有相当高艺术水平的彩陶。在澳门路环岛黑沙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陆续出土了大量6000年前的罐、釜、豆等人类生活使用的彩陶器皿，其中陶片就有5000片之多，陶片上的纹饰丰富多彩，包括刻画纹、蓆纹（编织纹）、条纹、波浪纹、水滴纹等（图1-5）。1977年6月，在黑沙遗址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一件可复原的圈足彩陶盘（彩插1-2），由于其形制、彩绘和制造方法与香港大湾出土的彩陶如出一辙，考古学家将它称为“大湾式彩陶盘”。这是一件器形相对完整，而且将功能、审美、技术等方面完美结合的新石器时代的典型代表作品。
图1-5 陶片纹饰拓片
图片来源：陈炳辉：《澳门史前考古与文化》，澳门：民政总署、澳门艺术博物馆，2003。
玉器，“石之美者为玉”，它是石的发展和延续。最初，玉被开采后用于制作工具和武器的尖部或刃部。后来，由于玉质地坚硬，采集和雕琢的困难限制了玉制品在实际用途中的广泛性，加之“玉”本身具有丰富的色彩、柔和的光泽、温润的触感等美的因素，因而人类赋予它高度的评价，认为玉是一种价值极为珍贵的物品，以至于把等级观念和宗教意识渗透到玉制品中去。我国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江南的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以及广东的石峡文化等原始文化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这时期玉器除了玉铲、玉斧等生产工具外，还有佩戴装饰、礼仪祭祀的玉器。1995年，澳门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在黑沙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距今4000年至3000年前的玉器制作作坊，出土了一些玉石制品，有石英环玦（图1-6）、成品、废片、素材和制作工具等。研究者认为，澳门黑沙遗址出土的“玉玦”应该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图1-6 石英环玦
图片来源：陈炳辉：《澳门史前考古与文化》，澳门：民政总署、澳门艺术博物馆，2003。
岩画，用矿物质颜料涂绘，或者用石器、金属工具在岩石壁面上磨刻、敲凿的图形、图画和符号等，往往具有“图与文”的功能，好像是一种象征，或者记载着什么，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产物。中国是世界上岩画遗迹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东起黄海之滨，西至昆仑山口，南到澳门、香港，北抵黑龙江畔，有遗址上千个。1982年，在澳门路环九澳湾南部的山谷，葡萄牙人阿纳素（Mr.Manuel de Araújo）发现了图形为方格棋盘状的石刻（图1-7），同时还发现了船形图（图1-8），它是由人工敲击刻绘而成的船只形状的岩画。1985年，阿纳素带领香港考古学会成员再次对岩画做了细致的考察、研究，并对此做了拓片。方格棋盘状的图形和船形图都是经过提炼的极为单纯的平面形象。类似的石刻、岩画在香港、珠海均有发现，学者认为这是新石器时代或青铜器时代的遗迹。先民之所以绘制岩画，并不是纯粹从艺术的角度进行创作的，也不以观赏为最终目的，而是出于某种实际用途，为表达意愿而设计与绘制图形、图画和符号。它似乎在记录着、诉说着古代澳门发生的事情，在表述着一定的含义，验证了早期澳门人的渔港生活方式。总之，岩画是体现功能与形式相互结合、统一的人类设计活动。
图1-7 方格棋盘状石刻
图片来源：陈炳辉：《澳门史前考古与文化》，澳门：民政总署、澳门艺术博物馆，2003。
图1-8 船形图岩画
图片来源：陈炳辉：《澳门史前考古与文化》，澳门：民政总署、澳门艺术博物馆，2003。
杆栏式巢居，反映早期澳门人居住状况。因为，澳门地方多雨潮湿，遍布毒草蝮蛇，先民可能习惯于杆栏式巢居。在大炮台被选定为澳门博物馆馆址后，1990～1995年，中葡学者对大炮台、原圣保禄学院和教堂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三四处“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房子的柱洞遗迹”[5]，但该遗迹由于博物馆的兴建而被埋没。从考古的这一发现和澳门气候、地理特点，我们可以推测早期澳门建筑是杆栏式建筑。
由于澳门的黑沙和关闸出土的文物与珠海唐家、金鼎、香洲、南湾屏、湾仔、前山、南水等地出土的文物极为相似，因此，可以说黑沙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珠江三角洲的一种普遍文化类型，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关闸出土的石斧、青铜斧和大量陶片，也说明连接澳门与大陆的莲花茎已经形成，关闸所在的莲花茎成为连接澳门与大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见证了澳门先民在澳门半岛北端的生活、生产状况。遗憾的是，由于受澳门半岛北部营建与填海工程的影响，这一带更多的考古遗址、遗物很有可能受到破坏，被永久地埋在了地下。
（二）澳门早期设计艺术的特征
澳门的史前遗址大多分布在海湾沙岸地带，这种环境足以为海洋文化取向的史前人类提供生存、繁衍的条件。在黑沙遗址出土的石锛、砺石、纲坠、砾石尖状器、彩陶、辘轳等器具，证明了他们以渔猎为生——从海洋里获取丰富的海产品资源，从田野、山冈采集与猎取丰富的可食用动植物，在生活圈内，从山泉、小溪和泻湖汲取可饮用的淡水，与此同时，他们为生存、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创造、设计出丰富的将功能与形式结合起来的器具。
澳门早期设计艺术特征的表现与当时澳门经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有关，与当地人们的生产技术、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有缘。我们可以从器具的功能、审美、技术等方面分析澳门早期人类设计艺术的特征。
第一，功能，从器具的造型分析它们的使用功能。
生活用具反映了早期澳门人的生活。从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主要包括釜、罐、钵、盘、圈足盘等，其造型纯朴、大方，以实用为最终目的，也具有朴素的审美特征。釜为炊煮器，罐为储存器，也许一器多用，从器形上看，釜、罐均可将炊煮、盛食的功能集于一身。钵、盘多为盛食之用，可能也有炊煮用途。考古学家在1985年出土的一件陶钵上发现了沾在陶钵上的少许碳迹，认为很可能是炊煮时留下的痕迹。
生产用具也反映了早期澳门人的生产。黑沙遗址出土的石器采用磨制、钻孔技术，包括钻孔石器、石纺轮、砍砸器、石锛、有肩石斧、石环等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和猎取动物使用的杀伤器械。造型依功能目的而设计，使用方便、灵活，力求结实、耐用，以寻找合乎“人的使用”为规范、原则进行设计。实际上，“石制工具和武器的演变——因为必须记住，一件武器也是一件工具，一种用于杀伤的器械——一开始就着眼于工艺和美学的结合，人们要求它美观和实用最大限度的结合，即实际用途和心理满足的结合”[6]。在原始社会，生活、生产工具往往也是武器，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但“一开始就着眼于工艺和美学的结合”“实际用途和心理满足的结合”又如何解释呢？首先，早期人类已经具备感受美、创造美的生理条件；其次，合乎“人的使用”功能，其用具自然也是美的，这是设计美学理论所强调的“功能美”。1980年，在关闸附近出土的青铜斧（图1-9），无论从形态上还是从功能上，都与现代的斧头极为相似，堪称“功能与形式”“实用与美观”完美结合的代表性设计作品。
图1-9 青铜斧
图片来源：陈炳辉：《澳门史前考古与文化》，澳门：民政总署、澳门艺术博物馆，2003。
祭祀用具可反映早期澳门人的宗教信仰。1977年黑沙遗址出土的可复原的圈足彩陶盘，被称为“大湾式彩陶盘”，也被一些专家认为是一件用于盛食物的器皿，很有可能是一件祭祀工具，是早期渔民对海神表达崇拜时所用的祭祀器物。大湾式彩陶盘盘身外表、圈足内外饰红彩，圈足有排列有序、大小适中的镂空，并刻有水波纹、波浪纹，其造型与日常生活所用的食器不同。从大湾式彩陶盘的纹饰还可以看到澳门先民的渔猎生活。
第二，审美，从器物的彩绘纹饰分析它们的装饰风格。
在1985年对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上下两个文化层共出土陶片3000多片，从色泽、质地来看，包括上文化层的黑褐色夹砂陶片、红色夹砂陶片、白至灰色陶泥制、半泥制陶片，下文化层的暗红色和橙黄色的泥制、半泥制陶片。黑褐色陶纹饰有素面、绳纹、细绳纹、麻点纹（织物纹）和条印纹；红色陶纹饰除了黑褐色陶拥有的纹饰外，还有蓆纹（编织纹）和刻画纹；白至灰色陶纹饰除了上述两种陶的纹饰外，另有戳印文，有些白色陶片上有红色彩绘的痕迹。下文化层的暗红色和橙黄色陶片多施红色彩绘，在圈足部位通常有波浪形的刻画纹和镂孔。研究者认为，这些纹饰似乎具有早期几何纹陶的前兆，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后期阶段，距今5500年至4500年[7]。
陶器的设计与发明标志着人类设计活动由原始设计阶段发展到手工设计阶段，开始了中国设计史的新阶段。陶器起源很早，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陶器资料是1962年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出土的陶器，距今已有8000多年。与石头、木棒、兽骨相比，陶质材料更容易按照人类自己的心愿来设计制作器皿，比如，制作缸、盆、罐、碗、壶、鬲等各种器形的陶器，并且可以用各种图画来装饰，其装饰不仅为了美化，也为了实用，因为赋彩、挂釉之后，盛水时不会向外渗水。陶器的制作使人变得更聪明、更灵巧、更富有创造力。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人们开始过上相对稳固的定居生活，生活来源也相对有了保障。这时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察更加深入、细致，人的思维能力进一步提高，从而具备了把握自然界那些时刻变化着的，难以用图形模拟的事物表现出来的能力，比如在中国、中东、克罗特岛都曾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陶器表面上绘有波浪状、漩涡状、回曲状的“水”的形态，这些抽象形态被称为“有意味的形式”。而在澳门黑沙遗址出土的陶片，在圈足部位通常也有波浪形的刻画纹。后来，这种“有意味的形式”逐渐发展为规范化的约定俗成的“符号”，并具有稳定而美丽的形态。所以说，“陶器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合成的材料，用它制作的制品比使用天然材料更易于渗入和体现人类的精神因素，以及人的本质，这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8]。
第三，技术，从彩陶、玉器制作的方法、程序和工具分析它们的生产制作水平。
澳门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主要采用捏塑、泥条盘筑、泥片贴筑和模制等手制法，还有使用慢轮装置制成器形的轮制法。在黑沙出土的陶器的制作技法多为手制法，但在某些陶片上存有慢轮修整的痕迹，再加上1973年、1995年黑沙遗址出土了慢轮装置的转轴构件——辘轳（图1-10），因而可以断定黑沙遗址出土的陶片除了采用手制法外，还有轮制法，而轮制法的使用表明制陶成型技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另外，在不少陶片上发现了用石拍拍打器表时留下的凹凸漕纹。把和好的黏土或陶泥搓揉成条状，然后把泥条从下往上呈螺旋形一层层盘筑起来，并用泥浆将圈层之间的缝隙抹平，或用石拍、陶拍等简单工具将其拍平，使其层与层之间衔接紧密，浑然一体。石拍是不可或缺的制陶工具，在珠江口地区出土了许多石拍工具，说明澳门是“南海彩陶文化圈”的一部分。此外，1995年澳门黑沙遗址发掘成果之一，就是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石作坊，考古学家对石英环玦石材、成品、废片及制作工具的分析，说明当时澳门的玉器制作水平已达到一定程度，同时这也为中国古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图1-10 1995年黑沙遗址出土的辘轳
图片来源：李宏伟拍摄于澳门博物馆。
第四，杆栏式建筑，反映早期澳门人的居住状况。
在建筑学上，把栽立柱桩、架空居室的房屋式样称作杆栏式建筑。前面我们提到，1990～1995年，中葡学者对大炮台、原圣保禄学院和教堂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三四处“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房子的柱洞遗迹”。另外，由于澳门地方多雨潮湿，遍布毒草蝮蛇，澳门先民很有可能习惯杆栏式巢居。杆栏式建筑往往采用榫卯连接技术，这要比捆扎先进多了。我们从早期建筑的演变发展可以看到，人类对于居住条件的要求，随着在实用方面的改善，对外观造型和内部空间也愈加重视，将形、体、空间、结构结合起来运用，初步体现比例、对称、均衡、平行等一些形式美的规律，将建筑的实用性与审美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新石器时代，由于长期的实践活动，人们的思维能力发生了变化，熟练掌握了一些合乎规律的自然法则。在从写实到抽象，从形到线的发展过程中，先民赋予造物对象更多的审美、精神内涵，有意识地创造和使用比较纯粹的美的形式规律，对对称均衡、节奏、韵律、粗细、疏密、变化、统一等形式规律有初步的认识，并在设计活动中不断延续、修正，使之完善，这些都凝聚着早期人类的智慧，揭示了形式美的发展规律。总之，澳门黑沙遗址出土的石器、彩陶和玉器，是器具合乎“人的使用”而显现出来的功能与形式相结合的设计艺术成果，充分体现了人类造物活动的本质特征。
（三）秦汉至宋元时期的澳门设计艺术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在地方设立郡县制。澳门，自秦朝开始就纳入中国的版图和主权管辖范围，从此，历代王朝都对澳门进行过有效的行政管理，通过与各朝代的历史文献相印证，考古学家发现了各个时代的文物遗迹。
澳门是珠江三角洲沿岸的一个小地方，秦军南下统一岭南时，将澳门归属南海郡番禺县。在路环岛考古时，考古学家曾发现汉代的硬陶片，其中一片印有方格纹，另一片则带釉，并有半环形小耳。澳门在晋代属于东莞县。这些发现验证了秦汉以来，澳门一带已是南部中国先民择址聚居的地区。秦汉时期，澳门还被称为南越，据记载，那时的人们着短袖衣衫，跣足不履；善舟船，习水性，以捕鱼为生，鱼、蛇、蚌、蛤等是其主要食物来源。澳门在隋朝时期属宝安县，唐朝时期属东莞县。1973年，在黑沙南部遗址发现了一枚“五铢钱”（图1-11），其直径2.3厘米，中心正孔宽0.79厘米，外廓厚0.13厘米，重量为2.15克。五铢钱，在西汉、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隋均有铸造，被誉为我国历史上铸造数量最多、使用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长寿钱”。黑沙南部遗址出土的五铢钱，铜质较好，制作规整，外廓宽平，钱文“五铢”二字，分列方孔左右，右“五”左“铢”，从“五”字交叉两笔较直、钱径、重量、铜质等主要特征来看，它很有可能属于“小型隋朝五铢钱”（标准隋五铢钱一般径2.5厘米，重3.4克；小型隋五铢钱径2.3厘米，重2.25克）。同时，该遗址还出土了若干可能属于唐朝时期的陶瓷和一片绳纹夹砂陶片。
图1-11 五铢钱
图片来源：朱杏桂：《路氹历史馆》，澳门：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2006。
图1-12 青釉陶瓷碎片
图片来源：朱杏桂：《路氹历史馆》，澳门：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2006。
北宋时期，香山由寨升为镇，下辖长安等七个村，而澳门则属于长安村的一部分。1152年（南宋绍兴二十二年）南宋时设香山县，澳门归长安乡延福里恭字围，是香山县重要的盐场和海运出口地之一。直到鸦片战争时期，澳门在行政上都属于香山县管辖，并由派驻机构治理。考古学家在路环岛考古时曾发现若干宋代的青釉陶瓷碎片（图1-12），其胎质坚硬，釉色滋润，且有莲花等花卉图案装饰。
有较多居民在澳门定居下来是在南宋末年。南宋末年，宋军曾保护宋端宗赵昺到过井澳、大屿山等地，勤王兵马与元兵在氹仔海面决战。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在澳门定居。相传澳门的沙梨头土地庙建于南宋末年。元末明初，望厦、沙梨头、龙田、龙环和妈阁等村落逐渐形成规模。望厦世族赵氏祖先早在明朝初年就来到澳门定居，家庭成员大多来自福建、广东，后来世世代代居住在澳门。望厦、沙梨头、龙田、龙环、妈阁等村落的村民多擅长捕鱼、割蠔，他们世代相传，形成了以打鱼为生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以，渔民被认为是澳门最早的居民，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渔业一直是澳门的支柱产业。虽然也有部分人过着农耕与饲养的生活，尤其在氹仔和路环两岛，但是，从事渔业生产的人占澳门地区人口的绝大部分，直到澳门开埠和贸易发展之后，渔业的从业人员仍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明成化年间，居住在澳门的福建莆田人、泉州人和广东潮汕人集资在澳门半岛的妈阁山兴建妈阁庙，初名为海觉寺。到明朝中期，妈阁庙成为澳门海港的象征。
关于澳门地区的文字记录很晚才出现。南宋时期，有若干史料提到澳门邻近一带地区。成书于1547年（明嘉靖二十六年）的《香山县志》提及路环的九澳山。葡萄牙人皮莱斯在考察东方各国状况后写成的《东方概览》（1512～1515年）一书中有：“除广州港口之外，另有一港名濠镜。”[9]葡萄牙人进入澳门之后，才有了更多的历史文献记录。许多研究者认为，澳门地区潜藏着各个时期的考古文物，但由于近些年城市的迅速发展，现代建筑物不断拔地而起，大量文物很有可能被永远地埋藏在了地下。虽然，宋元时期之前的澳门研究资料十分缺乏，但现有资料可以说明葡萄牙人正式居留澳门之前，澳门居民过着朴实而安逸的渔猎、农耕生活，也可以证明澳门历史的延续性和早期澳门设计艺术的发生及发展状况。
[1]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赵春晨点校，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第1页。
[2]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赵春晨点校，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第2页。
[3]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赵春晨点校，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第2页。
[4] 参见布衣《澳门掌故》，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7，第7页。
[5] 陈炳辉：《澳门史前考古与文化》，澳门：民政总署、澳门艺术博物馆，2003，第30页。
[6] 〔英〕爱德华·卢西·史密斯：《世界工艺史》，朱淳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第13页。
[7] 参见陈炳辉《澳门史前考古与文化》，澳门：民政总署、澳门艺术博物馆，2003，第35页。
[8] 〔英〕爱德华·卢西·史密斯：《世界工艺史》，朱淳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第13页。
[9] 参见陈炳辉《澳门史前考古与文化》，澳门：民政总署、澳门艺术博物馆，2003，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