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的悲伤与欢乐

尽管戴维斯持孤立主义观点，但他并不反对捐助资金和物资给反希特勒的事业。1942年，他在华盛顿的战时生产委员会找到一份工作，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帮助美国制造业转化为战时物资供应商。他住在普林斯顿的一间屋子里，即便很晚了，开车经过德国大使馆，还是可以看到里面灯火通明——证明纳粹也在加班加点。他又一次成为周末丈夫和周末父亲。

戴维斯夫妇的第三个孩子——普里西拉·奥尔登于1942年出生，由于护士将她过早地从氧气帐里移出来，小宝宝在产科病房中死于呼吸衰竭。凯瑟琳不敢面对那小小的遗体，而戴维斯强忍悲痛，偷偷看了一眼，告诉凯瑟琳，孩子有双可爱的小脚丫，就像他的一样。凯瑟琳认为孩子的死应该计入战争伤亡，因为最好的护士和医生都随军出征了，留下来的都医术平平。悲伤的凯瑟琳回到费城，和家人待了数周时间。他们过世的孩子被安葬在皮奥里亚的家族墓地。

当时，美国全国上下的家庭都靠战时配给制维持生计，每样东西，从汽油、煤炭，到鞋子和肉类，都凭票供给。人们响应政府号召，在自家庭院里种植作物，这样，农场收获的农产品就可以支援前线的军队。戴维斯一家在自家的后院——胜利花园——种植各类蔬菜，在前院种土豆。遵照父亲的命令，谢尔比和戴安娜每天早早起床，拔除杂草，从鸡窝里拣蛋。戴维斯还以为孩子们会喜欢这些农活，凯瑟琳告诉他，他们并不喜欢。“也许，”她抱着希望说，“等20年后，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才会喜欢吧。”

每个星期六，凯瑟琳都将车停放在路边，全家沿着9号公路步行两英里，到相邻的一个镇子——奥西宁看电影、吃冰淇淋甜筒。浪费汽油被视为没有爱国心，因为前线需要生产出来的每一加仑汽油。如果晚上开着灯、不拉上窗帘也会被视为不爱国。美国人都紧闭门窗、熄灭院子里的灯，这样，敌人的飞机就无法瞄准人口稠密地区进行轰炸。从窗户露出一丝灯光，都违反灯火管制，邻居们被要求及时向当地防空部门报告。

那时，人们在家里的娱乐活动就是聚在屋里坐在收音机或手摇电唱机周围。戴维斯家的电唱机安装在楼上的卧室里，伴随着“戴维斯家族夜总会”音乐的响起，孩子们看着爸爸和妈妈翩翩起舞，听着他们的第一张爵士唱片。在楼下吃早餐的时候，在餐桌旁，他们组成了“谷仓乐队”，混以驴子的叫声、猪的呼噜、母鸡的咯咯、牛的哞哞、狗的汪汪、羊的咩咩，效果不错。谢尔比也会学着鸡叫凑热闹，他喜欢小鸡是因为他和戴安娜可以从鸡窝里收集鸡蛋，然后卖掉赚点钱。“我们鼓励他挨家挨户去卖鸡蛋，”凯瑟琳回忆道，“但是没想到，他把家里留着自己吃的鸡蛋也全都卖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