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隋代洛阳的骈体文
诗歌体裁是纯粹的文学体裁，这是没有争议的问题。骈体文则不同，它是公私文翰的通用格式，既可以是枯燥无味的公文，也可以是文采飞扬的文章。笔者这里所要谈到的，不是就作品的文学属性来定位，而是从其修辞手段、表现手法、感染力程度来考虑，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
《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评论道：“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7]这是说隋炀帝的上述诗文作品铺设文辞朴素无华，思想感情端庄典雅，被全国文人墨客看作标准和榜样。《建东都诏》是以隋炀帝的名义公布的中央文件。当时的运作程序是，朝廷的诏令由内史省（中书省）官员起草初稿，门下省审核、把关，提出意见供内史省进一步修改，门下省通过后，上呈皇帝审核，认可后颁布。因此，对于这类文件，隋炀帝不至于亲自操笔撰写，但既然以他的名义发布，可以算作是他的作品。《隋书·文学传》和古人编辑《隋炀帝集》，就是这样看待的。
大业三年正月二十八日（607年3月1日），隋炀帝在洛阳下了一道《行道度人天下敕》，开头自称其居士法名“总持”，向各个方位的佛、法、僧三宝磕头致敬。接着颂扬佛教玄妙、功德伟大。人们即使暂时还不能透彻地理解因果报应的道理，却每每能感受到因果报应的效果。世间与佛教圣境只是一念之遥，关键要看自己是否能够感悟。小和大互相融通，小是大的开始，小中包含着大，无一不是佛法在统摄，因而要从小事做起，万万不能忽略小事。然后说自己凭借前世因缘，当上皇帝，本该造福百姓，却没能做到广行德化，避免刑罚，使百姓过上富庶安康的生活，因而自己白天黑夜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面临这种局面，自己更是虔诚地归心佛教，必定要博得佛教的慈悲、佑护。因此，要在全国范围内广建胜缘，命令各州请僧众七日行道，度一千人出家为僧。以这样的功德，为民众、飞禽、走兽、游鱼、昆虫等六道众生消除各自无始以来的种种恶业，今生今世的种种罪孽；以这样的善缘，使三界六道清净无垢，包括轮回到最低层次地狱中罪业深重的鬼，都能同其余众生一样，解脱烦恼和痛苦，获得解脱，最终成佛。
《行道度人天下敕》原文是这样的：
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诸佛、十方一切尊法、十方一切贤圣僧。
窃以妙灵不测，感报之理遂通；因果相资，机应之徒无爽。是以初心爰发，振动波旬之宫；一念所臻，咫尺道场之地。虽则聚沙盖鲜，实覆篑于耆山；水滴已微，乃滥觞于法海。弟子阶缘宿殖，嗣膺宝命；临御区宇，宁济苍生。而德化弗弘，刑罚未止；万方有罪，寔当忧责。百姓不足，用增尘累；夙夜战兢，如临渊谷。是以归心种觉，必冀慈愍；谨于率土之内，建立胜缘。州别请僧七日行道，仍总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德，并为一切，上及有顶，下至无间，蜎飞蠕动，预禀识性；无始恶业，今生罪垢，藉此善缘，皆得清净；三涂地狱，六趣怨亲，同至菩提，一时作佛[8]。
这份诏敕是骈体文。讲究对仗，是本文的一大特色。文中运用了一些佛教典故、术语。例如“初心爰发，振动波旬之宫”。波旬是释迦牟尼在世时凶恶魔王的名字，又叫“自在天王”。在释迦牟尼和诸弟子们修持佛教时，波旬常常前来干扰、捣乱。但释迦牟尼法力无边，能降伏这个恶魔。再如“聚沙盖鲜，实覆篑于耆山”。耆山即耆阇崛山，意译为灵鹫山、鹫头、灵山，位于中印度摩羯陀国首都王舍城的东北侧，释迦牟尼常在这里讲说佛法，相关成语有“功亏一篑”、“泰山不让（辞）土壤，故能成其大”等。“聚沙盖鲜，实覆篑于耆山”，是说按照佛教规范自己的言行，从点点滴滴做起，就能积小成大，集腋成裘，成就功德。其潜台词是，否则便会功亏一篑，前功尽弃。这篇诏敕比起其余公文，算是有些文采的。
李密领导河南瓦岗军起义，被推举为魏公，在洛阳一带打仗，以推翻隋政权、建立新朝代为斗争目标。大业十三年（617年），瓦岗军向各郡县发布檄文，作者是瓦岗军的记室祖君彦。祖君彦在隋炀帝时期，在东都洛阳担任书佐一职。李密失败后，割据洛阳的隋势力头目王世充追究他起草檄文的罪责，质问道：“汝为贼骂国足未？”于是把他打昏在地。接着王世充“自欲盗隋”，后悔不该这样对待祖君彦，就派医官前去解救治疗。王世充的郎将王拔柱说：“弄笔生有余罪。”[9]于是践踏祖君彦的胸膛，挤压他的心脏，直到把他踩死，然后在洛阳城东的偃师县，对其尸体追加死刑，割下脑袋示众。
这篇檄文列举隋炀帝十大罪状，归纳为：“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比如第五条罪状赋税苛重、民不聊生，檄文运用典故说：“公田所彻，不过十亩（西周农夫百亩而彻，税率十分之一）；人力所供，才止三日。是以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宁积于人，无藏于府。而科税繁猥，不知纪极；猛火屡烧，漏卮（盛酒的器皿）难满。头会箕敛（秦朝赋税苛重，按人头收谷，以簸箕收取），逆折（预先折合）十年之租；杼轴（织机上用的梭子和滚筒）其空，日损千金之费。父母不保其赤子（婴儿），夫妻相弃于匡床（方床）。万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灭。西蜀王孙之室，翻同原宪（孔子的穷学生）之贫；东海糜竺（三国时东海人，家产钜亿）之家，俄成邓通之鬼（汉文帝赐邓通四川铜山，由他自铸铜钱，他因而钱满天下；汉景帝将其钱没收入官，他寄死人家）。”檄文由此对李密举兵讨伐隋炀帝涂上了一层正义的光彩，既然是顺天应人，当然必定成功。行文至此，檄文充分运用文学手法，壮大自己的声势，说魏公“六合（东南西北上下）所以归心，三灵（天地人）所以改卜”，其余将领皆是一代骁雄。百万义师，气势豪迈，“呼吸则河（黄河）、渭（渭河）绝流，叱咤则嵩（嵩山）、华（华山）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击阵，何阵不摧？譬犹泻沧海而灌残荧（倾大海的水来灭星星之火），举昆仑而压小卵（用昆仑山来压小小的鸟卵）”。檄文号召各地豪杰加入自己的队伍，共同奋斗，在新朝代建立后，“岂止金章紫绶（黄金印章和系印的紫色绶带，指做大官），华盖朱轮（乘坐华美车子），富贵以重当年，忠贞以传奕叶（世世代代）”。檄文对敌方进行分化瓦解，表彰隋将裴仁基“识机知变”，投降瓦岗军；指出一些隋将与瓦岗军作对，或被俘或丧生；敦促其余隋朝官民将吏尽快投降，“如闇（愚昧、糊涂）于成事，守迷不反，昆山（在今江苏省，产玉）纵火，玉石俱焚，尔等噬脐（够不着咬自己的肚脐眼，比喻后悔也来不及），悔将何及！”檄文结尾说：“黄河带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丽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海内，咸使闻知。”[10]
这篇檄文大气磅礴，震撼力极强，感染力极强。这种效果，得力于骈体文的表达方式：运用意象，把可悲下场描写得令人恐惧，把美好前途描写得令人垂涎；而且重复用句，加强语气，形成排山倒海的气势。但全文过长，总共二千九百三十六字，不便成诵，运用了很多生僻的典故和术语，古奥难懂，难免影响读者的接受和传播。特别是加入起义队伍的农民，谈不上有什么文化基础，根本弄不懂檄文在说什么。檄文中几次把李密比作东汉光武帝刘秀，十分不类。李密并非出身前代帝室，经历也和刘秀不同。他想建立新朝代，同隋朝所替代的北周、陈朝没有任何关联，不像刘秀推翻王莽的新朝而承续西汉政权那样。“罄竹难书”的成语虽由本文“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简化而来，但并非新创，而是模仿《后汉书》的说法“楚越之竹，不足以书其恶”[11]。但从当时洛阳的文学状况来说，还没有别的骈体文能达到这样的文学水准。
[1]《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开皇十四年条，第5546页。
[2]〔唐〕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59页。
[3]〔明〕张燮：《隋炀帝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88册，第286页。
[4]《续修四库全书》第1588册，第284～285页。
[5]《续修四库全书》第1588册，第290页。
[6]《续修四库全书》第1588册，第291页。
[7]《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第1730页。
[8]《隋炀帝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588册，第316页。
[9]《新唐书》卷八十四《李密传附祖君彦》，第3687页。
[10]《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第2213～2218页。
[11]〔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中华书局，1965，第5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