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辨析

在经济增长理论问题上，有的学者断言马克思没有经济增长理论，而西方经济学有经济增长理论。在他们那里，这一断言便成了主张用西方经济学范式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一个理由。可是，这一断言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只要如实地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历史考察和辨析就可以发现，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上，是马克思第一个系统地创立了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费里德曼首先建立了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西方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落后了半个多世纪，后来才在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启示下，在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的经济增长数学模型的启发下，尝试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对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并不讳言，他们也承认这一历史事实。

一、古典学派对增长理论的探索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研究偶尔涉及总生产，从整个社会出发考察总生产问题。在配第之后，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康替龙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问题做了初次的尝试性分析。在《商业性质概论》中，康替龙分析了总产品在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和手工业者三大社会集团之间的流通。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把康替龙分析的关系叫做“三角交换”关系。美国经济学家R.V．伊格绘制了《康替龙流通图》，以表述康替龙关于社会总产品在三大社会集团之间流通的基本观点。《康替龙流通图》是最早的社会再生产流通图。

康替龙对社会总产品在三大社会集团之间的流通的分析，是魁奈《经济表》的重要思想来源。魁奈的《经济表》是对《康替龙流通图》的重大发展，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论著中分析社会总产品再生产和流通的最杰出的文献。魁奈的《经济表》是对社会资本总生产和流通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一次天才尝试，这种尝试是在18世纪中期——政治经济学的幼年时代——进行的。魁奈以商品循环的公式为基础，把社会总产品的流通作为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流通来分析；把流通过程只看做这种再生产过程的形式，把货币流通只看做资本流通的一个因素；从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中说明社会各阶级的收入的来源，说明资本和收入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和最终消费之间的关系；把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流通包括在资本流通之内，并把原料生产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的流通当做再生产的要素。这一切都是天才的见解。

魁奈的《经济表》也有不少缺点和矛盾。它在分析上的缺陷主要在于以下几点：第一，由于只按周转方式把资本分为原预付 (固定资本)和年预付 (流动资本)，而没有按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把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因而不可能从价值构成方面对年总产品的实现展开分析。第二，由于只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和工业，而没有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类这两个部类，因而不可能从实物构成方面对年总产品的实现展开分析。第三，只分析一年的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而没有分析多年的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只分析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而没有分析生产规模变动的情况；只分析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而没有分析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也就是说，它只进行了短期分析，而没有进行长期分析；只进行了静态分析，而没有进行动态分析。这些缺陷导致魁奈的分析虽然接近了经济增长理论的门槛，但是未能进入经济增长理论的殿堂。

亚当·斯密在再生产理论方面的分析总的说来不如魁奈。他接受了魁奈的一些理论遗产，在考察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时闪烁出一些思想火花。这主要是他实际上接触到了社会总产品的实物形式和价值形式如何补偿的问题。但是，斯密的教条成了他分析再生产思路上的绊脚石。这是因为：第一，如果社会年产品只分解为收入，即只分解为创造的新价值，而不分解出转移的旧价值，就不可能从价值形式上考察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是如何进行的；第二，如果社会年产品只分解为收入，即只分解为供个人消费的消费品，而不分解为供生产消费的生产资料，就不可能从实物形式上考察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是如何进行的。

大卫·李嘉图在再生产问题上也只有一些零星的思想因素，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李嘉图也受到斯密教条的影响，没有看到作为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以更新的形式再生产出来。李嘉图同样也不理解再生产的物质条件。

在古典经济学家中，乔治·拉姆赛的再生产理论值得一提。他发现了李嘉图的错误：“李嘉图……总是认为整个产品是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分配的，而忘记了必须有一部分用来补偿固定资本。”拉姆赛又说：“无论总产品是多还是少，其中需要用来补偿以这些不同形式消费了的这部分资本的数量都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动。只要生产以同样的规模进行，这个量就必须认为是不变的。”发现了李嘉图的错误，也就是发现了斯密的错误。这就有可能为纠正他们的错误，为正确描述实际的再生产过程开辟道路。拉姆赛区分了“整个国家”的再生产和“单个资本家”的再生产，把两者当做两个独立的现象来考察。他认为前一个生产过程是以产品补偿产品，后一个生产过程是以价值补偿价值。这一独特的提法，表明他模糊地意识到再生产问题实际上是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但是，他的理解是片面的，虽然考察单个资本的总生产过程时可以不考察“以产品补偿产品”，但是考察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时则必须同时考察“以产品补偿产品”和“以价值补偿价值”。

以上是英国和法国古典经济学家对社会资本再生产所做的部分理论探索。马克思在创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时，所承继的就是这笔有限的然而有启示意义的理论遗产。

二、马克思创立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考察

美国著名经济增长理论家E．多马在考察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之后说：“增长模型……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马克思的增长模型指的是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马克思创立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过程就是创立经济增长理论的过程。

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批判地继承英国和法国古典经济学有关理论遗产的成果，也是批判斯密教条的成果。马克思抓住了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即社会总产品一方面在实物形式上如何补偿，另一方面在价值形式上如何补偿的问题。

马克思创立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时，首先科学地建立了两个基本前提。这两个前提曾经是长期困扰英国和法国古典经济学家的难题。这两个前提就是：社会总产品在价值形式上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构成；在实物形式上由第一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第二部类生产的消费品两个部分构成。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解决了新价值创造和旧价值转移的问题。这为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了斯密教条的错误，一方面批判了斯密在价值形式上漏掉不变资本的错误，另一方面批判了斯密在实物形式上混同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错误。批判和纠正斯密的错误，就为正确解决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铺平了道路。马克思在对斯密教条的批判中确立了自己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创立了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原理和社会总产品的实物构成原理。

马克思在1865—1870年完成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稿和第二稿中，进一步研究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在第一稿中，马克思研究了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过程、扩大再生产的实现过程、再生产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等问题，并阐述了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方法论问题。在第二稿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理论。

马克思在1881年写成的《资本论》第二卷第八稿中，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过程和实现条件。至此，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体系最终完成。

从以上简要的历史考察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从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到19世纪80年代初最终完成自己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经历了20多年的漫长过程。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再生产理论观点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正是在逐步深入地、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家有关理论遗产的过程中，在逐步深入地批判斯密教条的过程中，马克思逐步形成、发展和最终完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的科学体系，即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体系。

三、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体系即经济增长理论体系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一) 个别资本再生产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关系

个别资本再生产属于微观经济领域，社会资本再生产属于宏观经济领域。马克思从未像后来西方经济学家那样把微观经济领域和宏观经济领域隔离开来或孤立起来进行考察，而是在它们固有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中分别加以研究。在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时，马克思看到，相互联系的个别资本的总和构成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相互依存的个别资本行为的总和构成社会资本行为，相互交错的个别资本运动的总和构成社会资本的运动。微观经济领域的个别资本和宏观经济领域的社会资本既有共性，又有区别。

(二) 两种基本前提或两种构成原理

马克思通过对英国和法国古典经济学家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批判和继承，彻底弄清楚了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时必须同时考察“以产品补偿产品”和“以价值补偿价值”这两个关键问题。从实物形式考察，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即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从价值形式考察，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前者是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第一个基本前提，即实物构成原理；后者是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第二个基本前提，即价值构成原理。

(三) 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

简单再生产是没有资本积累从而生产规模不发生变化的再生产。马克思从两个基本前提出发，通过深入研究，发现了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马克思用等式表示这种条件。等式的含义是：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等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这就是说，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在价值量上等于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的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从这个条件可以导出：第一部类全部产品的价值之和，等于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从这个条件还可以导出：第二部类全部产品的价值之和，等于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满足了上述条件，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就得以正常进行。

(四) 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

扩大再生产是发生资本积累从而生产规模扩大的再生产。马克思同样从两个基本前提出发，通过深入研究，发现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马克思用等式表示这种条件。等式的含义是：第一部类原有的可变资本价值、追加的可变资本价值与本部类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之和，等于第二部类原有的不变资本价值与追加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从这个条件可以导出：第一部类全部产品价值之和，等于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原有的不变资本价值与追加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从这个条件还可以导出：第二部类全部产品价值之和，等于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原有的可变资本价值、追加的可变资本价值、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之和。满足了上述条件，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就得以正常进行。

(五) 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会转变成失常的条件

马克思发现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同时指出，自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经常满足这种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他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 (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会“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可以看做宏观经济的零增长；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可以看做宏观经济的正增长；社会资本缩小再生产可以看做宏观经济的负增长。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其中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把静态分析动态化，把短期分析长期化。在《资本论》第二卷问世后的几十年中，西方经济学家无力解读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独立地拓荒的这个科学领域，不仅在恩格斯1885年撰写《资本论》第二卷序言时是“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而且直到剑桥学派的琼·罗宾逊1942年出版《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这一领域大部分仍未有人耕耘过”。

同过去相比，西方学者今天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领悟和评价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英国经济学家E．罗尔对这类现象进行了解释。他说：“对马克思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做出严肃而不偏不倚的评价的可能性，是随着科学本身的进步和其周围的社会形势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变化的。在经济学中新分析工具的发展，对马克思的概念给予了新的看法，从而使人们能够判断这种概念可能具有的分析价值。”

现在，西方经济学家已能解读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他们懂得，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就是经济增长理论。西方经济学家现在并不讳言马克思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所作的开创性贡献，而是承认存在“马克思的增长理论”，承认“马克思是一位增长理论家”。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建立的第一个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

西方经济学家现在不仅承认存在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及马克思是一位经济增长理论家，而且承认最早建立经济增长数学模型的不是西方经济学家，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Γ.A．费里德曼从苏联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对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第一项研究成果是1927年发表的《关于美国1850—1925年和苏联1926/1927—1940/1941年国民经济结构和动态的思考》。他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代表作是1928年发表的论文——《论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理论》。这篇论文是费里德曼向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交的一份关于苏联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报告，后来分两次连载在1928年11月和12月的苏联《计划经济》上。

费里德曼的增长模型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是马克思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两个基本前提或两种构成原理。对此，西方经济学家是很留意的。美国经济增长论者E．多马1955年对费里德曼1928年的成果进行评论时说：“从历史观来说，无论他 (费里德曼——引者)获得的成就有多么重要，他的成果基本上很类似于，并且可以还原为 (后来)西方发展的那些成果。”这是多马看到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是承认费里德曼的经济增长模型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增长模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多马发现：“费里德曼是从马克思有名的总生产分类公式开始的：一个经济的总生产 (W)分为第一部类——生产资料……和第二部类——消费资料，每一部类的生产以C (不变资本)、V (可变资本)和S (剩余价值)来表示。”西方经济学家在借鉴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时，所不能接受的正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原理。

西方经济学家解读了费里德曼从自己的两个部类的增长模型中推导出的两个原理。第一，关于两个部类的资本存量比率的原理。费里德曼的结论是，较高的增长率要求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具有较高的资本存量比率。第二，关于两个部类之间的投资分配的原理。费里德曼的结论是，投资沿不变的增长路线按照既定的资本存量比率在两个部类之间进行分配。费里德曼的两个原理表明，在资本产出比率已知时，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的资本存量比率越高，相应地，投入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的资本增量的比率越高，增长率就越高。费里德曼认为，计划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确定两个部类的资本产出比率和资本存量比率。

西方经济学家对费里德曼的研究成果的评价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他们承认，苏联经济学家费里德曼的经济增长模型在时间上领先于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模型。例如，西方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说：“就增长理论来说，费里德曼的著作远早于当代西方的著作。”第二，他们事实上区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和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费里德曼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者之一”。第三，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增长理论建立的增长模型在学术水平上也领先于西方的增长模型。例如，E．多马在1952年说：“在各经济学派中，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苏联文献里也的确出现了一些非常精致而有趣的增长模型”, “这些苏联模型较之西方国家类似的尝试有更大的发展”。

五、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考察

在20 世纪30 年代大萧条期间，当西方经济学陷入了“可怜而又可笑的混乱状态”时，罗宾逊认真地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1942年，她出版了著名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罗宾逊认为：“马克思在许多方面比 (西方)正统派经济学家更得到现代人的共鸣”，马克思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西方经济学家“得向他学习很多东西”。按照罗宾逊的看法，西方经济学家应当向马克思学习的方面之一就是经济增长理论。

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罗宾逊提出了三个重要论断：(1)马克思主要关心长期动态分析，而这一领域现在大部分仍未有人耕耘过；(2)(西方)正统派的学院式分析，对此未有贡献；(3)现代学说(凯恩斯经济学——引者)则尚未很好地摆脱短期的桎梏。罗宾逊在这里实际上向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研究课题：要像马克思“关心长期动态分析”一样，把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发展成为长期动态分析，即要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建立经济增长模型。罗宾逊的这三个论断应该说是符合经济增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事实的。

将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长期化和动态化的任务，是由英国经济学家R.F．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E．多马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的。其主要成果就是人们熟悉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罗宾逊说出了马克思的增长模型和哈罗德—多马模型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的图式，为研究 (凯恩斯的)储蓄和投资的问题，以及研究资本品的生产和消费品的需求之间的平衡，提供了一种极其简单而又不可缺少的方法。它……被哈罗德和多马进一步发展成为长期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罗宾逊对自己圈子里的同行盲目攻击马克思不无遗憾，她说：“假如马克思被当做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来加以研究……那将节省了我们大家许多时间。”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之间的关系，作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建立者之一的多马本人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苏联文献里也的确出现了一些非常精致而有趣的增长模型。”并说：“就我来看，探索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增长模型……并指出它和凯恩斯相应模型的关系，是值得的。”

西方经济学家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绝不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家会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建立他们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对于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或两种构成原理，他们不可能都接受。他们可以有条件地接受第一个基本前提或实物构成原理，即将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两个部类的原理，但是，他们绝不会接受第二个基本前提或价值构成原理，即将社会总产品价值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的原理。他们很明白，C、V、S 并不是三个抽象的数学符号，而是蕴含着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这同他们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完全对立的。他们用来代替马克思的实物分析和价值分析的是凯恩斯的储蓄—投资分析。即使是第一个基本前提或实物构成原理，他们也不愿采用马克思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这类术语，而是代之以他们惯用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这类术语，尽管他们并非不知道他们的资本品和马克思的生产资料两者之间并不能完全画等号。

哈罗德和多马各自建立的增长模型，是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史上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目的是将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推广到经济增长问题上。哈罗德和多马各自所做的工作都是将凯恩斯的短期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长期化和动态化。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必须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即由资本家的集体意愿投资水平所决定的增长率，而且必须等于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即为了使经济实现持续充分就业所需的增长率。哈罗德等人认为，三种增长率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能相等，因此，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很难实现稳定增长。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又是经济剧烈波动的过程。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旦偏离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状态，不仅不能自行纠正，而且会造成更大幅度的偏离。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不满意哈罗德等人的上述结论，他们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做了重要修正。20世纪50年代中期，R.M．索洛、T.W．斯旺等人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索洛等人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之所以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结论，是因为这个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不能相互替代，从而资本产出比率是一个定量，只要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就能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实现稳定增长的结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家的基本思想是：当经济中不存在技术进步时，经济最终会陷入停滞状态，但是，当存在外生的技术进步时，特别是当外生的技术进步采取哈罗德中性形式时，经济就能沿着一条平衡增长轨道移动。

新古典增长模型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迎合了当时逐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正因为如此，这一理论一经提出，便很快取代了不太有利于粉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成为西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之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经历了20年左右的停滞期。N.G．曼昆称这个停滞期为增长理论的“休眠状态”。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增长理论，打破了新古典增长模型长期占据正统地位的这一局面。

新增长理论又叫做内生增长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新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研究长期增长率的决定。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巴罗模型、雷贝洛模型、琼斯—真野模型等都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模型。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新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等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模型。

新增长理论的主要思路是：肯定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并对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进行理论分析。新增长理论家认为，技术进步并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家所理解的那样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主要是经济当事人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结果。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边干边学、人的素质的提高、新型资本品或消费品的出现、产品质量的提高等。正是由于新增长理论对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的强调，以及对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的分析，这一理论现在已经成为“知识经济”这一提法的理论基础。

新增长理论否定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市场机制能够保证经济沿着最优增长轨道移动、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具有长期影响的观点，承认市场机制可能造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低效率，认为适当的政府干预有助于经济增长。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市场万能论不同，新增长理论家认识到，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存在静态失灵，而且存在动态失灵。应该说，他们的这一认识是一种进步。不过，尽管新增长理论家多少认识到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从而使新增长理论比新古典增长理论前进了一步，但是，由于新增长理论家仍然囿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构建他们的模型，因而这种进步是有限的。新增长理论家虽然承认市场经济中外在性或垄断因素的存在将使分散经济无法沿着最优增长路径增长，但又企图通过政府的力量完全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使经济最终回到最优增长路径上来。因此，他们的论证只不过是想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利用政府干预实现最优增长。事实上，造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利用生产最大可能性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阻碍了生产潜力的最大限度的释放。资产阶级国家实行政府干预的政策可能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得到一定的缓和，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指望通过政府干预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其全部生产潜力从而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最优增长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六、几点结论

从以上对增长理论的历史辨析中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1)在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上，英国和法国古典经济学家曾经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闪烁过一些思想火花，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上留下了不多的然而却是有启示意义的理论遗产。其中，曾经碰到的优秀古典经济学家的“以产品补偿产品”和“以价值补偿价值”的难题，更是富有启示意义的理论遗产。

(2)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理论遗产的基础上，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方面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科学拓荒，独立地开辟了后来被称为经济增长理论的新领域。马克思创造性地建立了两个基本前提或两种构成原理，在正确的前提下创立了严密的、完整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体系。马克思在这个领域的科学成就不仅在他自己的时代全然是开创性的，而且在半个多世纪中他开创的这个科学领域几乎还无人进入。这不能不说是科学史上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

(3)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尝试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数学模型。费里德曼在这一方面的科学成就令世人瞩目。他的成果既引起了后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重视，又引起了后来研究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西方经济学家的重视。

(4)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对马克思怀有偏见，不是恶意攻击，就是盲目批判。当他们有人认识到马克思是一位严肃的理论家，并把马克思作为一位严肃的理论家来对待时，他们发现了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在马克思的科学理论的启示下，他们尝试制定他们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他们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至今也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一大批西方学者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增长模型。他们相互批判，不断地用新的模型替代旧的模型。应该说，在为数众多的西方经济增长模型中，有一些是有实际意义的，但是，这些模型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都是西方经济学，不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是凯恩斯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不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因此，就总体而论，建立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也就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理论和模型。

(5)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增长理论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是：第一，用简洁的数学模型正确地、准确地、精确地表述马克思用图式表达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二，用数学模型表述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的平衡条件在生产的自发形式中经常遭到破坏，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理论；第三，用数学模型表述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理论；第四，将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成果，以及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对我们都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