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键概念论述

本研究旨在研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整合、网络优势与企业创新，提出数字经济情形下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网络优势决定论”。本研究涉及一些关键概念，如海外并购整合、网络优势、技术创新和资源编配。本节将对这些核心概念进行阐释与界定。

一、海外并购整合

并购整合阶段被认为对并购价值创造有重要的影响（Homburg and Bucerius, 2006）。并购整合是将先前两个独立的公司的资源要素结合实现协同效应的复杂过程（Haspeslagh and Jemison, 1991），通过调整业务结构、组织构架、公司文化等，使并购后公司成为更有效率、更有竞争力的统一体（Pablo, 1994）。并购整合在本研究中指的是并购方企业在掌握目标方企业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之后，对双方企业的技术、市场、业务等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与合理化，使并购后企业实现协同效应与技术创新的过程。

已有研究关注了并购整合的多个维度决策，如整合程度、整合速度、目标方自主性等，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整合决策是整合程度，即将目标方的功能活动合并到并购方的组织层级的程度（Zaheer, Castañ er and Souder, 2013）。并购后采取一定程度的整合是必要的，但是整合程度过高或者过低都将会导致价值创造失败（Pablo, 1994）。不充分的整合难以使潜在的收益实现，过度整合将会使一些高级管理者与核心技术人员离职，从而对企业未来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Cannella and Hambrick, 1993）。

业务整合程度是指并购后将目标方的功能活动、核心业务合并到并购方日常运营管理的程度（Wang and Zajac, 2007）。高程度业务整合使并购双方紧密结合，提高知识转移效率，优化资源编配，但同时会造成业务流程变革与社会关系破裂等整合成本（Bauer and Matzler, 2014）。低程度业务整合保证目标方关键资源、研发人员、创新路径存续，但同时降低了对目标方业务和资源的直接控制与管理效率（Zaheer et al.，2013）。

品牌协同（brand harmonisation）是指通过资源编配降低并购双方品牌运营成本，获得规模性协同，同时增强并购双方品牌的联系紧密度，获得增长性协同（Liu et al.，2018）。但是当并购双方市场、客户、产品等资源过于相似时，品牌协同策略势必涉及两个品牌对核心资源的竞争，造成原有客户的品牌认知混乱。

海外子公司自主权是并购方赋予目标方管理者对目标方经营活动进行决策的权力（Zaheer et al.，2013）。尽管已有研究假定整合是排除目标方自主性的（Puranam et al.，2006），最近的研究发现并购整合过程必须同时讨论两个维度：并购双方战略相互依赖以实现协同的需求，以及授予目标方自主性来保存其并购前价值来源的需求（Zaheer, Castañ er and Souder, 2013）。失去目标方自主性将会导致许多负面结果，如目标方核心管理者与研发人员的离任、组织研发环境的破坏等（Paruchuri, Nerkar and Hambrick, 2006）。同时，当目标方管理者经营能力较低，更换目标方管理者、不给予目标方决策自主权，则可以提升并购后运营效率（Colombo, Rabbiosi and Reichstein, 2010）。高目标方自主性有助于提升并购双方关系质量（目标方的信任与合作），避免目标方核心管理者和研发人员感到被边缘化而离任，使目标方先前主导领域的研发探索活动不会被随意削弱或减少，保证目标方关键资源、创新路径及网络渠道存续（Paruchuri et al.，2006）；但是，如果目标方获得自主性，目标方管理者可能会阻碍并购方对目标方资源的利用和重新配置，以保护自身的权威和利益，降低并购方对目标方资源的直接控制与管理效率（Colombo and Rabbiosi, 2014）。

二、网络优势

网络优势是突破传统OLI范式定义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与内部化优势，新兴市场跨国公司以网络资源获取、网络中心嵌入为核心的第四种竞争优势。在对创新网络进行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跨国公司的网络优势划分为两个维度：第一维度是网络中心嵌入优势，得到学界广泛研究并最能反映网络位置影响创新绩效的变量是中心度和结构洞（Zaheer and Bell, 2005）；第二维度是网络均衡嵌入优势，定义为内外网络均衡。

1. 创新网络

Freeman（1991）认为创新网络是企业超越自身组织边界，从外部获取技术和创新资源的重要方式。创新网络是网络内掌握着异质性创新资源的不同企业主体之间的超越自身组织边界、从外部获取技术和创新资源的重要方式（Degbey和Pelto, 2013）。创新网络包含创新主体与网络连接两部分，创新主体为企业，网络连接为企业间的研发合作与技术合作关系。后发企业理论指出，全球化、网络化企业组织以及日益复杂和分散的技术知识使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创新网络边界拓展嵌入全球创新网络进行追赶（Herrigel, Wittke and Voskamp, 201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创新网络是指企业超越自身组织边界、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研发合作、创新资源获取和新技术扩散的动态开放式系统。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实现战略资源获取和技术锁定突破，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关键手段（Pietrobelli and Rabellotti, 2011），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可以从全球网络与全球价值链中获取产业发展所需的知识技能，提高创新能力。

网络中的个体的行动会受到网络关系的影响，个体间互动的过程也对整体网络结构产生影响，决定了网络跨层次分析的研究取向（Rowley and Baum, 2008）。Degbey和Pelto（2013）指出，在网络环境下，海外并购整合后企业的行为人、行动和资源都发生改变，由于全球网络中企业的相互依赖性，并购双方整合的二元关系的改变将引发其网络合作伙伴做出直接反馈行为，进而这些改变会连锁传递到并购双方的间接关系产生更广泛的网络效应，改变并购方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位置。

2. 网络中心嵌入优势——中心度

全球创新网络中，处于不同网络位置的企业对网络中技术资源的获取与吸收能力不同，对网络中其他企业的技术溢出与影响力也有所差异（Bercovitz and Feldman, 2011），占据优势网络位置的企业对资源的控制能力更强，在进行创新活动时更具优势（Lin et al.，2009），得到学界广泛研究并最能反映网络位置影响创新绩效的变量是中心度和结构洞（Zaheer and Bell, 2005）。网络中心度与结构洞这两个指标对网络位置的刻画各有侧重。创新网络中心度是指核心企业在与其他网络成员的关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程度（Lin et al.，2009），网络连接越丰富的节点，其中心度越强，越能促进网络内新知识的扩散与新产品的采用（Cho, Hwang and Lee, 2012）；中心度强的企业是知识资源汇聚和扩散中心，资源获取更有效率，对资源的控制力更强。

3. 网络中心嵌入优势——结构洞

与中心度不同，结构洞刻画的不是网络连接的多少，而是网络连接的异质性与多样性，是指在两个彼此不相连的网络之间起到桥梁作用的位置，拥有非冗余的异质性连接（Lin et al.，2009），占据结构洞地位的企业获得具有动态性、时效性和社会性特征的信息（Wang et al.，2014）。Burt（1992）提出跨越结构洞的企业“有能力前瞻、有广阔的视角、能够在不同群体间传播知识”。

4. 网络嵌入均衡优势——内外网络均衡

国内创新网络的嵌入具有强连接特征、地理的临近性，促进了创新性知识的搜索与频繁交互，有助于利用母国本土绑定的国家特定优势，但同时限制异质性知识获取；海外研发合作、供应商与客户关系具有弱连接特征，对企业获得超越行业内现有技术的异质性、互补性信息有很大的作用，但网络治理难度与风险更高（Coombs et al.，2010）。由于企业海外并购创新的时间和资源有限，因此企业面临着应该优先考虑本地的还是外国的网络合作的问题。本研究借鉴Patel等（2014）的研究，将内外网络均衡定义为企业嵌入时权衡国内网络效率与国外网络效率，使创新网络最大化、获取多样性知识来源，且最小化知识转移难度与协调成本的网络配置方式。

三、技术创新

熊彼特创新理论提出技术创新是对已有知识进行创新的重组或重构（Schumpeter, 1934；Guan et al.，2016）。Freeman（1997）认为技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流程创新与市场创新。并购方股票的累计超额收益（CAR）已被广泛用于评价并购创造的价值（Arikan and Capron, 2010），大量已有文献证实了CAR与并购后长期收益之间的关系，发现并购方企业并购公告日实现的短期收益可以作为并购长期收益的预测，特别地，一些学者将CAR方法应用于技术并购的研究中，Tanriverdi和Uysal（2011）用CAR方法测量信息技术整合创造的并购价值，Sears和Hoetker（2014）用CAR方法测量并购方通过重组目标方的技术知识获得的技术创新收益，他们在实证中对比CAR与传统的专利测量方法（Cloodt et al.，2006；Makri et al.，2010），发现并认为传统专利测量方法刻画了并购方的创新数量，而CAR反映了创新质量，即获取目标方技术知识实际为并购方创造市场价值的能力的预期。

知识溢出：王伟光、冯荣凯和尹博（2015）指出，由于产业要素国际化流动，技术创新复杂性和协同性愈加明显，产业的竞争力离不开创新网络，离不开核心企业以及与之相伴的知识溢出效应。产业模块化理论也认为，单个企业资源有限性导致的专业化分工需求，以及政府反垄断规制下知识社会化扩散的倾向，导致单个企业很难垄断一体化的产业链和独立研发全部技术模块（巫景飞和芮明杰，2007），因此，产业内形成相对独立且相互联系的模块化网络化分工、企业间协同演化升级（Ozman and Muge, 2011）。产业创新与价值创造依赖于强大的核心企业的网络参与、网络配置与网络领袖作用（Hinterhuber, 2002），核心企业控制了产业网络资源的汇聚、扩散与溢出，主导了产业技术格局（Lin, Yang and Demirkan, 2010）与产业内其他企业的产品方向（Perks and Jeffery, 2006）。因此，本研究探究的产业技术创新是以创新网络为媒介的开放式创新。

创新质量：知识是新兴经济体通过海外并购寻求的主要战略性资源，已有较多中国海外并购创新绩效的研究使用专利增长率作为检验并购后技术溢出的判断标准，然而海外并购后专利数量可能存在“专利泡沫”与“创新假象”，未能体现创新性知识的质量。Akcigit等（2015）与张杰等（2018）使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的专利知识宽度测度创新质量，企业创造专利所运用的知识宽度越大，其创新质量可能就表现得越高；本研究在海外并购背景下，拓展张杰与郑文平（2018）对创新质量的定义，创新质量是指创造专利所运用的知识宽度与竞争企业模仿难度，并根据并购方专利是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申请还是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申请，将企业创新质量分为国内创新质量和国际创新质量，以考察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后提升的创新竞争优势是否存在本土区域绑定效应。

四、资源编配

Sirmon等（2011）提出资源编配理论，包含资源识别、资源整合以及资源创新应用三个阶段，其中资源识别阶段包含获取、吸收和消化企业的资源组合；资源整合是指对资源组合进行稳定、丰富和进一步开拓，以形成企业特有能力；资源创新应用是指调动和部署资源组合，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和市场机会实现创新。价值创造需要子过程间的协同（Sirmon and Ireland, 2009），海外并购协同效应的实现需要准确识别并购双方的资源特征，同时需对资源有效整合（Sirmon et al.，2011）。本研究运用资源编配构建资源识别、资源整合、资源创新应用的综合研究框架。其中资源识别阶段，本研究重点关注并购双方的资源相似性与互补性。

1. 资源相似性

并购企业双方的资源相似性刻画了两个公司分享相似技术、产品、市场或者能力的程度（Slangen, 2006），相似性能够促进相互理解以及对已有知识的分享（Cohen and Levinthal, 1990），保证了并购双方资源平稳、顺利融合的可能性。

2. 资源互补性

不同于资源相似性，资源互补性给企业创造了“单一企业所不能够独立发展的能力”。资源互补性最本质的特点是，当增加一种资源的数量会带来另外一种资源的超额回报，两种资源组合的价值超过其单独价值的加总（Kim and Finkelstein, 2009）。互补性能够带来不同的组织元素产生收益增强的协同效应（Wang and Zajac, 2007）。在企业并购中，本研究定义：若并购双方企业具有不同的技术、市场等资源，能够被组合在一起，进而创造出并购发生前双方都无法创造出的潜在价值，则称并购双方存在资源互补性。

本研究在资源识别阶段同时考虑资源相似性、互补性的强弱组合，以及如何与整合程度相匹配才能够促进并购方的全球创新网络位置提升，进而带动中国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因此，本研究从资源编配视角出发，深入探究并购双方资源相似性、互补性及其交互作用如何匹配恰当的整合程度，对跨层次传导机制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