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米夫来上海，让瞿秋白“滚蛋”，打周恩来“屁股”；王明初露领袖态。中央“三人团”进入苏区。二十万军重入赣，中央指示退出苏区，毛泽东舌战众“钦差”。一步险棋：东固守株待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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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化若不见毛泽东再吟下去，便问：“总政委，好一首《渔家傲》，怎么只做了上半阕呢？”

毛泽东道：“断敌一指，仗没打完，我这首词做完了就不对了。”

回到前线指挥所，各军战报已被作战参谋汇集个大概：歼敌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活捉了张辉瓒，缴武器几千件，子弹正在统计，电台一部。

毛泽东用笔在电台下面划了一横：“太少了，太少了。要是我们每个师都有一部电台，这仗就好打了。”

昨晚对毛泽东的布置只是感觉快和全面，今晚面对的是可圈可点的战果。下一步如何行动？包括朱德在内，众人都等着毛泽东发言。

毛泽东见状，一挥手说：“一天歼敌一个师，我们应该仰天长笑！”

笑声过后，朱德很有点严肃地提醒道：“这一仗把敌人打疼了，敌人又是临时凑成的‘八国联军’，恐怕都要各自逃命，眼下是不是该组织一次追击？”

“敌退我追。”毛泽东点点头说：“鲁涤平有两张王牌，今天被我们吃掉了一张，明天，不，今天我们杀个回马枪，再去吃另一张。鲁涤平是这次进剿的王，咱们擒贼擒王。把鲁涤平搞成个光杆司令，他还有脸去指挥谁？那时候，就可以说这一仗我们打赢了。这次吃张辉瓒吃得干净，下一次吃谁？鲁涤平若是有点血性，就会即来报仇，这样咱们就能把他的第二张王牌一口吞进肚里去。命令各军，发扬不怕疲劳的战斗精神，回师小布，准备聚歼谭道源师。”

1931年1月1日，毛泽东同朱德在宁都南林签发命令，决心全力消灭谭道源师，强调指出此次战争关系全局，各官兵应不惜任何牺牲，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毛泽东在命令中着意写道：“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人的无线电机，不准破坏，还应收集无线电台机务员、话务员等。”

获悉张辉瓒师被歼，鲁涤平就感到厄运之神已伸手攫住了他。身在以实力排座次的国民政府，鲁涤平不敢逞一时血性，押上自己后半辈子的政治生命。他没有选择立即兴师报仇的道路。红军能在一天内吃掉他大半个王牌师，战斗力之强足让他胆寒。若是不知进退，万一把谭道源师再送进去，到南京上军事法庭，腰后面就再没有硬东西来撑了。

张辉瓒师被歼的第二天，鲁涤平急令谭师速退洛口，与许克祥师靠拢。兔死狐悲，谭道源一见红军挑来拣去先吃了张辉瓒，便知道自己已经被朱、毛列在下一道菜的菜单上了。张辉瓒在最后的时刻，尚在电台里向“谭兄”哀号呼救，要是自己也落到这步田地，该向谁开口呢？说一声“念在党国的份上”能打动人吗？党国是谁？今日是蒋介石，可混战连年，谁能保证明天冯玉祥或者桂系不能代表党国？

所以，接到鲁涤平的撤退令，谭道源感到如遇大赦，急令所部向东韶夺路而去。

1月2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小布号令部队：“明晨全线追击谭道源。”

1月3日，红一方面军在东韶咬住了半个谭道源部，经过大半天战斗，消灭谭师过半，俘官兵三千余，缴长短枪两千余支，机关枪四十余挺，迫击炮四门。最让毛泽东兴奋的是，又缴获了一部电台。

五天打了两个大胜仗，总指挥部就常有师以上高级将领“顺路”光顾。他们看见毛泽东精凝神聚对着刚缴到的大作战地图沉思，不敢前去打搅，都是投去一个崇敬、钦佩的眼神，转过身来，嘻笑着小声向慈父一般的朱德央求着什么。

毛泽东一直在地图前站到傍晚，丢下一地劣质烟头。转过身道：“这帮娃娃鬼鬼祟祟和你说了点啥？是不是把胃口吊起来了？再想打这样的仗，就想过头了。”

朱德为难道：“都是来请求下令明天去打洛口的，个个都能讲一套套理由，我不好挫他们锐气，说等和你商量商量再说。”

毛泽东叹口气道：“骄兵必败，穷寇莫追。真正能不养骄兵，不追穷寇，难呢！晚上开个师以上干部会，泼点冷水清醒清醒，这盆冷水由我来泼。”

1月3日晚，红一方面军师以上干部近三十人欢聚刚刚占领的东韶，恭听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仔细分析了打洛口的几多困难后，很不客气地说道：“明天我们不能去打洛口，而是要回小布。我们打了两个胜仗，有些同志以为自己像天兵天将一样，这不好，不能骄傲。”

1月4日，毛泽东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见了被解放的无线电台人员，欢迎他们加入红军，希望他们为建立红军电台而努力工作。

次日，红一方面军鉴于敌人已退守兴国、吉安、永丰、南丰之线，转入巩固和扩大苏区、发展壮大自身，为再次打破敌人的“围剿”，做准备等工作。

至此，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告一段落。若干年后，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写的《剿匪战史》公开出版，里面有这些反省之语：红军“凭藉苏区组织，从事作战准备”，他们“控制民众，刺探军情，传递情报，并封锁消息”，终“乘虚蹈隙，机动集中兵力，先后各个击破我第九路军第十八、第五十两个师，以致第一次‘围剿’作战失利”。

这部台湾当局编撰的书里，应该加上这样一句话：“此类战法，全民皆兵，实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事实上，在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他们并没深刻地意识到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巨大威力。

这里似乎应该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几个特殊人物的后来命运作一个交待。鲁涤平，以作战不力被免去南昌行营主任之职，日后虽仍在国民党政治舞台上行走，但每况愈下，后因查一暗杀案被军统方面派人下毒灭口，第一次“围剿”作战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张辉瓒，被俘后曾求毛泽东高抬贵手饶他一命，毛泽东也拟用他做红军学校教官，但他手上沾的革命者鲜血太多，1月28日，在万人的怒吼声中被斩首。据传，张辉瓒被杀后，群众将其首级装入木笼中，笼插三角旗，旗上书“这是张辉瓒的头”，笼被置赣江中，后被国民党军捞获。又据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披露，蒋介石曾有意以释放大批政治犯并付二十万大洋为条件换回张辉瓒。朱德日后曾云：“我们对杀了他很感后悔，倒不是因为那笔钱，而是因为蒋介石对杀了他进行了报复，杀害了许多我们在狱中的同志。”

2

1931年1月15日，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小布宣告成立，毛泽东、朱德等九人为委员，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建立由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取消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至此，项英成了江西中央苏区党、政、军一号领袖人物，毛泽东受他直接领导。

可是，一个“三人团”的到来，事情很快发生变化，项英从政治生涯最辉煌的巅峰跌落下来。

这里需要补一个不长不短的故事。

故事的开头接续着李立三在那次会议上对共产国际的“大不敬”的发言，小个子王明以此向共产国际告状。两个多月后，共产国际给中共写了一封史称“十月来信”的指示信，把批李立三的调子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并透露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将在适当的时候来中国协助中共解决路线方针的大问题。

二十六岁的王明一边度着蜜月，一边起草后来成为他上台后的施政纲领的重要文章——《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同时，他又接连写信给中央，要求为他平反。理由很充分，李立三已被共产国际批判了，而他是反李立三的英雄。在后来那篇臭名昭著的长文里，王明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瞿秋白，认为瞿秋白领导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同样因为通讯的极度不便，中共中央直到11月16日才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周恩来和瞿秋白这才看出王明、博古等人前一段对中央提出的批评和共产国际的批示惊人的一致。

12月初，王明等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指责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要求由国际组织临时的中央领导机构。罗章龙等一些三中全会时受到批评的人，也跟着闹起来，也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

12月10日，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的身份出现在上海滩上。四天后，米夫提出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再过两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取消对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的决议。

中共中央当时的自主性于此可见一斑。

12月26日，中共中央再次根据米夫的指示，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博古被任命为团中央宣传部长。

月底，六届四中全会尚未召开，《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已起草完毕，并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名义，拟好了一份新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圈定了出席这次会议人员的名单。米夫所圈定的三十七位出席者，有十五名连中央委员也不是，其中包括王明。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召开了。米夫以太上皇身份左右着会议。

米夫在这一天的会议上，有过这样一个发言：“忠发、锡根、向应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于是乎，向忠发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周恩来也勉强保住了位置，李立三和瞿秋白只好“滚蛋”了，原是政治局常委的李维汉也“滚蛋”了，而且被“踢”出了中央委员会。

这天下午，开始选举新的政治局人员。

米夫拿出这样一个名单：政治局委员九人，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王明；候补政治局委员七人，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

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一点也不显赫。

罗章龙此时领一千人杀将出来，当众读了一份他们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名单，与米夫唱对台戏。

解决这个尖锐矛盾的办法，只有投票表决。按照组织原则，中央全会只有中央委员才有表决权，米夫一句“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组织原则也乖乖地靠边了。

表决的结果当然是通过米夫的方案。这又是在苏联政界无足轻重的人物就可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又一明证。因为米夫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王明路线时期。

看看鲍罗廷、罗明纳兹、米夫日后的命运吧。1927年秋，鲍罗廷回国，斯大林拒绝召见他，旋即，他被安排在一家外文出版社做一名编辑，1949年因特务嫌疑被捕，两年后惨死于西伯利亚流放地。罗明纳兹1927年底回国，即被调离共产国际，下放到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高加索地区，三年后被指控在高加索组织反党集团，受到内部控制，又过四年，因受不了漫长的精神折磨，自杀身亡，自杀后被开除党籍。这个米夫在中国呼风唤雨，回国后渐渐在共产国际失势，一度当过后来去莫斯科当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手下，1938年被苏联专政机关处决。

六届四中全会，改变了众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的命运。李立三去苏联作检查，一去十五年；罗章龙不服，搞第二中央，旋即被开除党籍；瞿秋白告长假休养，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曾这样描述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心理感受：“我第二次回国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要漫长！人的精力已经像是完全用尽了似的。”

王明此时虽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局委员，却因他有米夫这样一个后台，实际上已成为中共的新领袖。向忠发只是个名分上的总书记。

因为朱、毛红军刚刚大败敌军，中央此次派去一个代表团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以示重视。这个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任弼时和王稼祥日后都成了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

四中全会是对三中全会的否定，项英尽管因工人成分在四中全会上保住了政治局委员，但他去苏区代表的却是三中全会，自然也需要打打屁股。

3

正当米夫在中共中央上层叫这个“滚蛋”，扶那个上台外带“打屁股”的时候，蒋介石限令“剿共”各军两个月内将湘赣红军肃清，并为再进剿提出招集流亡、实行连坐法、扶植自卫力量、实行推进四条办法，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以湘赣鄂闽四省剿共司令名义代理总司令职权。

1931年2月10日，何应钦就任南昌行营主任，布置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2月17日，也就是1931年正月初一，毛泽东在小布军民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迎春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积极整训部队，扩大根据地，大搞生产运动，发展苏区经济，以对付敌军的下一次‘围剿’。”

几天后，毛泽东得知何应钦这次调集了二十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准备进攻苏区，不禁词兴大发，补写了《渔家傲》的下半阕：“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半天，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再一次在苏区的地盘上打仗，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国民党调兵遣将，第二次“围剿”即将开始。3月2日，上海的中共中央给中央苏区的指示信中，出现了这样的话：“若遇环境不利，不能做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军、师、团）的撤退，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之下，江西的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

真要这么去做，红军就成了掰苞谷的猴子了。这种想当然的设想，为红军确定战略方针设置了不少人为的障碍。

毛泽东、朱德在小布等到2月底，不见何应钦有何动静，即带领红军主力东移。

中原大战结束，何应钦的军事事业已经达到辉煌的顶点。在几年的新军阀混战中，他再创北伐时期的不败佳绩，放眼军界名宿，哪一个不是他的手下败将？唐生智败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败了，冯玉祥败了，阎锡山也败了，至于少帅张学良，如不是及时易帜，在他何应钦那里注定也讨不到什么便宜。这次奉命讨伐共产党，当然不想给自己的军事生涯涂一个污点。他决定取一个“稳”字，确定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进合击、互相策应的作战方针。这种战法需要各路军马全部到位时才能使用。在他这个庞大的计划中，要动用王金钰的第五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和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蔡两路军已在江西，王军在湖南，孙连仲却远在山东济宁。

孙连仲迟迟不肯开拔，何应钦这厢等米下锅。蒋介石看这阵势，知道说两个月肃清红军又成了大话；不好催何应钦，只好去求孙连仲。直到3月下旬，孙连仲的部队才陆陆续续开进江西。

这段时间，毛泽东指挥苏区军民，在方方面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连怎样写用于宣传鼓动的《时事简报》也过问到了。3月12日，毛泽东亲笔写道：“《时事简报》是极大的黑墨字，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的群众读物。”“《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4月2日，毛泽东还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不做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

与毛泽东这种务实风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项英这段时间的脱离实际。据《毛泽东年谱》载：3月18至3月2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主持在黄陂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决议，以及反对李立三路线和所谓调和路线等问题。会议没有认真组织讨论如何对付敌人新的“围剿”问题。

囿于空泛的是与非的讨论而不管现实中的得与失，本是政治家不成熟时期的通病。1931年前后几年里，中共中央判断是与非的标准大体不离共产国际的一项项与中国国情相去甚远的指示。在这种后来一眼就可看出是白费工夫的争论和斗争中，许多中共领袖白费了自己的才华，有的被莫名其妙地抛向了个人悲剧的道路。

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三人团到达宁都青塘，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

何应钦下达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命令是在3月27日。自4月1日起，国民党军分四路向苏区推进。第十九路军由兴国攻向龙冈、宁都；第五路军由吉安、永丰攻向东固、潭头；第二十六路军由乐安、宜黄攻向大竹、洛口；第六路军由南丰、康都攻向广昌。此次“围剿”，国民党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在军事上，为了求稳，一天只前进五里、十里、二十里，再进一步，必先以小部队进行游击侦察，然后再大部队向前推进，每占一地，马上构筑工事和进行搜山、驻剿；在政治上，每占一地，即召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进行恐怖统治和欺骗性宣传；在经济上，除在外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外，进入苏区后，大肆抢劫、烧杀，企图造成苏区经济困难和人心恐慌。

面对何应钦的这种新打法，中央苏区方面应立即作出反应，合力寻找破敌之策。实际却不是这样，内部是与非的马拉松争吵开始了。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如果何应钦这次采取的仍是长驱直入的战法，历史就成另外的样子了。

在这种危难关头，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首先按部就班地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把迫在眉睫的战事撇在了一边。

毛泽东、朱德耐着性子听了两天，议题才转到军事上。读了中央的指示信，然后讨论是留在江西打还是退出中央苏区打，再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

二十万比三万五，敌我兵力相差悬殊，倒是没人主张硬拼硬打。可这仗怎么打？按中央的指示信办，到湘南？到粤桂北？到贵州东南？也有说去四川的。六大时斯大林讲过，四川西部有成都平原，东部有大山，可进可退，堪称理想的根据地。说来说去，不外以上海、莫斯科的声音为基调。

又是毛泽东独树一帜。他说，湘、粤、桂、赣四省，惟赣军实力最弱，因此我们才有今天这块根据地。应当留在中央苏区打，诱敌深入，依靠军民团结取胜。

在如何用兵的问题上，争论更加激烈。针对“何应钦四路推进不同于张辉瓒孤军深入，我应分兵御敌而不再集中兵力”的意见，毛泽东说，和敌人扭在一起，则必败无疑。

毛泽东话音刚落，就被批驳为“经验主义”，“还没尝试过，怎能未卜先知呢！”

朱德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并建议中央局听听方面军的意见。

毛泽东认为很必要。他再次强调，红军在苏区作战，一有人民的支持，二有熟悉的地形。这两大优势加上集中兵力，才可能打胜仗。

苏区中央局同意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作战方针问题。听了朱德的意见，与会者除有原方面军前委委员，把各军的军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也扩大进来。

4月18日，扩大了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在青塘召开。

传达了中央指示，红军将领们反应平淡，远非“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项英和“三人团”还都不熟悉将领们的心理。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央的指示，哪一次把红军引入过凯旋门？现在的中央，除了撤换一个李立三，又有什么令人振奋的新举措？还没打，就想着打不过，就想到逃跑，军人的尊严往哪里摆？

“这次反‘围剿’作战，红军必胜。”寄希望于这次会议的毛泽东抢先发言：“参加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有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更大把握。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相比，我们更占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仗，我们难道打不赢吗？”

毛泽东的这番话，立即引起一片掌声。

接着，红军高级将领踊跃发言，都坚持主张在朱、毛的领导下打破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既然把这些将领请到会上，就该给他们表决权。这一回，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留在苏区与敌作战的战略方针总算确定了下来。

中午，几十个人饱餐了一顿猪肉炖粉条。毛泽东身边，围着一大群生龙活虎的红军高级将领，把一顿饭吃个笑语满天飞。

下午继续开会，讨论怎样打的问题。

共产国际说过，红军问题已成了中国革命的关键。项英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作为中央四中全会代表团团长，都对“怎样打”这个军事问题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态度。

率先发表的意见是先打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因为他们背后有赣江，可以一举歼灭之。另一种意见认为十九路军不好打，他们入赣几个月了，已经混熟了。不如打朱绍良的第六路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若不是他们跑得快，也要叫吃掉一部分的。

两种意见都有一些红军将领赞同。

毛泽东又开口说话了：“朱绍良上次没让你们打他，蔡廷锴上次没准备让你们打他，为什么？这就好比吃柿子，要先拣软的捏。这次围我们的有四方面的敌人，十九路军、二十六路军、六路军最强和较强，先打他们，都没有必胜把握。蔡廷锴是粤系将领中最能打的一个，去年中原大战，所部未尝败绩，如挑上他，他必与我决战。孙连仲是冯玉祥嫡系，中原大战实力未伤，投蒋后来替蒋卖命，心里一定不甘，不挑他打，他说不定会作壁上观。朱绍良上次没挨打，若这次先挨打，其必尽全力反扑，因为上次他没派兵接应谭道源，必有人攻讦。剩下的只有王金钰的五路军了。五路军第四十三、第四十七、第五十四师从北方新到江西，战斗力又弱，地形又不熟。我军在运动战中首歼第五路军一部有较大所握。而且，打第五路军以后，可就势由西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处扩大苏区，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军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则为赣江所限，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我意第一仗求歼富田出动的敌第五路军第四十七师和二十八师。”

缜密全面，充满智慧，大开大合。

这次会议，毛泽东的主张获胜了。

4

4月19日，毛泽东同朱德下达各军、师向苏区中部集中待机歼敌的命令，限各部于23日进抵永丰县龙冈地区集中。

四天后，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了龙冈地区。当夜，毛泽东住在龙冈。这里正是四个月前聚歼张辉瓒师的地方。

毛泽东吃了晚饭就出了指挥部四处看看。上次打完张辉瓒的第二天就撤回了小布，没来得及到战场上巡视，毛泽东感到有点遗憾。

走了一会儿，毛泽东问警卫员道：“你知不知道捉住张辉瓒的地方在哪里？”

警卫员道：“知道，不过，那地方离这里有七八里远。总政委想看，明天我带你去。”

毛泽东摇摇头道：“不去看了。张辉瓒是长沙人，是我的同乡，早年我和他也有一点交情，上次捉了他，答应过不杀他，最后还是杀了他。一个人奋斗到中将师长，不容易。以后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事情。”

警卫员突然间大喊一声：“口令！什么人？”

没见人应答。

毛泽东四下看看，不见有人，笑道：“小鬼，你的眼看花了吧。”

警卫员突然间口吃起来，“会，会有鬼吗？我确实看见了一个人，极像死去的张辉瓒。总政委，咱们回吧。”

毛泽东朗声大笑道：“哪里有什么鬼哟！张辉瓒就是变成了鬼，只会向我讨账，哪有惊吓你的道理嘛。”

俩人路过一个营地，见几个战士正围在一起说话。只听中间一个战士说：“你们真的没看见？肯定是张辉瓒，杀他那天我见过他，一定错不了。这个地方不好，不能选在这里等敌人。张辉瓒就是在这里住了一夜才完蛋的。龙冈，龙冈，是龙住的地方。”又一个战士说：“虎子，你别瞎扯了。你说这地方不好，哪个地方好呢？”虎子还没说话，抬头看见了毛泽东，站起来怯怯地喊了声：“毛总政委！”

毛泽东做个手势道：“不要拘束，天热了，我也是出来散散步。小鬼，你说这地方不好，这附近难道还有更好的伏击地方吗？”

叫虎子的战士笔挺地站着，朗声答道：“报告总政委，我家就在东固，那地方我熟极了，藏咱们几万红军，一点也不难。那地方好，朝西可以冲到富田，朝东嘛，要是敌人来了龙冈，咱们像打张辉瓒一样打他。”

毛泽东听了，半天没言语，忽然抬手指着虎子说：“你可以带一个连。明天你告诉你们团长，就说我已把你任命为连长了。这一仗打好了，你就到军里当作战参谋吧。”

两日后，红一方面军奉毛泽东、朱德之命，西移四十里，到东固地区隐蔽集结，准备聚歼王金钰部。方面军总部移驻距东固五华里的敖上。

4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山区召开军事会议，请毛泽东作敌我形势、作战策略等问题的主报告，让与会者讨论。其实，这个会是因项英和“三人团”对毛泽东的布置不放心才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整个战役各个歼灭敌人的连续作战计划，并决定了这次作战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与会人员讨论了一天，觉得毛泽东这个计划看上去无懈可击，全体一致通过了。

散会后，许多人心里都还存着这样一个疑问：几万大军猫在东固山里，真能把敌人引来吗？可又都想不出高出毛泽东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不过，有一点他们都服了毛泽东，他竟能把红军在东固集结的消息封锁得严严实实，来东固开会，被赤卫队和儿童团盘查了七八次。

何应钦制定的步步为营的方针，恰好为进剿的各部队提供了保存实力的借口。到了5月初，第五路军还在富田地区打转转。

毛泽东和朱德一看短期内无法等到敌人，于5月5日发布了一道训令：“苏区群众多数动员在作战中放哨、侦探、运输等，田地不能按时下种，必然会影响作战及秋收粮食。全体红军在不妨害作战及警戒情况下，应及时在各地帮助农友栽秧耕田，务于最短时期中将苏区所有田地栽完种完，以便作战及秋收粮食有着。”

这一举措无疑是对当年诸葛亮出岐山屯田的创造性发展。诸葛亮率兵屯田收得粮食为己，红军屯田目的完全在于利民。这一训令出现在二十万大军压境的时候，尤可窥出毛泽东从容镇定的心境。红军这一行动，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这首交响诗增添了一个抒情的乐章。

部队一下田，有的官兵心里就急躁起来，认为这样长期待机不是个办法，求战心理随即生了出来。

5月8日后，红军各个军级干部都想出过由头去敖上方面军指挥部。

毛泽东像早早料到会有这种局面，于5月9日晨，手写了“只议耕种，不谈战事”八个字，让作战参谋贴在总部作战指挥室里。先去的黄公略、罗炳辉、何长工等人一见这几个字，也只敢谈谈耕种了。

5月10日，林彪突然间对罗荣桓道：“罗政委，咱们得去将总政委一军，探探他的底牌。这么等下去，不是个事儿。”

罗荣桓为难地一摊手道：“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在作战室问他，不是等着挨骂吗？”

林彪狡黠地一笑道：“把他引出作战室不就可以问了？”

罗荣桓道：“我可没这个本事。黄军长昨天路过这里不是说过了吗？如今他吃住都在作战室。黄军长送给他两包哈德门香烟，也没敢开口。”

林彪道：“咱们两个去演场戏，我保证把他请出屋子，你去跟他汇报插秧情况就是了，剩下的我全包。”

罗荣桓说：“反正也是闲着，试试就去试试吧。撞了黑脸，可别埋怨我。”

两人上马直奔敖上。

进了总部作战室，罗荣桓去找毛泽东详细谈四军插秧情况。林彪把朱德拉出门，立在门口大声谈着自己这几天如何水土不服，一天要跑几次肚。罗荣桓正在谈江西的水田和湖南的水田的区别，忽听外面一声尖叫，接着就听朱德大声道：“林军长，你怎么啦。”罗荣桓扭头一看，只见林彪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呻吟着朝远处挪着。毛泽东关切地站起来问道：“林军长是不是病了？”

罗荣桓大声道：“这两天他下田太多，劝都劝不住，可能是得了急病。”

毛泽东不假思索走出房子，低下身子问道：“林军长，你哪里不舒服？”

林彪揉揉肚子站起来道：“不碍事。总政委，你出了门，那几个字就不作数了。我这病是叫下面给逼的。有的说法也不是没道理。他们说进攻富田出动之敌，须穿过蔡廷锴、郭华宗两敌阵地间五十里的空隙，太冒险，是钻牛角尖。我说不服他们，特来求个底牌。”

毛泽东微微笑道：“都当军长了，还会这种恶作剧！我可以告诉你，仍要坚持原定计划，即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将其歼灭于运动中。总之，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情况并没有起决定性的变化，坚持预定的打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一定能够钻通它。”

罗荣桓小声问道：“就这样一天一天等？”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答道：“等！等！等！一定要等到兔子撞上来！”