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的组织性(Organizing Function of Party Press)

“党报的组织性”是列宁、斯大林有关文章中使用过的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报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前者的论述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列宁的《从何着手?》、斯大林的《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等文章中。

1901年5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火星报》第5期发表列宁的文章《从何着手?》,该文用比喻解释了《火星报》“集体的组织者”的角色。他写道:“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从事地方性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5卷8-9页)列宁这里的“报纸”一词是Газета,相当于英文的newspaper。当时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被沙皇警察破获,党名存实亡,《火星报》在一定意义上代行中央领导机构的职责,实际上起到了党的组织者的作用。因此,列宁所说的“党报的组织性”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提出的。

但就党的组织性与党报的关系而言,列宁还有一段论证得很好的话:“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当然,任何行动和任何活动,只有它们是在前进而不是在后退,是从思想上团结无产阶级,提高无产阶级,而不是降低、腐蚀、削弱无产阶级,它们才是有价值的……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因此,觉悟工人始终不应当忘记,对原则的严重违反必定会使一切组织关系遭到破坏。”(14卷121-122页)在这里,党报为党的组织性提供的是讨论和批评的平台。

1922年5月,斯大林发表《纪念<真理报>创刊十周年》一文,写道:“《真理报》在维护党性、争取建立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斗争中是个领导中心。它不仅仅是总结布尔什维克在争取合法工人组织方面的成就的报纸,也是把这些组织团结在党的地下根据地周围并把工人运动引向一定目标的组织中心。”(5卷108页) 1923年5月6日,斯大林在《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Печать как коллективный организатор)的批判性文章中再次提到党报的组织性。文章的主词报刊“Печать”相当于英文的print,可以翻译为印刷品或刊物、出版物。这篇文章批评俄共(布)宣传部报刊局负责人英谷洛夫在《挖掘根源》一文中对党报作用的解释。

英谷洛夫在《挖掘根源》开头,引用了斯大林4月间在俄共(布)十二大上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中的一段话:“报刊在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就其力量来说无异于任何群众性的传达机关;报刊是党每日每时向工人阶级讲话的最有力的武器。”随后他写道:“大概两三年以前,我们同人民群众说,而不是交流。我们说的却得不到回应。我们的报纸只是完成最基本的事情,它们是在布道,而不是在讨论。我们说,他们采纳。而如果是讨论,就不能没有广大无产阶级读者的参与。”斯大林认为这篇文章的错误在于:“第一,他歪曲了中央委员会报告中的这段话的意思;第二,他忽略了报刊的极重要的组织作用。”

对于第一点,斯大林解释道,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原意是报刊应和群众建立一种“交谈”关系,而不是“讲话”关系,这种在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建立的“交谈”关系就其力量来说无异于任何群众性的传达机关。“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报刊的组织作用”。对于第二点,斯大林认为报刊的作用不仅在于鼓动和揭露,“它的组织作用在目前是我们建设工作中最迫切需要的因素”。这种组织性作用具体表现为:“使报纸在全国范围内,在一切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在所有县和乡内有广大的工作人员、代办员和通讯员网,以便有一条线索经过报纸把党同一切工人地区和农民地区连接起来,使党和国家之间、工业地区和农民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充分发挥。”随后斯大林大段引证了列宁1901年论证《火星报》组织作用的话:“报纸的作用并不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5卷 229-231页)

斯大林在引用列宁的表述时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前提:在新的建设环境中,党的领导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不仅存在,而且相当完善,还有国家行政的各级领导机关,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组织者。这时强调报纸这个党或国家的一个工作部门是建设的组织者,报纸就超越了自己的职责,凌驾于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之上了。因此,斯大林的这个说法在党的组织理论上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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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6日《真理报》头版发表的斯大林《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文章开头部分(第二栏下部),随后转版
姚晓鸥提供

斯大林在5月10日的《真理报》上再次发表批评英谷洛夫的文章《欲盖弥彰……》,并以举例的方式说明什么是报纸的组织作用。其中一个例子是“党通过报刊号召”支援运输业,于是群众响应,给报刊寄来数百封决心书,并把自己的几万名子弟送到运输业。另一个例子是党号召同饥荒做斗争,于是群众纷纷响应,给报刊寄来数百封决心书,把自己的子弟送去同富农做斗争。斯大林然后说:“几万几十万工人响应党的报刊的号召……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真正的实在的相互作用。这就是对党的报刊的组织作用所下的定义!”(5卷235页)在这里,他无形中偷换了概念:是党的领导机构在组织、号召,而报刊不过是一种精神渠道,也就是说,报刊在这里发挥的是宣传作用,实际上是党的领导机构以党的名义在组织,斯大林把报刊的宣传作用与只有党的领导机构才能拥有的组织作用混淆了。

斯大林所说的“报刊的组织作用”,作为中国党报理论的一个概念曾经一度被使用,比较典型的解释是1942年4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社论《致读者》,即:“响应党的政府的号召,或者根据党的方针倡导各种群众运动,经常注视和指导运动的展开,具体地帮助各种群众运动和工农大众的斗争。党报决不能是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的记载者,而应该是各种运动的积极的提倡者组织者。”显然,这个解释是含糊的,与党报的宣传作用混淆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体系中不存在苏联那样的独立通讯员制度,斯大林意义上的“组织性”概念虽然有时使用,但始终解释不清楚其实在的内涵。 20世纪80年代后,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骤减,在我国的党报理论中基本消失。(陈力丹、吴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